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章立凡先生已逝，很是感慨。轉一下章先生的舊文以表紀念。
歷史動車將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環？ 章立凡 一、回顧歷史：改革前賢皆寂寞 延香屋宇久蕭蕭，普世大同離孛遙。 萬木棟材今兀兀，百年功過已囂囂。 新朝重演周期律，故國輪迴改革潮。 接踵天游歸去也，群賢寂寞坐青霄。 前年冬，我到廣東南海憑弔康有為故居“延香老屋”時，步南海先生七十自壽詩原韻，寫下了這首七律。改革前賢皆寂寞，從商鞅、王莽、二王八司馬、王安石、張居正乃至近代的光緒、康有為等……，中國歷史上改革家的結局，要麼以身殉職，要麼貶竄流亡，要麼人亡政息，在這片“思想國家化”的大一統國土上，難以開出絢麗的革新之花。 魯迅在談及中國革新之難時曾說：“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溫家寶總理曾引用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表達改革的決心，如今他的任期行將屆滿，政治體制改革依然無法啟動。 沒有科學的歷史觀，也就談不上科學的發展觀。屏蔽歷史齊唱頌歌的結果，是對民族記憶的集體遺忘，不接受失敗教訓的族群沒有未來。強調主體思想的一元化，拒絕承認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改革就不會有思想動力。執政理論至今不能自圓其說，既不探索也不爭論，又如何能有改革創新？ 2012將至，世道澆漓，人心思變，若好萊塢大片中的世界末日出現，或許就蠲免了諸多社會轉型的痛苦。而無法迴避的現實是，中國的經濟周期和政治周期都面臨拐點：經濟會不會“硬着陸”？政治交棒能否平穩過渡？是人們議論得最多的，這難免令人想起“二黃定律”的老話題。 二、自利型政府，能否擺脫經濟周期律？ 經濟上的“黃宗羲定律”係指一種周期現象：中國歷代王朝為減輕、規範農民的賦稅而出台的政策，在初期起到一定作用之後，往往最終變本加厲地加重農民負擔，周而復始地引發社會動盪，導致王朝的傾覆，被大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胡溫新政”之初，這條定律引起溫家寶總理的重視，政府因此在2004年起減免徵農業稅，2006年《農業稅條例》廢止，結束了中國農民兩千多年來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 這項制度創新，並不意味着中國走出了“黃宗羲定律”。隨着工商業的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世界多數國家的農業稅已不是主體稅收。農業稅在我國稅收中的比重本來不大，收稅成本卻很高，廢除的只是“雞肋”而已。“黃宗羲定律”定位於古代農業社會，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的今天，其涵蓋面則不僅僅限於農業，也應擴展到工商稅收的其他領域。黃宗羲時代，百姓只要供養皇帝一家和一個政府，如今納稅人要供養的，是黨、政兩個平行的龐大權力系統，外加工、青、婦、民主黨派和官辦團體等衍生附庸。 財政部剛剛駁斥了《福布斯》雜誌“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居世界第二”的說法，但當今中國稅負（含各種名目的收費）之重，恐怕國務院也否認不了：生產型企業稅負過重是個老問題，加上官商勾結的高利貸盤剝，令民營中小企業不斷發生倒閉風潮；就一線城市的房價而言，土地出讓金和相關稅費占到房價構成的30%-40%，中央政府不斷出重拳打壓房價，一味擠壓開發商，地方政府的高額土地財政收入卻不見讓利；中國公路不姓“公”，各種關卡收費加重了運輸成本，物價上漲的苦果卻要消費者承擔…… 老子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李聃老師總結的這三條，如今一條不少都存在：食稅多造成人民飢困、有為（求政績）造成社會矛盾尖銳、求生之厚（搜刮享受）造成以死維權。 取之於民，用之於官，這就是所謂“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嗎？26人養1名吃官飯者、“三公”消費占財政支出37%的政府；不知廉政自律，永遠要求別人奉獻“道德血液”的政府，高價低效、自覺地為自己謀利益的政府，要想走出“黃宗羲定律”也難。 三、政改停滯：如何跳出政治周期律？ “二黃定律”中的政治周期律，出自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窯洞對”，係指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周期。1945年7月，黃炎培在延安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 這段對話，不少人耳熟能詳。中共在延安時期及建政之初，猶能“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如今的光景則亂象紛呈：不僅外交“求榮取辱”，”內政“政怠宦成”，社會控制力日趨薄弱，“維穩”艱於應付防民。究其原因，是“帶路黨”沒有把中國帶進毛澤東所說的“民主新路”，“人民監督政府”的承諾始終未兌現。 “人民監督政府”的架構，早在共和國成立前夕，開國先賢們就已經作了設計。1949年9月通過的大憲章《共同綱領》大憲章第十二條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第十三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規定各級人大都要“用普選方法產生”，且特指“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然是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而非間接選舉。 直接普選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承諾，歷時六十二年未兌現；非但如此，今年區縣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從中央到地方嚴防死守，重點防範公民自薦參選，生生阻斷了一次從體制監督上自我更新的機會。梁啓超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真可痛哭也。”用納稅人的錢防範監控納稅人，是一大“中國特色”；從虛擬世界的GFW防火牆到現實中的截訪、阻選，這樣的“維穩”無異於自宮。照此下去，“人亡政息”只是時間問題。 四、前車之鑑：皇族內閣緣何失敗？ 離當下最近、最有借鑑性的改革標本，是清末“預備立憲”的歷史教訓。君主立憲也被理解為“虛君共和”，是統治者為避免被革命傾覆，與被統治者訂立的社會契約，君主及其家族捨棄部分眼前權益，而與博弈各方長久共享可持續的權益。這種充滿政治學智慧的“共存”體制，英國和歐洲的幾個王室實現了，日本實現了，而中國卻未能實現。 戊戌變法的失敗，令抱殘守缺的清廷，迅速遭遇了庚子之變的歷史懲罰。深重的內憂外患，迫使統治者睜開眼睛看世界，慈禧太后啟動了清末最後一輪的改革。君主立憲或革命，是結束當時中國政治危局的兩個主要選項。立憲派與以孫文為代表的革命派，展開了一場改良與革命的賽跑。袁世凱等漢族權臣與社會士紳們組成的立憲派內外互動，取代流亡海外的原維新派，成為清末立憲運動的中堅力量。 滿清政權和蒙元政權一樣。系由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團體共治”是其區別於中國歷史上其他“家天下”王朝的特色，被錢穆先生定義為最自私的“部族政權”，余英時先生更給出一個引發聯想的定義，叫做“族天下”。所謂“自私”，即享用建政紅利（血酬）的利益集團，是一個靠種族血緣維繫的封閉族群。這種體制，令改革比一家一姓的王朝更加困難。儘管朝廷標榜滿漢平等，實則親疏有別，用人制度上的滿漢之爭貫徹整個王朝歷史。直至太平天國之亂發生，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漢臣，從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到袁世凱、張之洞，漢族官僚集團成為清末朝廷內部洋務運動、軍制、憲政改革的主導力量。 如果把清王朝看作一家公司，漢族權臣與皇室親貴的關係，很像是職業經理人與創始大股東們的關係，這批職業經理人很受董事長慈禧太后的重用，但各大股東家族對他們的崛起高度警惕。義和團事變後，為了挽救大清，大股東家族和職業經理人達成一致，主推君主立憲：從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到1908年出台《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憲政開出了正式的時間表。同年11月慈禧、光緒逝世，大股東家族載灃、隆裕兩位弱主出任掌門人，形勢開始逆轉。 弱主的軟肋是不自信，越是擔心失去權力，就越把握不住機會。在各省立憲派的壓力下，朝廷先是把“預備立憲”的時間表由九年縮短到五年，接着在1911年5月裁撤軍機處，改為責任內閣制。就在這個改革的關鍵時刻，部族政權的自私暴露無遺：閣員十三人中，滿洲貴族九人，漢族官僚四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被人們稱為“皇族內閣”。 大凡一個王朝到了末世，總是認定自己的子弟才靠得住。以慶親王奕劻為首，加上良弼、鐵良、善耆等少壯派貴胄組成的“皇族內閣”，其實多是皇親國戚中的改革派，也的確代表了大股東家族的利益。他們認同君主立憲，卻又緊緊防範權力旁落到漢臣手中。這不僅令漢族權臣和各省的立憲派憤慨，也使革命派“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格外煽情。塵封近三百年的民族壓迫舊恨，一下子被激活了，朝野間除滿族外幾乎所有的勢力，都希望恢復漢人的國家。“皇族內閣”在錯誤的時間出台“鐵路國有”政策，激發了一場地方性的經濟維權群體事件（四川保路運動），並迅速演變為革命。 自湘軍、淮軍崛起到庚子年“東南互保”，至1908年清政府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觀念日漸深入人心，市民社會在一些發達地區已經形成。武昌首義一聲槍響，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向號令不出都門的“中央”告別。以漢族權臣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事集團，乘機啟動“南北議和”，逼迫清室退位。 為何革命最終跑到了改革的前頭？實因“部族政權”的大股東們患得患失，缺乏壯士斷腕的決心，令憲政改革功敗垂成，最終被職業經理人袁世凱賣了個好價錢。 五、頂層設計：構建公民社會才走得出死循環 2012年，執政黨將召開第十八次黨代會，各種爭論的聲音此伏彼起：“擊鼓傳花”傳的是一顆不定時炸彈？中國應否回歸新民主主義憲政？如何通過“頂層設計”推動改革等話題，在執政黨內和理論界激發了熱議。日前舉行的紀念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周年座談會上，一批關心黨國前途的“紅二代”，痛心疾首地向決策層喊話，他們以開國元勛後代的血緣情感，質疑腐敗和專制違背了建黨建政的初衷。 維穩過渡令政改的念想再度擱置。歷史需要攪動死水的人，即便大家懷疑個別人以作秀博上位，但一個燦爛的笑容，或許比僵硬的官僚面孔容易親民，學會打“民意牌”畢竟算一種進步。權力交棒能否啟動沉寂多年的政治體制改革？我的觀察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若新核心的第一個任期內不啟動政改，也就無須啟動了，不妨繼續維穩到石化拉倒。 政治體制改革，說白了是個“分蛋糕”體制：有人主張先做大，次在分；有人主張先分好，再做大。問題在於：誰做誰分？民做官分則民怨，民做民分則官憤。須立規則：人民共和，主權在民；官為民仆，主先仆後。還分糕之權於民，唯有行憲政。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目標都是憲政，其主要區別在於後者強調共產黨的領導，若政改在未來五年內啟動，這也將是執政黨死守的底線。 對“新新民主主義”的召喚，也喚醒了沉睡的歷史記憶。1945年9月7日，毛澤東曾莊嚴承諾：“‘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 毋庸置疑，共產黨與國民黨競爭，靠的是普世價值宣傳和民主憲政的承諾，爭取了民心爭得了天下。江山坐定之後，毛澤東將“民主新路”拋諸腦後，人治取代法治，導致封建主義和個人專斷盛行，最終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民族大劫難。80年代啟動的改革開放，雖然使中國走出計劃經濟，但未能徹底清算封建主義。二十二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滯後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崛起，令社會出現了倒退，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大批普世價值，甚至連公民社會都成了“西方的陷阱”。對比贏得政權之前的承諾，用“數典忘祖”來形容毫不過分。最大的“敵對勢力”在政權內部：如果執政黨不對自己的承諾負責，黨員不對自己的政黨負責，也就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對政權負責。 面對一個官民“互不負責”的社會，未來改革的“頂層設計”如不以建構公民社會為目標，則仍是一個死循環。問題在於：中國六十年來的教育，仍是前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模式，如同一條標準化生產線，產品都是標準件。這種扼殺個性和獨立思考的工具教育，從來就不是為培養公民設計的。標準化產品無論作為領導者或被領導者，都不具備創造性和建設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從教育制度上就拒絕培養公民社會的踐行者，再好的“頂層設計”也只是空中樓閣。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1月1日才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共和百年。“鐵血鑄成真大錯，頭顱拼卻反無光”，“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是辛亥革命志士蔡濟民書寫的悲憤。中國人奮鬥了整整一個世紀，仍未實現民主憲政理想，還在走向共和。歷史仿佛在一個封閉的怪圈中循環，歷經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2012年迎頭撞來的，仍是一百年前的老問題。 歷史的動車，真要循環追尾了嗎？ 2011年11月17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