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八集反腐系列片《永远在路上》（以下简称《路上》）。据介绍，为了拍摄此片，“摄制组先后赴二十二个省（区、市），拍摄40多个典型案例，采访7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纪检干部，采访苏荣、周本顺、李春城等10余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剖析典型案例，讲述鲜活的监督执纪故事，具有很强的警示和教育意义。”《路上》想传达给观众的中心思想是：中央反腐有决心有毅力且卓有成效，过去的共产党又回来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耗费巨资拍摄如此规模的反腐电视系列片是绝无仅有的；《路上》选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播出，显然是为了配合宣传全会公报所提的“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的“重要任务”。然而，《路上》在论述上的自相矛盾、举证案例时的避重就轻、听得耳朵早已起了茧子的“思想教育”方面的老生常谈，都是它的显而易见的硬伤。

“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世纪笑话

《路上》第一集开篇就提到：一九四五年七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就历史上封建王朝刚建立时一片新气象，但不久后就人亡政息这个历史周期律，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若执政，如何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这是个世纪大笑话。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民何曾有权监督过政府？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自由选举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领导人的权利；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官员，不是上级指定的，就是靠贿赂当选的，不少“代表”、“政委”还是已有外国国籍或绿卡的外国人，让他们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个比世纪笑话还大的笑话。《路上》没有回答如何实现“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这个敏感然而却是根本性的问题，而是巧妙地利用与延安有关的人物白恩培的一段“深刻忏悔”绕了过去。白恩培曾在一九八五年时担任延安地委书记，但他的“深刻忏悔”与如何实现“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如果真正实现了“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又何需耗费巨资拍摄《永远在路上》？

制度性腐败、改革开放型腐败与倒在它们脚下的无数高官

客观地说，中共反腐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路上》谈到：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也是APEC历史上第一次以一国首都命名的反腐败宣言。《路上》还谈到：二零一五年四月，中国向国际刑警组织公布了一百名中国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在该组织近百年的历史上，一个国家集中公布一百名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还是第一次。

然而，中共下了大决心、花了大力气铲除腐败，《路上》却没有“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探讨产生腐败的根源、触及导致腐败的根本，以及如何从根子上即制度上铲除腐败得以不断滋生的土壤。它只是洋洋洒洒地罗列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腐败事实，仍然把贪污腐败主要归咎于“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将腐败产生的根源归咎为官员对自身要求不严、放松了思想改造。各位贪官几乎千篇一律的狱中忏悔，也都打着浓浓的官腔，没有意识到或不敢深挖产生腐败的根本和根源。

其实，中国之所以成为贪官辈出、无官不贪的国度，除了历史沿袭，主要归咎于现行的政治体制，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的腐败：制度性腐败和改革开放型腐败。

制度性腐败 在至今仍由“党天下”统治的中国，各级党员官员权力过大，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却过小，更缺乏有效监督、制衡他们施政的机制，形成了《路上》中贪官所说的“权大于法、权大于制度的环境”。除非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这种因体制自身的缺陷导致的腐败是无法遏止与根除的。 

改革开放型腐败“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的一系列新政策是导致全国性腐败的另一根本因素。美国华裔学者裴敏欣最近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为他的新书《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举行的发布会上，剖析了导致中国全国性腐败的另三大起源：一：中国政府自1990年代开始实施产权改革后，逐渐放松了对国有资产产权的控制，以致从中央至县级的各个衙门，都有权处置国有资产的产权，这为少数有钱有势者无偿获得或以低价占有国有资产敞开了大门，并使平行型的官官勾结、利益输送/回馈型的官商勾结成为无法遏止的滚滚浊流。二：1984年，中共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将中共建政以来上级下管两级干部的管理体制改为下管一级，即改为上级可以直接任免直属下级，这使买官卖官、构筑官场上上下级之间垂直型官官相护的官僚体系成为可能。三：1990年后，中国经济战略向投资促经济增长型转移，涉及土地审批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重心，这为大规模的官商勾结提供了良好机会。在两种形式腐败的大环境下造就的官场现实是：不腐败者当不了官，不腐败的官员会受到同侪的猜忌和排斥，官员不腐败才是不正常的，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使旧时代的《官场现形记》望尘莫及。  

官员：现行制度的牺牲品 在《路上》在每一集的开头，都有千锤百炼打造中共党徽的镜头，寓意中共官员都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客观地说，很多身陷囹圄的贪腐高官能位居高位，大都经过了很多考验，也很有才能，如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的贪官刘志军；对贪官李春城，有华人在YouTube上留言：“作为一个成都人，客观地说春城书记是为成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带的一批干部真的都是能力很强的能人。”人都是有缺点有私欲的，都有与生俱来的“原罪”，都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些有能力的官员生活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度，有良好的制度来监督和约束他们的为政操守和做人底线，而非仅靠人的思想觉悟来自我监督和约束，他们既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不会在牢狱中度过余生。所以，这些官员的沉沦，更应归咎于中共的现行政治体制。

谈腐败避重就轻、“选择性遗忘”

《路上》不仅不敢触及产生腐败的根源和根本，还避重就轻，将许多官员的落马归咎于“舌尖上的腐败”。众所周知，在中国官员腐败普遍涉及的酒色财三者当中，酒（吃喝）是最细微的末节。在“舌尖上的腐败”的搪塞掩盖下，贪官们的贪腐金额、名下的各种财产不是不提，就是严重缩水，他们拥有的几十上百栋房产别墅、众多情妇和私生子女，以及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巨额赃款，都被《路上》“选择性遗忘”得干干净净。《路上》也没有提及震惊世界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巴拿马文件》等揭露的中国最高层家族腐败的作品，更没有提及习王大规模反腐的首要目的，是借此把威胁自己执政地位的政敌拉下马。

制度性腐败和改开型腐败：引领社会风气腐败

中共执政至今已六十七年，虽然年年提倡“学雷锋”、学这个学那个先进典型，但社会风气的全面败坏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烟酒文化、走后门/关系文化、红包文化等等弥漫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在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社会风气全面败坏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文革使国人丧失了精神信仰；八九年六四镇压后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彻底丧失了信心；政府为了“维稳”，有意引导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而制度性腐败、改开型腐败是引领社会风气全面败坏的罪魁祸首。所以，中国政府在大力提倡反腐倡廉的同时，也应该为扭转社会风气的全面败坏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赶考路漫漫，权力如何被关进笼子里？

《路上》称“反腐败需要标本兼治，而治本的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话虽然说得不错，但如果关这个制度的笼子先天就有无法弥补的漏洞，又如何能长期地有效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全片的结尾，《路上》满怀激情地说“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自己仍然走在赶考的路上”。如此清醒和谦逊的宣示自然值得称赞，但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赶考的路如此漫长，走了六十七年仍然走不完？什么时候能到达赶考的终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共不实行三权分立、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给人民以选举权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随着贪污腐败分子“永远走在贪污腐败的路上”，中共也将“永远走在反贪污腐败的路上”，赶考之路将永远没有终点。如果习近平下台后反腐运动很快终止，“人亡政息”之下实现的“历史周期律”，将是朝代更替的“伟大复兴”。

（原载《争鸣》2016年12月号，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