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重重迷霧，還原歷史真相

一. 始作俑者原來是中方 歷史猶如一幅長長的畫卷，當它離我們越來越遠時，我們越能看清它的全貌。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隨着中蘇有關珍寶島之戰的歷史檔案逐漸被解密、雙方當事人接受採訪/當事人回憶錄披露的真相相繼公開，圍繞“珍寶島之戰”的重重迷霧逐漸消散，它爆發的來龍去脈基本被釐清、被還原。

當時的中蘇邊界線全長約7,600公里，其中位於新疆的西段長3,300多公里，均為陸界；東段長4,200多公里，東端的西側自內蒙的額爾古納河起，往東到黑龍江的黑瞎子島：再往東到黑龍江的撫遠三角洲，就是烏蘇里江部分，東段多為水界。

從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中蘇關係因意識形態爭端急劇惡化，並逐漸擴展到了領土爭端上。1967年至1969年初，蘇方在烏蘇里江中蘇邊界線上對中方的挑釁日益增加。1968年8月20日，蘇軍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行動震撼了整個世界，也使中國更加警惕和防範蘇軍在中蘇邊界的一舉一動。

對珍寶島之戰的起因，當時中方宣稱完全是由蘇方一手策劃並挑起的，面對蘇軍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挑釁，中方在忍無可忍之下只能被迫進行自衛反擊。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乃至國際社會都接受這一解釋--面對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前蘇聯，陷入文革動亂中的中國再怎麼說也是以弱擊強，再怎麼說也不會主動開闢對外戰爭的“第二戰場”，但真相卻是珍寶島之戰是中方精心策劃的主動攻擊。中國軍方高層清醒地認識到：鑑於當時中蘇陸軍在裝備和訓練上的巨大差距，中方的反擊戰要化被動為主動，為此只能以先下手為強、出其不意地發動突然襲擊、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這些中國軍隊最擅長的作戰方式進行。時任中國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肖全夫（注2）全面負責策劃和指揮此次軍事行動。1969年1月25日中方首次設想以三個連的兵力投入這場戰鬥。2月春節前夕，肖全夫攜作戰方案星夜赴京。2月19日該方案上報到解放軍總參謀部和外交部，並最終得到時任軍委主席毛澤東的批准。   
 
珍寶島並不是中方最初選定的攻擊地點，中方之所以最後選在珍寶島動手，有多方面的考慮。一是蘇聯早已答應將珍寶島歸還給中國，估計蘇方不會為了奪回它跟中國拼命。因為即使蘇方最終奪回了它，在國際法和道義上蘇聯也無法永遠擁有它；二是自1947年開始蘇軍即在珍寶島上巡邏。在這裡動手，對蘇方的觸動更大；三是珍寶島的地形對中方有利--中方便於隱蔽接近，蘇方前來卻容易被及時發現。此戰中方事先作了充分準備，對蘇軍幾點幾分巡邏到島上的什麼地方、有多少軍人參加巡邏都瞭如指掌，連動手暗號都準備好了。

此戰中方調動了分別隸屬於三個軍的精銳部隊—軍屬偵察連參戰（均為編制200多人的加強連）。偵察連是當時的“特種部隊”，軍屬偵察連更是集中了全軍所有的作戰/搏鬥精英，要求其成員個個身懷各種絕技。3月1日夜間，中方部隊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提前上島潛伏。第二天天亮後，由邊防站長孫玉國（注3）率領另一支中方“釣魚”分隊按正常程序上島巡邏，引來了70余名蘇軍登島，待蘇軍“上鈎”後再將其一步步引入到中方預先布置好的“口袋陣”中。據“百度百科”提供的數據，在此後一個多小時的激戰中，該批蘇軍共陣亡38人（蘇方公布為31人），傷22餘人，三輛軍車盡毀，一輛被擊傷。中方陣亡17人，傷35人。  

3月15日，中軍抗擊了蘇軍50余輛坦克和裝甲車及大量步兵的輪番衝擊，雙方激戰9個多小時，歷經6次較大規模的炮戰，中軍粉碎了蘇軍3次衝擊，並擊毀擊傷坦克/裝甲車14輛，蘇軍共戰死60餘人，包括一名上校、一名中校，傷80餘人。中軍戰死12人，傷27人。3月17日至4月2日，中軍打死打傷蘇軍步兵30餘人，擊毀擊傷坦克各一輛。總計在整個珍寶島之戰中，中軍共斃傷蘇軍230餘人（蘇方數字為152人），毀傷蘇軍坦克、裝甲車19輛，中軍共傷亡92人。

二. 轉移國內困境的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3月17日珍寶島之戰基本結束後不到半個月的4月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文革前期的最大“盛事”。“九大”在中共黨史上頗為特殊，不僅在它的姍姍來遲，即在中共“八大”舉行十三年後才得以“勝利召開”；不僅在“九大”是文革期間（尤其是在文革最混亂的頭三年間）中共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在林彪史無前例地成為“九大”黨章規定的接班人；更因為“九大”是執政黨“全黨” 對“文化大革命”全面“認同”、批准和背書的大會，其重大意義在當時不言而喻（“全黨”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那時中共各級黨組織已經基本癱瘓了，各級黨領導不是被批鬥關押，就是已“靠邊站”即下崗）。  

就“珍寶島之戰”爆發的時間點來說，我以前總認為“珍寶島之戰”只是一次向“九大”的獻禮之戰。近年來進一步思考下，覺得“珍寶島之戰”還有更大更深的內因。誕生於1968年7月27日的“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請注意這一時間點是在“珍寶島之戰”爆發前不到半年）及其後應運而生的 “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均證明無法有效控制全國各地的混亂局面、制止各地頻繁發生的大規模武鬥事件，而“工宣隊”和“軍宣隊”已是毛澤東打出的最後兩張王牌。但“珍寶島之戰”後，局面迅速發生了巨變。我至今記得：某野戰軍以戰備需要為名，大規模開入我當時居住的省會，並全副武裝、荷槍實彈地在各主要大街上遊行示威（地方駐軍因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當地的派性鬥爭，已無法再用以制止武鬥）。不久，“軍管會”開始大規模抓捕介入武鬥的各派“罪魁禍首”，不論這些頭頭代表的是哪幫哪派、也不論誰是誰非，更不管誰曾被“中央文革”欽定為“革命派”的頭頭。凡是策劃、參與、指揮過武鬥者，通通被一刀切，輕則判刑坐牢，重則槍斃謝罪。一番快刀斬亂麻的震撼操作下，屢禁不止的武鬥很快就被有效制止了，“治亂世用重典”在哪朝哪代都不會過時。所以我現在認為：“珍寶島之戰”是中共高層精心策劃的一次“轉移國內視線”的軍事行動，是為迅速制止當時國內無比混亂局面和各地大規模武鬥事件祭出的最後一招“殺手鐧”。果然，在以“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一類聳人宣傳口號烘托出的“大敵當前”的緊張氛圍中，用文斗來爭論誰才是“最最革命”的、用武鬥來證明誰才是“最最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都迅速失去了市場；“槍口一致對外”成為所有中國人必須遵循的新最大共識，為此各派之間無論過去有什麼恩恩怨怨，都必須成為過眼浮雲，“轉移鬥爭大方向”是毛澤東最拿手、運用得非常嫻熟的政治策略。  

對中美接近和中越戰爭的重大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來爆發的四場對外戰爭中，中蘇珍寶島之戰是規模最小的，但它幾乎毀滅了中國，幾乎將世界拖入核大戰，它的負面/正面影響都遠非它的規模可以比擬。中蘇間劍拔弩張的緊張對峙局勢終於使毛澤東意識到：經濟/軍事實力全面落後的中國無法同時與世界兩強美蘇對峙並開戰；另一方面，美國也終於確信：“珍寶島之戰”使中蘇成為死敵，不可能再結成盟友，共同的共產主義信仰並不能使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追求不同國家利益的國家結成鐵板一塊。兩大死敵中美因有了共同的敵人前蘇聯，“史無前例”地惺惺相惜起來。毛周首先對美國拋出了小繡球（邀請美國兵乓球隊訪華），而後毫不猶豫地一把接過了美國伸過來的橄欖枝。中美迅速接近，最後促成了尼克松訪華。在美國的默許下，中國得以重入聯合國，重新融入世界的中國自此擺脫了與世隔絕的窘態，並為其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掃清了最大的障礙。由於中國砝碼滑向了美國一側，美蘇兩強對抗的天平開始大幅向美國傾斜。前蘇聯不僅徹底失去了中國這個最強大的盟友，還因為要同時對付東西兩線的強大敵人，導致國力大為削弱，為22年後這個蘇維埃泥足巨人一夜之間轟然倒塌埋下了兩大伏筆。這一連串世界現代史的重大轉變，都始於珍寶島的硝煙。   
珍寶島上激烈的槍炮聲沉寂了十年後，中越戰爭爆發。因蘇聯和越南簽訂有軍事互助條約，戰爭期間越南曾多次要求蘇聯根據該條約從北面出兵牽制中國。但珍寶島之戰的前車之鑑使蘇聯猶豫不決，為了小國越南再與核大國中國大動刀兵，顯然得不償失，稍一猶豫就錯過了最佳的出兵機會。中國摸透了蘇聯的底牌，採用速戰速決的方式在“完成戰略意圖”後主動從越南撤軍，也為蘇聯以中國已撤軍和來不及大規模調兵到中蘇邊境為由，找到了不出兵的台階。中蘇再戰能化為無影，是兩國之大幸。

毛澤東將意識形態之爭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外交路線，早已被中共糾正；歷屆蘇聯領導層幾乎全盤繼承的沙俄大國沙文主義、擴張主義的外交傳統，也因蘇聯解體而不再被周邊各國忌憚。但因意識形態之爭和擴張主義野心作祟，險些將兩個核大國拖入一場波及全球的核大戰中的深刻歷史教訓，值得中俄兩國的繼任執政者永遠記取。

陰謀論相繼登場

最後說兩句題外話。近來看到網上有文談到了珍寶島之戰的另兩個原因，其一是：珍寶島之戰時空下的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要舉行世界工人黨和共產黨代表會議，3月末就要召開籌備會，珍寶島之戰是毛澤東想給勃列日涅夫添堵添亂：你當什麼國際共運的領袖，我才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筆者認為：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那個會議有多重要？況且老毛當時正被國內動亂搞得焦頭爛額，哪有那閒情雅致再給老勃使絆子下套子？

其二是：珍寶島事件不是毛周聯手發動的，而是周恩來和“二月逆流”的老帥/老革命們從1967年就開始暗中布置的。 同時，周恩來用各種藉口拖延九大召開，好讓珍寶島事件的爆發逐漸發酵，毛澤東事先對此並不知情。 周恩來的目的是為了在九大召開時，以江青為代表的造反派不會在政治局占多數，九大的結果也正是這樣。 為了“準備打仗”，在九大召開前，毛澤東臨時調整政治局委員，把一些造反派的幹將用軍隊的人選取代。除了製造珍寶島事件，周恩來還暗中布置了一個蘇聯裔的英國人到台灣勸蔣介石反攻大陸，此人叫路易斯。代表蔣氏和路易斯接觸的人叫魏景蒙（曾任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魏把雙方當時接觸的經過寫成日記。魏景蒙死後多年，他的女兒把這份日記出版了，書名為《蘇聯特務在台灣》。乖乖！這些有關周恩來作為的“大膽假設”實在是比“畝產二十萬斤”還離譜。周恩來在文革中自身難保，他若具有“拖延九大召開”的能力，他還有必要戰戰兢兢地活在毛林之下嗎？說周“暗中布置了一個蘇聯裔的英國人到台灣勸蔣介石反攻大陸”更是笑掉大牙，這個布置可是牽扯到蘇英兩大國和台灣一小地，周的能量和影響力顯然已超過了美國總統、蘇共總書記，因為周必須是“地球國”的總理才能如此霸道地發號施令。這些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說，只會徒增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料，只是不要笑抽了就好。

（後記：這是我在幾年前一篇舊稿基礎上的重新創作）

（注2）據《維基百科》的資料，肖全夫14歲參軍，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他參加過國共的第一次內戰、抗日戰爭。國共第二次內戰時，他是林彪麾下四野的悍將，參加了東北的“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由身經百戰、熟悉東北地區寒冷作戰環境的肖全夫指揮珍寶島之戰，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注3）孫玉國是文革時名聞遐邇的戰鬥英雄，後被火箭式越級提拔為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在YouTube上記錄中共“九大”的影片上，可以看到他依次與毛林周熱烈握手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