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争斗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争——美国政党的起源

虽然规模较小，但美国依然是一个通过战争诞生的国家，刚立国的时候美国没有政党，华盛顿和亚当斯都是在没有经过政党竞选产生的总统，而美国政党及其竞争开始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关于国家体制的争论。

汉密尔顿关于国家的理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精英政府，即应该由精英组成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因此他把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和提高资产阶级利益，特别是东北部商业，制造业的利益作为主要目标。

而杰斐逊的理念则是平民政府，他主张州权，厌恶政治，权力的集中。他认为通过教育能够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辨别能力，所以要放权给普通人，让他们参与政治，属于现在的民粹思想。他在给一个法国友人的信中写道：“双方都把人民视为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把人民当作婴儿来爱护，担心人民一旦离开了保姆就不能生存；而我们把人民都当作成年人，完全可以放手任其自治。”在经济上杰斐逊信奉重农主义学说，他的理想社会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农业社会。他认为商业阶层总是想把政府改变成压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工具，只有农业社会才能避免在美国发生欧洲那种贫富差距。

简单的说，汉密尔顿希望权力集中，杰斐逊则希望分散；汉密尔顿担心无政府状况，所以强调秩序，而杰斐逊则担心暴政，强调自由；汉密尔顿认为，共和制需要在一个由精英组成的统治阶层的领导下，而杰斐逊认为，如果没有民主的基础，共和制就没有任何意义。

由于都是开国元勋，身居高位，二人的不同理念引发了在国家制度建设中多个方面的争论。

第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合众国银行，1790年汉密尔顿就向华盛顿提出了相关报告，他认为合众国银行除了经济财政上的显而易见的作用外，还可以提高联邦政府的信用，在发展工业中起到指导性作用，从而提高联邦政府的权威。他认为尽管创建银行不是宪法所列举的国会权力，但它可以从“必需和合适”的条款引申出来。这件事对征税，贸易，提供公共防务的经费都是有利的，宪法又没有明确的禁止，那就应该建立，即法无禁止即可为。而杰斐逊则认为联邦宪法并没有明确赋予国会创建银行的权力，那他就不应该，即法无授权不可为。在这件事情上华盛顿听取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建立了合众国银行。

双方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也有所不同，1789年法国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得到了美国各阶层的欢迎，美国各大城市纷纷树起了自由柱，将街道命名为自由街。法国人还把巴士底狱的钥匙送到华盛顿手中，象征两国革命的亲密关系。但是革命后期的行为在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看来是一场没有宗教信仰，无政府的，充满了杀戮和暴力的骚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在杰斐逊相信，不管革命引起了怎样的破坏和暴行，他最终都会在秩序和自由中结束。他满怀激情的说：“全世界的自由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我宁愿看到半个世界遭到破坏，也不愿意看到他失败。”

对待法国革命的这两种观点的争论直到今天还在进行，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但在当年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关于法国革命的争论仅限于理论探讨范围，在实践中，为了美国利益，如前文所述，双方都同意在英法之间保持中立，只是细节方面有所不同。

早期的美国选举不像现在，副总统由总统提名，两个人属于同一党派。那时候总统和副总统都是独立选出来的，选票第一的是总统，第二的是副总统。这就造成了总统和副总统往往是原来的竞争对手，比如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是支持汉密尔顿的，但他的副总统是杰斐逊。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是民主共和党人，而副总统平克尼是联邦党人。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起治理国家，由此可见，内部有分歧，有争论不可怕，也不奇怪——那么多人没有争论才是奇怪的。只要双方都有把国家建设好这个共同的目标，所争论的是不同的建设方法，就不超出合理争论的范围。在针对具体事情的实践中，就能够求同存异，做出合理选择。而如果失去了这个共同目标，就会超出合理争论的范围，就像中国南宋秦桧与岳飞，明朝末年的东林党和阉党，清朝末年的翁同和与李鸿章，争论变成了党同伐异，在具体事情上互相拆台，甚至帮着国家的敌人杀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