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的管理，在聯邦之下有州政府，州之下有郡政府，如果你住在城市的範圍之內，市府也管得着你。一般來說，各級政府各抽各的稅，各有各自管轄、服務的範圍。郡政府之下，則往往是最基本的社會單元，居民小區(Subdivision)。

   我們所在的小區叫蓋茨(The Gates)，跟比爾-蓋茨的姓氏一樣，不過跟這位微軟的創始人沒任何關係。有一年，突然想嘗試美國的基層民主，就報名競選了小區的管理機構 - 房主協會(HOA)的理事會。結果給選上了，當了副主席，任期一年。一年任滿後，將自動獲任主席。

   理事會該是相當於中國的居委會吧，但我們不能象“小腳偵稽隊”一樣管別人的私事，只有服務社區的責任，可以決定會費多少，幾萬美元的經費怎麼支出，小區游泳池、公共綠地怎麼處理。我們社區算小的，大社區動輒有幾百、上千戶人家，經費有上百萬美元之多，但管理的方式是一樣的。

   在美國，雖然房子的產權是絕對私有的，但房子外面塗什麼顏色的漆，你自己還不能完全做主。如果你塗成鮮艷的粉色，會影響整個小區的美觀和房子的價值，那就不行。那次，社區內一家印尼來的新移民，就把房子外面漆成了土黃色，看起來很扎眼。理事會討論了這件事，最後決定要印尼人按規定許可的顏色重新漆過。這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因為要多花人家幾千美元。雖然我們不太情願，但按規則辦事也不得不做。

   關於中國社會基層的管理，華爾街日報最近有個例子，很有意思。

  西安東南有個叫新蓮(音)的村子，有1600名村民。2003年，哈佛公共健康學院華裔經濟教授威廉姆·蕭(William C. Hsiao)對中國的醫療體制產生了興趣，試圖進行一項改革試驗。今年71歲的蕭教授生於中國、長在紐約的皇后區。有趣的是，他牽頭的這個試驗項目居然被允許“裡通外國”，在醫療委員會中，得以自由的“干涉中國內政”。

   蕭教授發現，70年代90%的中國農民可得到健保的支持，而今天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受惠。現在讓農民買醫療保險很難，因為他們懷疑這錢都進了貪官的腰包了。而且，村裡的醫生往往以開藥方、賣藥來賺錢。世衛組織的報告說，中國農村有嚴重的亂開處方現象，藥價加碼達40%-80%。還有，農村醫生為流感病人所開藥品的六成，都是根本不必要的。

   新蓮的試驗計劃中，每人每年的保費不到五美元，一半農民支付，一半由蕭教授籌集的私人基金負擔。每村選一個人進入委員會，由委員會管理健保計劃，負責聘任或解僱醫生，懲罰亂開處方、因為小感冒就要病人打點滴的醫生。兩年前，委員會居然行使權力，罰了某醫生100塊人民幣，因為他亂開藥。

   蕭教授認為，試驗最重要的，是民主和責任制的引入，人們自我管理，“農民自己決定如何管錢，如何花錢。”從社會管理角度看，這可是中國老百姓一個偉大的勝利。中國衛生部的發言人說，政府在“密切注意”蕭教授的試驗。如果成功，可能“會納入未來農村醫藥政策的制訂中去。”

   令人關注的是，新蓮試驗已經結束，美國人撤走了。現在呢，正由當地政府接管、運作這個方案。這個民主、自治的試驗田和“特區”的未來會如何呢？不得而知。管理人員、管理研究者，對此都饒有興趣，人們會繼續密切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