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和他們預料的一樣，對方不同意文件上說的補償標準。聽到消息的村民也漸漸圍到村委外面觀望，見了這些人，村幹部有了底氣，拍着桌子大吼：“再加一倍，否則免談。”

“坐下說，坐下說。王支書，你這是幹嗎？”和少安一起的區委領導對那個村支書說，“這都是有國家標準的，哪兒能你想要多少就給多少。”

“我不管什麼狗屁國家規定，”村支書繼續扯着嗓子喊，“達不到我們的要求，你一戶也拆不掉。”

這麼小的會議室，用得着這麼大聲音嗎？少安覺得有點奇怪，這才剛開始談了幾分鐘呀。少安突然有了一個大膽的設想，這人的憤怒不是沖他們，而是給窗外的村民看的。於是匆匆的結束了會談，晚上他和金強想去單獨拜訪一下支書。到了他家門口卻發現有不少村民在附近轉悠，於是開車繞了一圈，又回去了。

把車停在村子外面，少安打通了支書的電話。果然，電話里他的語氣就和氣多了，但拒絕了他們的拜訪，他無奈的說：“現在誰敢讓你們進家門啊？我的門口到處都是人，只要你一進院門，我就成了叛徒。”

第二天一早，區委通知支書去開會，在區委的會議室里，少安和他單獨見了面，然後兩人約定到另外一個城市的一個酒店面談。支書倒也開門見山，“你們給的太低，肯定拿不下來。”他說，“這是什麼地方，省會城市，你按政府統一的標準鐵定不行。現在信息這麼發達，相似地段賠償多少，人們心裡都是有數的。”

“可你們說的再加一倍也實在太多了，咱們市哪有這樣的價碼？”少安苦笑着說。

“那是當然，討價還價嘛。”支書狡猾的笑笑說，“我就是說只要一萬，你們也會壓到八千，是吧？”

“在你這兒，我們不壓價。”潤葉拿出一張卡遞給他，“這是一百萬，你先用着，你們家的賠償按雙倍標準，等拆遷完成了，還有重謝。”看着支書把手放在卡上表示收下，少安接着說：“你說個實在價。”

“在你說的基礎上再加兩成，再少我也不敢說了。”

“行，我們等你的消息。”

在後面的兩天內，少安和金強分頭行動，和其他村委委員見了面，每人送了三十萬到五十萬不等，許下了他們加倍補償的標準。接下來的一天的談判里，村民依然圍在外面，只見文書一壺一壺的往裡面送開水，中午送完盒飯之後還去買了幾條煙。但這次裡面的人說話沒那麼大的嗓門，在外面的人只能隔着玻璃看到裡面的人的表情，感受裡面的艱難。

晚上十一點半，支書帶着村委委員們拖着疲憊的身體出來對還在那兒等待的村民說：“按他們的標準，再加兩成——這家公司實力雄厚，信譽很好，我們要求他們必須做到按時到賬——不早了，鄉親們都早點回去睡吧。”

少安和金強最後從會議室出來，二人臉色蒼白，步履沉重的走向自己的車。車開出去了一段路程，金強掏出一支煙給少安，他卻推開了：“不抽了，嘴都抽麻了。”

然而幾天后他們按照約定派去了卡車幫村民搬家的時候，卻看到人們都站在村口，沒有一點要搬家的準備。其中有兩個人舉着一個大橫幅，上面寫着“補償不到位，不搬遷”，落款是村民自治委員會。少安趕忙跑到區委問那是個什麼單位，區委的人也一頭霧水，沒聽說過這個什麼自治委員會。

支書打來電話，把少安約到一個廟裡，不等他問，就一五一十的給他說了。“實在是慚愧，幾天時間，我們的村委會被推翻了。”說完他拿出那張卡還給少安，“我是無能為力了，您再想別的招吧。”

“別，”少安卻把卡又推還給他，“你願意幫忙，我們就是朋友了，朋友之間，這點東西算什麼。”看着支書不安的把卡又收了回去，他又問，“那個村民自治委員會是怎麼回事？”

“看你這麼實心，我也就實話實說了。我們村子裡分兩大姓，我們王家和楊家。過去二十來年，因為我在王家輩份高，人緣也好，族裡人都買我的帳；而楊家那邊的幾個能人都想當頭，勁使不到一出去，所以我就當了支書。”他點着少安給他的煙，抽了兩口，繼續說，“但二十來年時間，下一茬人都長起來了，誰曾想老實巴交的楊老六的四個兒子都精明能幹，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在外面包工程，開大車，有錢，也見過世面，要不是我在村委會裡用着他親叔，估計早就跳出來了。而因為我不得不讓着他們一點，王姓的一些人也開始對我不滿。所以這次是楊家四兄弟拉的旗，但也有我們王家的人，十來個人裡面差不多各占一半。唉——”他感嘆道，“我老了，鎮不住這些人了。但說到底，還是錢沒給到位，讓他們有了號召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