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理论为何在中国不能用

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影响着中国学界， 但在中国却没法应用。图为纪念诺斯的著作《制度、产权、和经济增长》的封面。（网络图片）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生前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的教授，星期一以95高龄在密西根家中去世，离感恩节只差三天。人们感怀诺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但也发现他的“新 制度经济学”虽然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但却没对中国的体制产生真正的影响。诺斯是中国经济界最熟悉的西方大师之一，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有中译本。其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经济有指导意义，但指导归指导，这个深受国人欢迎、揭示了中国经济本质的理论却不能真正运用。

1942年诺斯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时，他得到的不是一个学士学位或双学位，而是政治、哲学、和经济的三个学位！十年后，又得到了伯克利的经济博士。1993年在他得知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那个上午，接电话时他正在上课，他谢绝了所有媒体采访，直到把安排的课程上完。

诺斯的学术生涯长达70年，这对研究经济史来说非常难得。他毕生研究的一个非常简单、但又变化多端的课题，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变富，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一直穷困？诺斯的成果对欧美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都有指导意义，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作为经济史家，诺斯的专长是政治和经济体制（制度）的形成，及体制对经济成长的影响。诺斯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奖，是因为他们“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定量化的方法改进了对经济史的研究，并以此来解释经济和体制（制度）的变革。”诺斯还研 究过14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对经济的影响，那时，这个极其致命的传染病在欧亚夺去了几千万人的性命，使世界劳动人口骤减。

夏天，诺斯和夫人喜欢在密西根北部居住，他会上午做研究，下午带着狗爬山，或打网球、游泳，晚上听音乐。此外，他还喜欢烹饪、开跑车、摄影、钓鱼、狩猎、驾飞机，还有过两处农场。他在北加州偏远地区160英亩的农场，是以每亩10美元的价格买来的；而买农场的钱，是在玩扑克牌时赢的。

诺斯理论对中国有用吗？

诺斯在与马里兰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合作时，研究过世界各国如何从所谓的“自然状态”转变到进入经济长期发展，这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大陆，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诺斯早期对社会经济和体制（制度）改革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有价值。他把“体制”（institutions）定义为“人为设置的、确定了政治、经济、 和社会架构及互动的约束性条件。”而所谓“约束性条件”，是指人们设定的正式规范（如宪法、法律、产权）和非正式规范（如制裁、禁忌、传统、习惯及行为准 则）。这些规范使一个市场体系或社会体系得以长久的保持有效的秩序和治安。而这些规范和约束性条件是否能有效维持社会治安和秩序，取决于许多变量和条件， 包括政府的威慑力，社会机构的存在与否，以及是否有强有力的宗教和信仰体系。

显然，作为从宏观上以社会结构、信仰体系和政府权力的角度分析经济发展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疑是一剂良药。

诺斯在学术界受欢迎

诺斯2004年在北京大学演讲的话，很受学术界欢迎，但对中共官员们却很难入耳，“制度都必须要能够来促进、鼓励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制度也实际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市场，还要有一个经济市场，这两者是必须的。”

虽然中共官员不喜欢，中国学者常常引用诺斯的论述，如“当一国的制度被利益集团绑架或操控的时候，利益集团不仅导致制度的利益化，而且使非生产性寻租、再分 配僵化及制度的实施软化出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和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还将影响政治体制。”体制内的学人，也只能借用诺斯的嘴，来表达他们对中共的不满，诺斯说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不敢说、不能说的话。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了“西方的兴起”，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 展。按诺斯的理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恰恰是因为中共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使得“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亦即私人产业开始在中国重新出现，包括农村的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公司制度的引进，及现代企业产权的建立。国人的吃苦耐劳、世界市场对中国开放，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因。

诺斯理论在中国不能用

诺斯的理论和告诫，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却不能真正运用。诺斯是中国、拉美、东欧等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在各国担任做顾问时，诺斯坚持在每 个国家待上至少半年，因为他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国家的宗教和信仰体系，以及这些宗教和信仰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然后才开始他的顾问谘询。

诺斯的成果最有趣味的，是他综合了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对经济的影响，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对经济（财权）的影响，尤其是宗教信仰和人类思维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国来说，诺斯的这个结论无疑是最有价值、最令人振聋发聩的。

人们用脚后跟想一想就会知道，诺斯在中国进行这样的长期逗留和对信仰体系进行详细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共政权不会让他去对中国真正的基督徒（地下教会）、密宗信徒（西藏）、和法轮功修炼团体去进行接触、研究、和探索。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极限，要走出困境，按照诺斯的理论，就需要进一步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立即戳到了中共的软肋。中国政府希望以技术创新 推动经济增长，但最关键的、中共的政治制度，却是窒息创新的。中国没有知识产权的真正保护，专制的文化在处处压制创新者，中共的教育体制扼杀的不仅是中国 人的创造力，也扼杀了中国人的道德和良知。中国的金融企业为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控制，无法为创新提供金融上的支持。

在伯克利念书时，诺斯的成绩不太好，平均为C，读研究生时，就是全A了。上大学时，他还加入了马克思社团，但他后来与共产分子渐行渐远，最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诺斯的这些人生插曲，更是中共官员不敢正视的。 ◇

本文转自第457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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