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是宣告文革正式爆發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發布五十周年，當年筆者還在上小學。半個世紀以來，對文革的回憶、研究、評論和反思浩如煙海，筆者僅從個人的親身經歷出發，寫幾點對文革的反思以及文革對當代的啟示。

以群眾運動和紀委反腐，都不可能成功

毛時代的中國雖仍處於十分貧困落後的狀態，但由於執政黨壟斷了一切、缺乏有效監督和制衡，整個執政黨仍然一步步滑向“脫離群眾”、蛻化變質、腐敗墮落、特權橫行的“深淵”，即使以毛的無上威望、全方位的政治思想教育、嚴峻的黨紀國法也無法徹底遏制。由於無法移植西方以三權分立、輿論監督、民主選舉等反腐的方式，毛不得不“另闢蹊徑”，試圖利用他擅長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去徹底剷除黨內的“修正主義路線”，遏制執政黨的制度性腐敗蛻化，這是毛髮動文革的主要目的。歷史早已證明毛的這種反腐方式徹底失敗了，造成了極大的混亂、造就了無數悲劇，代價極為慘重。

當今中國的反腐運動，既無法採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也依然無法移植西方的反腐方式，只得採用以各級紀委為主導、各級公檢法相配合的方式。各級紀委的辦案方式與明朝的東廠、錦衣衛異曲同工，都是繞開官府和法律反腐，向各級黨委直至總書記直接負責；紀委在黨內的地位、在民眾中的形象與前蘇聯的契卡、希特勒的蓋世太保相似，這些是“紀委反腐”的先天性不足。公平地說，習王主導的反腐運動，懲罰力度不可謂不嚴厲、波及範圍不可謂不廣泛、涉及級別不可謂不“高大上”，但這種反腐方式仍然是黨紀先於國法、黑箱作業，辦誰不辦誰、辦案的標準是什麼，外界無權得知。反腐的主要目的是藉機剷除政敵、維護自己的地位，這與毛以“修正主義路線”為名剷除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群雄如出一轍。可以說，自文革起，在一黨制的框架下，中國能試的反腐方式都試過了，卻仍然無法從根本上剷除執政黨蛻化變質的土壤、從源頭上扭轉執政黨整體腐敗墮落的大趨勢。但是，中國若開放多黨制競爭、確實實行三權分立制衡、開放輿論監督、給民眾以選舉權，大規模的制度性腐敗是遏制住了，但共產黨也離下台不遠了。共產黨當然不會做這種自掘墳墓的傻事，所以只要共產黨當政，“從根本上剷除腐敗得以產生的土壤”云云，只能是與“揪着自己的頭髮脫離地球”一樣不可能實現的夢囈。

為什麼千百萬“順民” 一夜之間變成“暴民”？

文革中全國各地有大量被揪斗者因精神崩潰和受到人格侮辱憤而自殺，或被殘酷毆打身亡，其中包括中共許多功勳卓著、沒有死於日本人和國民黨人之手的 “走資派”。文革“紅色恐怖”之廣泛之血腥，連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也望塵莫及，為人類史上僅有。

是什麼原因讓文革中千百萬“順民”一夜之間變成了“暴民”？絕大多數論者將這一現象歸咎於毛的煽動和煽情，廣大被洗腦的“人民群眾”愚昧、素質低下，對毛盲目崇拜，踴躍響應毛“造反有理”的號召，以及中國人善於內鬥的民族劣根性。但經過這幾年的思考，我認為還有更深層的原因，試歸納於下。筆者認為：毛雖然鼓吹“造反有理”、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宋彬彬說“要武嗎”，但不是公然號召打人殺人。

一. 等級森嚴的紅色王朝 “新中國”美名其曰是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實則是個實施“無產階級專政”鐵腕統治的等級森嚴的紅色王朝。與元朝將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一樣，紅色王朝也將人分成四等。為打下“紅色江山”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共中高級官吏、軍隊將校，是紅色王朝的一等人。他們高高在上，手握生殺大權，擁有各種特權，代表執政黨嚴密監視、統治着下面的三等人。紅朝的二等人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他們人數最多，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紅朝的依靠對象和社會基礎。不過，雖然紅朝給了二等人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口惠而實不至，二等人依然貧窮不堪，只有努力做貢獻的義務，沒有特權。紅朝的三等人是“可以改造利用”的知識分子、中農、城市工商業者等。由於政治地位低下，三等人只能夾着尾巴做人。紅朝的四等人是毫無政治地位、被列為專政對象的“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簡稱“地富反壞右”。

二. 歧視與迫害播下了不滿和憤怒的種子，貧窮與飢餓積累了廣泛的怨氣 毛澤東金口一開，毫無社會統計數據為依據地將紅朝的第四等人欽定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實際上因為第四等人的配偶子女也被歸類於准第四等人，以及第一二三等人隨時可能因為犯有政治過失等小錯，無需法院宣判即可被界定為第四等人，以致第四等人的人數越來越龐大。他們等於一輩子被監外執行的囚犯，“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這些人即使不全是“對黨、對社會主義懷有刻骨仇恨”者，至少是不滿現狀、希望自己在政治上能有翻身出頭之日的。

在元朝，四等人在任職、參加科舉、面對刑律等各方面有很大差別。紅色王朝中的四等人及其子女親屬同樣在就職、上大學、入團入黨、參軍、升職、進入保密機關等各方面享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待遇，其中一等人及其親屬享有的政治經濟待遇最高，這在下面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八的二三四等人心中埋下了不滿和憤怒的種子。

自1949年以來，毛統治下的中國，政治運動不斷，國民經濟大受影響，中國人一直生活在貧窮與物資匱乏下。尤其是“大躍進”造成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無數，且剛剛於文革前四年結束，一般人記憶猶新。貧窮與物資匱乏在社會上積累了廣泛的怨氣，然而在中共的高壓統治和全方位欺騙宣傳下，一般群眾或是敢怒不敢言，或是沒有意識到產生苦難的真正根源。

文革初起，毛澤東在號召群眾起來“破四舊”、造中共官僚集團反的同時，又提出要“全盤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路線”，隱然將貧窮與物資匱乏的責任也一股腦推卸給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直主持中共一線工作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執行劉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各級官僚機構。這猶如為蓄滿水的水庫突然打開了一道閘門，突然給了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二三等人，以及一些膽大的、趁機渾水摸魚的四等人一個發泄心中不滿和憤怒的大好機會，一個名正言順地反對一等人統治、拿四等人出氣的大好理由，否則無法解釋在和平環境下的文革初期，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走資派”（一等人）和“黑五類”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揪斗被打死，為什麼全國各地那麼多如綿羊般馴服的順民，突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對“走資派”和“黑五類”懷有刻骨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暴民。

林彪對文革的兩大“貢獻”，建立“林學”的意義

毛澤東得以放手發動文革，離不開左膀右臂、哼哈二將---文江青和武林彪的鼎立相助。沒有江青秘密組織撰寫了點燃文革導火索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等系列文章，在思想政治領域大肆造勢；沒有林彪對毛的超級吹捧和掀起對毛的極度個人崇拜，毛澤東即使能發動文革，也絕不能形成如此大的規模、造成如此大的破壞與影響。

林彪自井岡山時期起就是毛的心腹愛將和毛的鐵杆粉絲。自1959年出任國防部長後，林彪在軍內（後推廣到社會上）“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出版了“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推出了人人必讀的毛著《老三篇》和大肆吹捧毛的“林語錄”。文革爆發不久的1967年2月，林彪親自調動其親勛“萬歲軍”38軍自東北入關，拱衛京畿重地；林彪麾下的“四野”是解放軍中最大最強的“山頭”，足以震懾黨政軍內手握大權的“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們，保障文革得以“安全地”進行，林彪對毛的諂媚和忠心為古今中外文臣武將所罕有。然而，目前眾多研究林彪和“林彪事件”的專著，多隻側重於分析林彪事件的來龍去脈、替林彪鳴冤叫屈，少有再提起他自1959年以來助毛為虐並推動文革的巨大“貢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事件”在毫無徵兆中突然爆發，發動文革的美好理想一夕之間化為烏有、進行文革的堂皇理由瞬息之間變得如此可笑。“林彪事件”腰斬了文革，並成為十年文革中最大的一塊里程碑和中國人思想認識的一大轉折點。林彪推動文革和腰斬文革的兩大“貢獻”是如此的南轅北轍、那麼的風馬牛不相及，九泉之下的林彪也只能搖頭嘆息。

筆者認為：學術界應該建立一門“林學”，這不僅因為林彪的人生太跌宕起伏、林彪的經歷太大開大合，至今仍令人嘆為觀止，更因為“林學”比“紅學”等更有意義。通過研究林彪這位中共最傑出的軍事家如何“成功”轉型為中共最噁心的“政治家”、如何自甘墮落為中國最有諂媚語言天賦的“文學家”；研究林彪在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黨的唯一副主席，繼而成為堂而皇之地寫入黨章的毛的法定接班人後，為何在短短五年後不惜以毀譽終生的出逃、不惜與夫人兒子一起葬身大漠也要與毛徹底決裂--所有這一切對從一個全新的角度研究文革、研究中共的歷史與本質，都可以產生令人振聾發聵的效果。

（原載《爭鳴》2016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