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的路线

而1828年上台的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以及1837年上台的第8任总统马丁.范布伦，虽然把党的名字由民主共和党改成了民主党，却依然是杰斐逊的路线。杰克逊不满亚当斯所倡导的“美国体系”，以及他们扶植东北部工商业集团而限制驱赶印第安人的政策。

杰克逊在美国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他能够当选除了其党派和路线之外，更多是其个人影响力。影响力来自于他坚决的印第安人种族灭绝政策，他主政的8年是印第安人灾难中最为深重的时期，下台以后它还不遗余力的推行这种政策，可以说杰克逊把毕生精力都花在了灭绝印第安人上面。也正是这个原因，1828年杰克逊当选总统具有比以往任何一次选举都更加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投票人从上次选举的335000增加到1155000人，这也充分说明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是美国白人的集体意志。

在1828年的竞选中，两个党派都利用各种媒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对手大施攻击和诽谤，政党在组织上趋于严密和正规化，政党机器开始在选举中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杰斐逊路线的平民政治家，杰克逊上台之初就招致了精英阶层的不满，在他的就职典礼上，有人记述道：“功高位尊的社会名流和粗俗不堪的乡巴佬混作一团，看来一个暴民领袖的统治者胜利了。”所以杰克逊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吏制改革，他一改社会上层垄断官职的风气，倡导论功排位，这为为广大普通人提供了上升的通道。那时候的主要功劳都是驱赶，屠杀和掠夺印第安人，所以有人杰克逊的做法概括为“分赃制”。

杰克逊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南方和北方州对于关税的分歧，东北部工商业集团希望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土制造业，避免欧洲产品的冲击。而南部种植园则希望降低关税，以得到欧洲的低关税，以便他们的农产品出口。东北部工商业势力反对西进运动，因为那样会导致人口流失，影响制造业，而南部则希望通过支持西进来换取西部势力的回报。双方都动用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攻击对方，说对自己不利的关税法律“违宪”。

杰克逊采纳了北方州的建议，用高关税保护本土工商业。这导致了南方州的强烈不满，南卡罗莱纳州甚至通过了一项《国会法令废止法案》，宣布关税法对他们无效，自1833年2月1日起联邦政府不得在该州征收关税。并声称如果联邦政府强制收取关税，他们就退出联邦，并拨款购买武器，征召自愿兵。

国家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杰克逊对此一方面承认现行关税法对南部各州确有不公之处，进行了一些修改。同时签署了《动用军队法令》——《强制法案》，授权总统使用军队强征关税。后来南方各州与联邦政府达成了妥协，维护了联邦的统一。而杰克逊却预见到南北冲突并未了结，下一次冲突的借口将是黑人或奴隶问题。

杰克逊政府面临的第三个是金融问题， 继承杰斐逊的思想，杰克逊憎恨银行，认为合众国银行是政府干涉私人经济活动的象征，而且外国人存款过多，对于国家是一个隐患，所以在1832年他否决了国会通过的给合众国银行重新颁发许可证的法案。他说：“银行想杀我，可我要杀了他。”他的支持者甚至把关于否决国会议案的咨文称为第二个独立宣言。

合众国银行的首脑德比尔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随着合众国银行的扩大，他独断专行，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他认为合众国银行“在权力上丝毫不低于创造他的国家”，而他本人则每天都行使着比任何总裁都要大的个人权威。还向报界和政界人士发放优惠贷款和津贴，以插手政治。

而杰克逊的否决让德比尔非常恼火，他们攻击杰克逊的咨文是一份无政府主义的宣言。并联合前任总统亚当斯，韦伯斯特，亨利.克莱把国民共和党改组为辉格（Whig）党，准备直接在政治上和杰克逊的民主党竞争。Whig的原意是赶畜生的乡巴佬，辉格党在英国以反对王室专权为目标。而亨利.克莱选择辉格这个名字，是为了凸显自选，民意。他们依然属于汉密尔顿的中央集权路线，但在反对杰克逊的集权时，就变成了民众意愿。

杰克逊反对合众国银行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以避免权贵阶层对平民经济行为的控制。在经济方面，确实也短期内刺激了金融市场的活跃，却产生了有害的长远后果。由于失去了国家层面的货币管控，地方银行发展极为混乱，投机盛行，致使小产业者备受盘剥。通货膨胀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动荡，恶化了全国的经济形势，加上同一时期英国的经济危机和进口减少，导致了1837年经济危机。从更长远的后果来看，联邦政府放弃对金融的管控，为华尔街私有势力控制美国金融创造了条件。

中央政府要不要经营金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王安石变法，到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再到罗斯福新政，核心都是这个问题。从现在正统的观点来看，王安石变法，罗斯福新政都在一个帝国的危机关头力挽狂澜，但可能少有人知道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的时候，媒体有四分之三的反对他；在宋朝，也有人喂猪的时候喊王安石的名字，王安石差不多被骂了800多年，直到梁启超为他平反。杰斐逊和杰克逊的反银行都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但他们并没有摆脱金融集团对平民控制，只不过实施控制的不是政府，而是私人集团。如果政府掌控了金融，还不腐败，那就确实会用之于民；而如果私人集团掌控了金融，那就绝没有可能用之于民。

而对于平民来说，都是被人控制，实施者是谁有什么区别吗？王安石和罗斯福都是把私人金融控制权征收到政府手里，但拥有金融控制权的私人还属于“普通民众”吗？那么他们是与民争利，还是还是替民争利，恐怕还会一直争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