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斯理論為何在中國不能用

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雖然影響着中國學界， 但在中國卻沒法應用。圖為紀念諾斯的著作《制度、產權、和經濟增長》的封面。（網絡圖片）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ecil North）生前是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校區的教授，星期一以95高齡在密西根家中去世，離感恩節只差三天。人們感懷諾斯對經濟理論的貢獻，但也發現他的“新 制度經濟學”雖然深刻影響了中國學術界，但卻沒對中國的體制產生真正的影響。諾斯是中國經濟界最熟悉的西方大師之一，他的幾乎所有著作都有中譯本。其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對中國經濟有指導意義，但指導歸指導，這個深受國人歡迎、揭示了中國經濟本質的理論卻不能真正運用。

1942年諾斯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時，他得到的不是一個學士學位或雙學位，而是政治、哲學、和經濟的三個學位！十年後，又得到了伯克利的經濟博士。1993年在他得知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那個上午，接電話時他正在上課，他謝絕了所有媒體採訪，直到把安排的課程上完。

諾斯的學術生涯長達70年，這對研究經濟史來說非常難得。他畢生研究的一個非常簡單、但又變化多端的課題，是為什麼某些國家變富，而另外一些國家卻一直窮困？諾斯的成果對歐美經濟發展和工業革命，都有指導意義，也對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鑑。

作為經濟史家，諾斯的專長是政治和經濟體制（制度）的形成，及體制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諾斯和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獎，是因為他們“用經濟學的理論和定量化的方法改進了對經濟史的研究，並以此來解釋經濟和體制（制度）的變革。”諾斯還研 究過14世紀的黑死病（Black Death）對經濟的影響，那時，這個極其致命的傳染病在歐亞奪去了幾千萬人的性命，使世界勞動人口驟減。

夏天，諾斯和夫人喜歡在密西根北部居住，他會上午做研究，下午帶着狗爬山，或打網球、游泳，晚上聽音樂。此外，他還喜歡烹飪、開跑車、攝影、釣魚、狩獵、駕飛機，還有過兩處農場。他在北加州偏遠地區160英畝的農場，是以每畝10美元的價格買來的；而買農場的錢，是在玩撲克牌時贏的。

諾斯理論對中國有用嗎？

諾斯在與馬里蘭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學者合作時，研究過世界各國如何從所謂的“自然狀態”轉變到進入經濟長期發展，這對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大陸，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諾斯早期對社會經濟和體制（制度）改革的研究，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有價值。他把“體制”（institutions）定義為“人為設置的、確定了政治、經濟、 和社會架構及互動的約束性條件。”而所謂“約束性條件”，是指人們設定的正式規範（如憲法、法律、產權）和非正式規範（如制裁、禁忌、傳統、習慣及行為準 則）。這些規範使一個市場體系或社會體系得以長久的保持有效的秩序和治安。而這些規範和約束性條件是否能有效維持社會治安和秩序，取決於許多變量和條件， 包括政府的威懾力，社會機構的存在與否，以及是否有強有力的宗教和信仰體系。

顯然，作為從宏觀上以社會結構、信仰體系和政府權力的角度分析經濟發展的理論，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無疑是一劑良藥。

諾斯在學術界受歡迎

諾斯2004年在北京大學演講的話，很受學術界歡迎，但對中共官員們卻很難入耳，“制度都必須要能夠來促進、鼓勵生產活動和生產力的發展，而制度也實際上保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要有一個政治市場，還要有一個經濟市場，這兩者是必須的。”

雖然中共官員不喜歡，中國學者常常引用諾斯的論述，如“當一國的制度被利益集團綁架或操控的時候，利益集團不僅導致制度的利益化，而且使非生產性尋租、再分 配僵化及制度的實施軟化出現問題。更重要的是，這種現象和趨勢如果得不到遏制，還將影響政治體制。”體制內的學人，也只能借用諾斯的嘴，來表達他們對中共的不滿，諾斯說出了中國知識分子不敢說、不能說的話。

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解釋了“西方的興起”，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發 展。按諾斯的理論，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恰恰是因為中共放鬆了對經濟的控制，使得“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亦即私人產業開始在中國重新出現，包括農村的聯產承包、鄉鎮企業，公司制度的引進，及現代企業產權的建立。國人的吃苦耐勞、世界市場對中國開放，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都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因。

諾斯理論在中國不能用

諾斯的理論和告誡，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在中國現有體制下，卻不能真正運用。諾斯是中國、拉美、東歐等國政府的經濟顧問。在各國擔任做顧問時，諾斯堅持在每 個國家待上至少半年，因為他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國家的宗教和信仰體系，以及這些宗教和信仰是怎樣組織起來的，然後才開始他的顧問諮詢。

諾斯的成果最有趣味的，是他綜合了社會體制和政治體制對經濟的影響，法律制度和風俗習慣對經濟（財權）的影響，尤其是宗教信仰和人類思維對經濟的影響！對中國來說，諾斯的這個結論無疑是最有價值、最令人振聾發聵的。

人們用腳後跟想一想就會知道，諾斯在中國進行這樣的長期逗留和對信仰體系進行詳細的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中共政權不會讓他去對中國真正的基督徒（地下教會）、密宗信徒（西藏）、和法輪功修煉團體去進行接觸、研究、和探索。

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已經走到了極限，要走出困境，按照諾斯的理論，就需要進一步改變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立即戳到了中共的軟肋。中國政府希望以技術創新 推動經濟增長，但最關鍵的、中共的政治制度，卻是窒息創新的。中國沒有知識產權的真正保護，專制的文化在處處壓制創新者，中共的教育體制扼殺的不僅是中國 人的創造力，也扼殺了中國人的道德和良知。中國的金融企業為既得利益集團壟斷控制，無法為創新提供金融上的支持。

在伯克利念書時，諾斯的成績不太好，平均為C，讀研究生時，就是全A了。上大學時，他還加入了馬克思社團，但他後來與共產分子漸行漸遠，最後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諾斯的這些人生插曲，更是中共官員不敢正視的。 ◇

本文轉自第457期【新紀元周刊】“商管智慧”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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