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機不僅給父親，也曾給我們哥幾個帶來很多快樂時光。其一是從那裡聽到許多相聲。七十年代後相聲陸續解禁播放，最初聽到的是馬季唐傑忠的《友誼頌》，講中國支援非洲建設鐵路什麼的。那相聲若現在聽未必覺得多麼有趣，笑點似乎不是那麼多，但對於從未聽過相聲的我們，當時覺得十分新鮮好玩，那相聲每播必聽，裡面的詞兒都記熟了依然聽得津津有味不覺厭煩。覺得最逗的是馬季說非洲離中國老遠，有二十多公里；唐傑忠裝傻充愣說才二十多公里還遠啊，馬季說多一萬多公里吶。《友誼頌》之後播放的相聲增多，從前侯寶林郭啟儒的《關公戰秦瓊》，“四人幫”粉碎後諷刺江青的《帽子工廠》，都風靡一時。到八十年代初又有楊振華的《下棋》風行全國，那相聲用日本電影《追捕》裡的台詞插科打諢，笑果十足讓人忍俊不禁印象深刻。然而儘管後來有趣的相聲不少，有名的相聲演員也有一堆，本人心目中最好的相聲演員一直是馬季唐傑忠。

另一項有趣的內容是聽播講長篇小說。當初上海廣播電台有個播音員叫陳淳，音色淳厚如其名，播講長篇小說十分引人入勝。他曾播講過《沸騰的群山》《難忘的戰鬥》《征途》等小說。每次播講30分鐘，聽了欲罷不能，生怕漏聽一回。播講通常在下午三點，晚上八點重播一次。下午我們大多在學校上課趕不及聽，晚上重播則絕不錯過。一邊趕緊洗完腳鑽進被窩，一邊聽陳淳說書，記得播講《征途》時陳淳繪聲繪色說到知青如何在東北的冰天雪地里凍壞了腳，伴隨着說書仿佛聽到窗外寒風呼嘯，那時腳踩“湯婆子”窩在被子裡益發感覺溫暖和愜意，幸福生活似乎不過如此。每次聽陳淳說書總覺時間飛快，三十分鐘瞬間即過，聽完總是意猶未盡，一時悻悻有點悵然若失。陳淳後來不知何故不再播講小說，改由其他年輕播音員頂替，效果相去甚遠不再聽了。又轉而聽過中央台還是北京台的曹燦說《艷陽天》，覺得也比不上陳淳，後來就不再聽說書了。

從收音機里還聽過一些歌舞團演出，舞是看不到的，自然不留什麼印象，歌卻唱的好聽。記得當初南京軍區司令員傳奇人物許世友曾經帶了一個紅小兵歌舞團到上海交流演出，轟動一時。電台里不止一次播放那些演出，一個小女孩獨唱音色甜如楊鈺瑩，讓人入迷；還有一個小男孩唱《智取威虎山》裡的“溯風吹”，雖然尚未脫去童音，其老練嫻熟的唱腔拿捏卻大有沈金波（《智取威虎山》裡的203首長）風采。那些演出想必給許司令臉上增添了不少光彩的。另一個印象深刻的是上海的一個什麼歌舞團的匯報演出，那裡面有朱逢博，總是先唱一曲《北風吹》，然後來一段《紅頭繩》“人家的閨女有花戴，我爹錢少不能買，扯上二尺紅頭繩，給我紮起來唉唉”，繼之再唱一個採茶歌，“同志哥，請喝一杯茶呀請喝一杯茶”什麼的。朱逢博的嗓音十分好聽，很溫柔江南女子的印象。後來她與李谷一成為一時中國最具人氣和代表性的歌唱家，我個人更喜歡朱逢博一些。

我們家的那隻收音機短波能收到港台節目，也許是有電波干擾，聲音忽高忽低不時並伴有“刺啦刺啦”的噪聲，好像《永不消逝的電波》裡孫道臨聯絡延安，呼叫“長江長江，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時，發報機里發出的扭曲而稀奇古怪的電波聲。但如果有耐心，還是能夠聽到港台歌手的唱歌。二弟讀中學時，一度常常喜歡收聽那裡的節目。我有時也跟着聽聽。從那裡聽到了很多台灣歌手唱歌。鄧麗君鳳飛飛高凌風劉文正還有一個張帝等等最初都是從那裡聽到的。文革時所謂收聽敵台廣播曾經是一項可以判刑的罪狀，到二弟聽那些港台歌曲時，儘管時過境遷社會上的政治氛圍已經大為緩解，但經歷過文革的母親依然覺得十分緊張，總是在邊上叮囑：輕一點輕一點，社會很複雜，讓別有用心的人聽到了去告密不得了的呀。但其實，那之後沒過幾年，鄧麗君就小鄧不輸老鄧風行中國大陸了。

關於家裡的那隻收音機還有一事可以一提。那隻收音機曾經壞過幾次，是我們一個鄰居幫助修好的。那個鄰居很有意思，他是中文系老師，古典文學專家，九十年代後是著名教授還是某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但在文革時期，他只埋頭於搗鼓半導體收音機，自學成才成了半個專家，鄰居們家裡的收音機出了故障都找他，他免費給大家修理。文革之後，他重操舊業回歸古典文學，半導體大概不再搗鼓了。

那隻收音機陪伴着我們讀過了少年時光，七十年代末開始有了電視機，收音機地位退居其次。八十年代後期我去日本，由日本回國探親時家裡已不見那隻收音機，詢問母親之下，知道母親搬家時處理了一些舊家具，那隻收音機也在其中。那隻收音機曾經帶給我們的快樂時光時或還會想起，而想起那些時光，那隻收音機也會一併在眼前浮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