殖民者之间的层次概念

而殖民者则沿袭了欧洲的传统文化，对家庭分工有着严格的定位。如一本关于家庭角色的书中写道：一个女子如果发现丈夫不忠，要佯装不知；如果丈夫是个酒鬼，她就要快乐的认为这一点缺陷抵消了自己的若干不足之处；如果丈夫脾气暴躁，缺少幽默感，她就应该尽量避免出言不逊，要有微笑和奉承来抚慰他；如果丈夫缺少智慧，她就要想到，“妻子通常被造就成比较好的人，是因为她的丈夫没有出息。”

在社会关系中也有严格的等级观念，文斯洛普曾经说过，万能的上帝以其至为神圣和明智的旨意，早已对人类的状况做出了安排，在所有时代都必定有人富裕有人贫困，有人在权力和地位方面高贵而出名，其他人则处于卑贱和服从的位置。18世纪的哈佛学院和耶鲁学院，都以学生的家庭背景作为分班的主要依据。哈佛学院的低年级学生见到学长，都要脱帽致敬，也不能随意谈笑。马萨诸塞的一位总督托马斯.博纳尔一次下楼是遇到一位绅士，那人没有认出总督，所以没有脱帽致敬，总督直接一记老拳，把他帽子都打掉了。弗吉尼亚有个裁缝由于赛马而受到惩罚，因为这是只有绅士才可以做的事。

在衣着方面也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比如马萨诸塞一会在1634年立法规定，不准普通居民购买镶有金，银，丝或者线边的羊毛，丝绸，亚麻衣服；1651年又不准地位低的男女穿着绅士淑女的服装，有人因违反这一条而受到法院追究。1653年纽伯里有两名妇女因为戴了丝绸风帽和披肩被送上法庭，结果证实其丈夫拥有200英镑以上的财产，又得以释放。

那么在殖民地按肤色分成的不同种族中，欧洲裔白人居民是社会的主导，红种印第安人处于殖民地的政治管辖之外，而非洲黑奴则是白人的财产。早在16世纪的英语中，非洲人皮肤的黑色是和“肮脏，愚蠢，邪恶，死亡“相联系的；而自己的肤色白则是一种美好的颜色，象征纯洁，美德，美丽和善良。最终白和黑的反差成了道德优劣的依据，最终被说成是上帝和魔鬼的对立。

白人用当时的流行思维方式看问题，把凡是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合的东西，都视为异端和野蛮。黑人在行为，生活方式和宗教方面与白人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是为开化的野蛮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全身异端邪教。赛谬尔.休厄曾写过一首 “四海一家”的诗来表达他们的文化征服意识：

要是印第安人睁开眼睛，看到生活的光明；

要是世界不再有偶像崇拜；

到那时，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就会同声歌唱基督。

美洲白人出于对生理和文化差异的关注，形成了一道鲜明的种族界线，他们自己是英格兰人，是基督徒，是自由民。而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是异类。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人皈依基督教，但白人所谓的基督徒显然不包括他们。到17世纪后期，基督徒的提法逐渐变少，白人一词成为一个种族优越性的标志。

白人可以将黑人或印第安人作为财产占有，但印第安人和黑人不得购买基督徒作为仆役。白人在议论其他种族时，会自然而然的带着一种优越感。约翰.罗尔夫在谈到自己的土著妻子波卡洪塔斯时，充满轻蔑和贬斥，说他在教育上是粗劣的，习惯上是野蛮的，生理上是可憎的，所有的教养都和我大相径庭。佛吉尼亚的奴隶主兰顿.卡特觉得黑人绝不可能诚实；波士顿的萨拉.莱特出门旅行，在路上看到农场主和黑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还吃黑人用“蹄子”拿过的菜，大为感慨。她用“蹄子”来指黑人的手，因为在她看来，黑人根本就不是人类。所以他们对黑人不杀是因为当作财产了珍惜，如果杀了也不是什么罪过。

在1857年，著名的斯科特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在法庭中就明确表达这种观点：

有人问道：“一个其祖先是从国外输入我国、并被作为奴隶出卖的黑人，能否成为合众国宪法组成并使其存在的政治社会的成员，作为成员是否有资格享受宪法保证给公民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豁免？这些权利之一是发生宪法明确说明的各种情况后向合众国法院提起诉讼。”

坦尼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他们不是的，他们不包括在宪法的‘公民’一词之内，宪法也无意将他们包括在内，因此不能要求享有宪法赋予合众国公民的任何权利和特权。相反，他们当时被认为是一类从属的、低人一等的人，被掌握统治权的种族制服，无论解放与否，始终服从统治种族的权威，除那些掌握权力和政府的人愿意给他们的那些权利和特权外，没有其他权利或特权……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被当做劣种人，完全不适宜同白种人交往，无论是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政治关系中；由于他们是劣种人，因而没有白种人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黑人可以被公正合法的贬为奴隶，为白人的利益服务。……《独立宣言》并没有打算把当奴隶的非洲人包括在内，制定并通过该宣言的人民中没有他们的份，这一点是清楚得没有争论余地的。”

殖民者的层次概念是根深蒂固的，从生到死都是如此，殖民地的法律规定黑人的墓地和白人需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