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的弱化

高速的经济发展是共和党在内战结束的20年里绝对优势的来源，而与之对应的腐败及其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则在一步一步的蚕食着他的根基。

早在南部重建时期，由于寡头政治迅速败亡，新的民主政治并不健全，同时又有绝对权力的军事管制。一批北部政客和投机分子纷纷南下，乘发行公债，以改革之名挥霍公款，利用各种手段中饱私囊。例如路易斯安那州长亨利.沃莫斯的年薪为8000美元，而在其任职4年内竟捞取了50万美元；佛罗里达的税务官员私分税款50万美元；还有一个州长盗卖政府供应品，大量侵吞公物公款。贪污腐化给民主党人找到了民主改革的口实， 他们以反对贪污为名，攻击所谓的“黑人统治”。

放任政策

放任是内战后政策的核心，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朔至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而在美国的具体实施上又沿袭了汉密尔顿的理念，即在关税，银行，货币，专利，交通等方面积极保护大资本的利益。而重建时期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禁止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又为放任政策提供了法律支持。这条修正案的愿意是阻止南部各州剥夺黑人的权利和财产而提出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但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却把“任何人”解释为“任何法人”，从而使各大公司可以“法人”的身份为所欲为。政府对企业的任何管制都被归结为“侵犯私人财产和权利”的非正当程序，使之归为违宪。

放任政策对内战后美国的经济腾飞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损害了中下层人的利益。比如政府向铁路公司赠与了巨额土地，仅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两家公司所得土地的价值相当于他们投资额的大约30%。其他的诸如石油，木材和采矿公司也通过土地赠予占有了当时最有价值的油田，森林和矿山。而移居西部的农场主，牧场主，淘金者只能屈从于这些大公司，向他们高价购买土地，或者接受他们的雇佣。

在税收方面，联邦政府取消了所得税，国内税收主要来自农场主缴纳的土地税和消费者承担的商品税，而当时集中了社会财富的银行，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几乎没有任何税收调节机制，各种股票，利息，债券和抵押收入都不在征税之列。经过这种税收政策的作用，社会财富以更快的节奏向金融中心集中。

放任政策的另一面是政府不作为，民主党克里夫兰任总统时，面对得克萨斯的严重旱灾，他反对任何政府救济，并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当支持人民”，而在派遣联邦军队镇压工人罢工，以保证资本家利益时却毫不手软。

前面说过，高关税壁垒对保护尚比较弱小的制造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减少了国内工业面临的竞争，让大企业之间有条件建立价格协定，普尔和各种联合体，形成垄断。糖业托拉斯总经理哈夫曼就亲口承认：“高关税就是托拉斯政策。”

币制争端

内战期间，为了支付战争费用，林肯政府发行了绿背纸币，占了战后通货量的一半左右。但由于它不能兑换黄金，又不能用于国际支付，所以不断贬值。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波动大，银行信用难以保证，不利于资本集团的稳定利润。战争结束后共和党多次试图恢复硬币支付，但都没有通过。有议员指出，如果政府使用硬币支付，将会把绿币支付挤出市场，那么以往借贷纸币的债务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伤，持有这种立场的人被称为纸币派，与之对应的是硬币派。受格兰特总统的支持，硬币派于1872年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准备实行金本位制。但实际上考虑各方面利益，最终实行的是金银复本位制。而1873年的铸币法又限制了白银铸币的数量，使通货紧缩继续，导致债务人利益严重受损，他们愤怒的把该法称为”1873年罪恶“，这也成为1873年危机中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硬币政策保证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促使银行资本走向集中和垄断，对战后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长期的通货紧缩造成货币供不应求，人均拥有货币量从1865年的30美元降低至27美元。由此导致利率持续上升，债务加重，农业，铁路部门日益陷入困难境地，成为1893年危机的诱发因素。这种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分布的极不均衡，基于对矿业的控制，东北部所持有的货币量超过西部和南部的总和的几十倍，从而控制了货币供应。这为东北部银行发放高利贷提供了条件，他们每年的金融收益可达1.8亿美元。而西部和南部长期处于萧条状态，金融结构极为脆弱。

从全国范围看，纽约金融集团的垄断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从而控制了整个美国的投资方向。摩根集团在1893年危机中可以动员350万盎司黄金来支撑当时濒临崩溃的联邦信用，这充分证明了内战后货币政策的结果——联邦政府已全国之力支持华尔街，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他的附庸。

铁路垄断

铁路是内战后美国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本书中多次提及，为此政府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支持。但铁路公司任然采用掺水股票，回扣，运费歧视，价格协定，普尔等方式获取巨额非法利润。仅掺水股票一项，铁路公司每年收入高达2.4亿美元。在运费方面，西部的平均运费是东部的4倍，西部农场主收入的3/5都用于支付运费。铁路公司还兼营谷仓和土地抵押，操纵农产品价格和利率，成为西部农业的绝对垄断者。

对此国会通过了格兰其法，在各州建立铁路管制委员会，禁止运费歧视。但随着80年代后垄断集团对全国铁路网的瓜分，铁路公司的势力更加强大，甚至可以操纵各州政局，格兰其法变成一纸空文。1886年，最高法院在我巴什案中判决伊利诺伊州的铁路运费规定违法，从而使各种的铁路管制变得无效。

于是国会又于1887年通过了州际商务条例法案，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从联邦的层面来管制铁路。但这个委员会长期软弱无力，因为他没有强制权力，铁路公司可以不接受并向最高法院上诉。从1887年到1905年的16项上诉案件中，最高法院的15项判决都有利于铁路公司。但两大党派都拒绝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因为他们担心铁路公司蒙受“非常严重的损失”。相反，委员会在搜集统计资料，提出分析和建议，提供业务咨询方面，却为垄断公司提供了方便。垄断商业公司能够让联邦政府屈服，其实力可见一斑，而政府的所谓代表全民也就成了空话。垄断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加剧，杰斐逊所预见的情况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