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贾樟柯的成名作《小武》，里面有个镜头，一堆人围在一张布告前看那布告，那是一张判决罪犯的布告。贾樟柯的电影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故弄玄虚的情节，却总是异常真实，好像伸手在现实生活里随便抓一把，信手拈来的东西放到胶片里，连接在一起，就成了让人过目不忘的电影杰作。
《小武》里那看布告的镜头看着很熟悉，让我想起少年时候，上海也是经常看到那样的布告的。学校的布告橱窗里，我们居住的宿舍大门口边上的布告栏或墙上都能看到那样的布告，甚至南京路上的路边供路人驻足观看的报刊橱窗里也能看到这样的判决罪犯布告，钉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之类报纸的边上。那布告前也总是聚集着很多观看的头，看得津津有味。
布告里的罪犯通常是按照罪行严重程度从上排列到下的。判处死刑的名字上会打上一个红色的X。每个罪犯名字下面都有几行文字介绍罪犯“事迹”。死刑犯里常有所谓现行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这种单纯的反革命专业户的反革命“事迹”没啥看头，有看头的是那些反革命流氓刑事犯的“事迹”——当时无论什么罪犯经常都冠以“反革命”头衔，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强奸犯之类。杀人犯，强奸犯，尤其是强奸杀人犯的“事迹”大概是人们最喜欢看的，看完还会交流议论。记得儿时一邻居家的阿姨来家里与母亲闲聊时就曾经议论过布告栏里的罪犯，说一个强奸杀人犯才19岁，完事之后还把被害者的乳房割掉了云云，我那时还不知道啥是乳房，求知欲强，问道，乳房是啥东西啊？那阿姨就说，去，小孩子不懂，不要问。还说有个强奸犯作案就在我们那里附近的农田里。说是那罪犯经常晚上假装跑步，专门守候夜里下班回家的工厂夜班女工，瞅到机会就上前用“盒子枪”顶到女工腰上，然后小兵张嘎捉汉奸似地，将女的带到田地里去干伤天害理之事。后来此反革命强奸犯被捉，发现原来他的“盒子炮”是一个包在布里的扫床用的笤帚云云。
如果遇上“熟悉”的罪犯，又是一种别样的观感。我曾有过一次那样的体验。那时五角场附近有个外号白兰地的“拉三”在我们那一片地方非常有名，事迹广为流传。所谓“拉三”就是“破鞋”的意思，判决书上记得用的是女流氓，从事淫乱活动的女流氓。一些比我们大的半大小子常常说到那个白兰地，据说很漂亮，很”骚“。后来有一次上海统一刮台风行动——全市统一进行的打击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的突击行动，那个白兰地被捉了，布告栏里有她名字和事迹，布告刚张贴出来，一辆军用卡车后面载着六七个罪犯游街，游到我们宿舍大院里，白兰地也在里面，穿件白色的确良衬衫，手拷在背后。我们很多大人孩子都在车下好奇地打量她，她好像并不怎么在乎，从车上平静地回看我们，车上有一执法人员拿着喇叭挨个宣读那些罪犯的罪行，说到白兰地时候，也不见她有任何反应，宛如那宣读的是与她无关的人或事。白兰地很白，容貌姣好，那大概是人们叫她“白兰地”的原因。那事过去好几年之后，我读中学时候，有一次有个同学不知怎么说起白兰地，他并没有看到过白兰地，口气却很权威，似乎说的都是他亲眼所见，他言之凿凿说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儿，说白兰地每次卖完之后，对手就把一叠五分硬币塞进她下身去，我们听了就嘲笑他瞎编，他急扯白脸地分辨，当然是真的啦，向毛主席保证是真的，骗你们是王八蛋好了吧？！但我总觉得对于白兰地，很多议论都带着议论者自己的意淫和想象。
与上述事情没有什么关系，许多年后九十年代中期，我认识的一个女作家在家里被杀了。那作家八十年代因为一部《人啊人》小说而出名。那人与我家同住一个院子，在我们隔壁门洞里。我母亲与她相熟，我从国外回家探亲，母亲告诉我戴某某住在我们隔壁门洞里，后来在路上遇到，母亲同她打招呼，走过之后告诉我，她就是戴某某。那是一个外表普通的女人，带着眼镜，脸色有些黄。后来我在国外与母亲通电话时，忽然听说她被杀了，她的一个侄女也一块被杀了。当时觉得头皮发麻，十分震惊，感觉听到一个认识的活生生的人被杀与在报上看到一个不相干的人被杀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感受。那个女作家是被一个熟人杀害的，似乎是她从前老家一个中学校长的孙子还是外孙，到上海谋生活，去找她。她给了那年轻人很多帮助，那年轻人在上海混不好，老找女作家借钱，后来不知怎么那忘恩负义的年轻人就把女作家和侄女杀了。我后来回国时候，去邻居家串门，邻居家的阿姨又绘声绘色给我描述女作家的被害细节。那时就衍生出来许多带色的成分，说那个凶手要对女作家侄女非礼，女的反抗，就被杀了，女作家正好回家又一并被杀了。又有一个母亲的朋友，原本是那女作家同一个学校里的教授同事，来我们家串门，说到女作家被害事情，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版本，说侄女被性侵，死时是没穿衣服的云云。我听了就想起多年前那个向毛主席保证白兰地故事都是真的事情来。感觉人民群众的兴趣爱好大同小异，而创作热情和想象力也都是相当饱满丰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