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亭在地里不敢和他哥顶嘴,但心里并不服气,农忙完了就拿着几张报纸去找田福军聊天。谁说农民就一定得攥镢头把,报纸上说人美国的农民就不用镢头,人家一个叫兰博基尼的厂做的拖拉机,一天都能把咱双水村的地都犁了。 “在美国那叫公司,不叫拖拉机厂。”福军忍不住笑了,“可你看人家的地,块儿多大,咱双水村哪有那么大块儿的地呢?” “唉,要是咱川道里的地还是一整块儿,兰博基尼那么大的拖拉机用不上,石圪节大队的那个东方红可以用了。” “有一段时间,咱东方红比兰博基尼的拖拉机做的还好呢。”田福军说的孙玉亭一愣,但旋即他又意识到了问题,于是改口说,“当然了,那是极左年代的产物,不能用它和人家比。再说了,”福军喝了一口水,继续说,“现在咱也没有大块儿的地,不需要那么大的拖拉机,他们也就没再做了。” 一听说那是极左年代的东西,孙玉亭马上闭嘴了。但他就是那种舌头下面藏不住一句话的人,仍然忍不住在村里的闲话中心大声嚷嚷:“咱们中国的拖拉机有一段时间比美国做的都好。” “哧——”人们笑了起来。尽管村民没几个人识字,但知道孙玉亭说的基本都是胡话,中国怎么可能有一样东西比美国的好,那不是就像说玉米种子长出来的苗却结了麦子一样可笑吗? 孙玉亭也知道人们不信,又强调说:“这是福军哥说的。” 哦,田福军说的,有几个人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孙玉亭,仿佛信了。然而更多的人则是一种叹息,甚至是怜悯:唉,这福军,怎么总和孙玉亭搅在一起呢? 田福军并不知道孙玉亭经常去和他聊天拉低了他的威信,村民表面上对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敬重。人们从来没有当面反驳过他什么,直到那次修渠事件。 这一年特别旱,播种后连续一个来月没下过一滴雨,很多小麦连芽都不会发。这时候人们想起来偷水事件之后,田福堂组织人马修起来的两条渠,这两条水渠沿着庙坪山和神仙山山脚处的漫坡地,从远处的东拉河上游把水接下来。地分开之后,人们的积极性大幅提高,把挨着自己的地的渠沿上的肥土都刨到地里,有好几处渠沿就塌了。加上好几年没有修缮,不少地方也淤积了很多泥沙,完全流不过水来。 赶上大旱,人们又想起这条渠来。水都想用,但渠修起来可就难了。首先集体出工就是个难题,现在每一家的计划都不一样,有的想今天去趟县城,有的明天要去趟米家镇,但都想在自己没事的那天修。渠沿上刨到地里面的土再还回去是不可能的,只能再从远点的地方运。但从哪儿运,从谁家地里面走,又是一个难题——很显然谁都不想在自家地里让人踩出一条路。 这事说了几天也没个结果,田福军看着这种情况也很着急。虽然说他有退休金,吃不着双水村的粮食,但他终究在这里住着,不可能对外面的事情视而不见。于是他破例去参加了一次村务会议,说是开会,实际上就是几个刚好那天没事的人坐在一起抽烟,聊天——现在人们都忙着自己的事,已经没有可能召开一次每家都出一个代表的村民大会了。至于村干部会议,更是无从说起,只有干部参加的会形成的决议根本就没人当回事。 田福军劝大伙都互相谦让一点,如果从谁家的地里走,踩路毁了庄稼,就让队里按产量给他补一点,总之得赶快把渠修起来,要不然都没有收成。他话音一落,马上就有人问:“队里哪还有什么粮食?” “我是说每家都出一点嘛。” “天这么旱,明年收成肯定不好,谁家仓里还能拿出来粮食给外人?”说这话的是刘玉升的大儿子,他已经继承了爸爸的一些衣钵,不用干多少活,所以才能有空来开会。 “再说,赔多少,一年的产量还是几年的产量?”又有人问。 “按三十年的产量赔吧,”田五开玩笑说,“那就从我地里走,以后再也不用种地了。” “你想的倒挺美的,还想过退休生活呢,”金光亮笑说,“就赔一年的。” “那还是从别人家地里走吧,”田五说,“地踩实了可是要影响好几年的收成的。” “总得有人为了集体,做出点贡献嘛,要不然全村那么多地都浇不上水,可怎么办?”田福军又强调了一遍,“谁做出点贡献,全村人都会记着他的。” “每家都这么难,还从哪儿贡献?”刘玉升的儿子说,“要不你贡献吧——对了,你没有地,才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 田福军被抢白了一通,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晚上回去爱云也抱怨他不该去管那些闲事。“闲事?这可不是闲事,”田福军说,“这样一直浇不上水,明年的收成很成问题,估计不少人家要饿肚子了。” “饿肚子?”爱云奇怪问,“不是地分开以后,人们干活都愿意出力气,都吃饱饭了,怎么还会有人饿肚子?” 爱云对种地没什么概念,福军一时跟她说不清楚。再说他们一对退休老人,得罪了人躲到这乡下地方,就是说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对于水渠的最终结论是不修逑了,而对于田福军来说,这并不是结束。他无事生非的去参加了那个会,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人们觉得这当过大官的人也就那么回事,对他的恭敬就逐渐消失了。甚至有人在闲话中心悄悄把他称作田二,和当年老憨汉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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