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和中国的关系

哥伦布以及后来的很多航海者的目标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世界，只是因为当时从欧洲通往亚洲的陆路被当时强大的穆斯林世界所阻断，他们采取了一种西辕东辙的路线。哥伦布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是东方大陆，印第安人的名字也由此而来。直到16世纪英裔殖民者到达北美的时候，仍然对东方世界念念不忘，在现美国东部看到一条比较大的河流，就回欧洲报告说找到了一条通往东方的水路。作为东方人，应该感激印第安人替我们扛过了这场劫难，95%的人都应该庆幸今天的存在。当然，15世纪的明王朝不像印第安的世界那么落后，如果欧洲殖民者遇到的是强大时期的明朝，或许世界历史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但明王朝在人口数量方面并不比印第安人有太大优势，如果遇到的是明朝末年的混乱局势，还真不好说，几个世纪之后，末期的清王朝和欧洲殖民者交手是，战损比例并不比印第安人好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对于天花和其他传染病不会那么脆弱，因为以前有过。

而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的“成果”却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玉米

首当其冲的是玉米的引入，玉米传入我国的时间大约是16世纪中叶，1578年，李时珍已把它收入《本草纲目》一书之中。我国四川、河北、山东和东北等地是玉米的主要产区。

由于战乱，瘟疫，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人口曾有过从少到多、从多到少的反反复复的变化。 引起这类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如果把历史放大的千年的尺度，跨越王朝的兴衰周期，就会发现人口的唯一决定因素是粮食。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四次一个世纪内的人口倍增，第一次是西汉建立到汉武帝元光6年，从公元前202年到前129年，人口从1500～1800万增长到了3600万。其原因是结束数百年的战乱，以及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第二次是宋朝初年到（960～980年）到宋徽宗四年（1110年），人口从3700万增加到了1.13亿，其主要原因是多年战乱的结束和越南占城稻的引入。当然这个时间跨度超过了100年，但由于没有中间的统计数据，根据推算，在宋朝建立的100年内，人口应该实现了倍增。占城稻的引入不仅促进了人口的发展，也让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开始南移。第三次是清康熙39年到乾隆59年（1700年到1794年），人口从1.53亿增加到3.13亿，其主要原因是玉米，土豆等外来粮食品种的引入和领土的扩大。第四次是从1948年的4.61亿到1976年的9.3亿，其主要原因是多年战乱的结束，新中国成立以后基层医疗的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和现代技术——比如化肥——在农业中的应用。

当然由于统计方法和统计技术的限制，古代的人口数量和历史事实可能有一定的出入。但史学界公认，玉米，土豆等外来粮食的引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百年内人口倍增，也成就了康乾盛世。巨量的人口为反击列强入侵提供了巨大民族抗压能力，否则以明朝末年的人口基数，按照以前的增长速度，在后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异族入侵和战乱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是个未知数。

辣椒

辣椒原产于墨西哥，于16世纪后期沿丝绸之路和东南亚水路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中国关于辣椒最早的记录见于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的描述，那时候还主要作为一种花来观赏。

而促成辣椒广泛食用的原因是明朝末年的战乱和腐败，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提高官盐价格，贫苦的人民吃不起。同时由于战乱，官盐的供应也得不到保障，这对南方内陆山区的影响特别严重。而辣椒可以对口腔产生刺激作用，又可以自己种植，就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盐。后来人们又发现辣椒对于抵抗南方的潮湿气候有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他的普及。而现在，辣已经成为中国人餐桌上一个不可缺少的味道。

白银

殖民者在美洲首先发现的是以往由世世代代的土著匠人制作的无数金银物品，征服者将它们熔成锭块。接着，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发现了银矿，将其开采后运回欧洲。截至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总计18，600吨注册的白银和200吨注册的黄金。未经注册、私运入西班牙的金银估计占总数的10%。

如前文所述，东方的丝绸，香料，瓷器都是在欧洲受欢迎的奢侈品，输入的白银加速了欧洲和东方的贸易，明王朝得到了大量的白银输入。大量输入为白银货币化提供了必要条件，削弱了朝廷印发的纸币“宝钞”的地位，由此削弱了帝王的专制权力。这标志着君主货币垄断权的丧失，促进了经济控制权向民间的转移，史学界认为这是明朝后期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

而随着美洲白银的开发从顶峰的回落，以及其他因素，导致了明朝末年白银输入的锐减，造成银荒。白银供应的不足，价格就会提高，作为货币，其他物品的价格也就随之提高了。比如人们需要卖更多的粮食以换取朝廷征收的等量税银，这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一起从两个方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衰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被只能靠外部输入的因素控制了核心命脉，而没有自己的造血能力，灭亡是必然的。

同时，早期稳定的白银来源提供了稳定的购买力，促使朝廷实行了税收和服役货币化。这对北方内陆没有白银输入的地区造成了困难，这里的人必须付出相比江南人更多的劳动来换取朝廷征收的白银。这加速了地区间经济的差异，也造成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明朝后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对国家具有决策权的人绝大多数出于江南。这和人的智力水平没有关系，而在于是否有经济能力提供长期的专业的科举考试培训——看看今天的各种辅导班就知道了。而在帝国发生危机时，这些决策者出于回报家乡的考虑，把新增的三响加到西北贫困地区人民头上，最终和自然灾害一起酿成民变，终结了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