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真相

一. 始作俑者原来是中方 历史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当它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我们越能看清它的全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随着中苏有关珍宝岛之战的历史档案逐渐被解密、双方当事人接受采访/当事人回忆录披露的真相相继公开，围绕“珍宝岛之战”的重重迷雾逐渐消散，它爆发的来龙去脉基本被厘清、被还原。

当时的中苏边界线全长约7,600公里，其中位于新疆的西段长3,300多公里，均为陆界；东段长4,200多公里，东端的西侧自内蒙的额尔古纳河起，往东到黑龙江的黑瞎子岛：再往东到黑龙江的抚远三角洲，就是乌苏里江部分，东段多为水界。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苏关系因意识形态争端急剧恶化，并逐渐扩展到了领土争端上。1967年至1969年初，苏方在乌苏里江中苏边界线上对中方的挑衅日益增加。1968年8月20日，苏军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震撼了整个世界，也使中国更加警惕和防范苏军在中苏边界的一举一动。

对珍宝岛之战的起因，当时中方宣称完全是由苏方一手策划并挑起的，面对苏军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挑衅，中方在忍无可忍之下只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乃至国际社会都接受这一解释--面对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前苏联，陷入文革动乱中的中国再怎么说也是以弱击强，再怎么说也不会主动开辟对外战争的“第二战场”，但真相却是珍宝岛之战是中方精心策划的主动攻击。中国军方高层清醒地认识到：鉴于当时中苏陆军在装备和训练上的巨大差距，中方的反击战要化被动为主动，为此只能以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地发动突然袭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些中国军队最擅长的作战方式进行。时任中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肖全夫（注2）全面负责策划和指挥此次军事行动。1969年1月25日中方首次设想以三个连的兵力投入这场战斗。2月春节前夕，肖全夫携作战方案星夜赴京。2月19日该方案上报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并最终得到时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   
 
珍宝岛并不是中方最初选定的攻击地点，中方之所以最后选在珍宝岛动手，有多方面的考虑。一是苏联早已答应将珍宝岛归还给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了夺回它跟中国拼命。因为即使苏方最终夺回了它，在国际法和道义上苏联也无法永远拥有它；二是自1947年开始苏军即在珍宝岛上巡逻。在这里动手，对苏方的触动更大；三是珍宝岛的地形对中方有利--中方便于隐蔽接近，苏方前来却容易被及时发现。此战中方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对苏军几点几分巡逻到岛上的什么地方、有多少军人参加巡逻都了如指掌，连动手暗号都准备好了。

此战中方调动了分别隶属于三个军的精锐部队—军属侦察连参战（均为编制200多人的加强连）。侦察连是当时的“特种部队”，军属侦察连更是集中了全军所有的作战/搏斗精英，要求其成员个个身怀各种绝技。3月1日夜间，中方部队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提前上岛潜伏。第二天天亮后，由边防站长孙玉国（注3）率领另一支中方“钓鱼”分队按正常程序上岛巡逻，引来了70余名苏军登岛，待苏军“上钩”后再将其一步步引入到中方预先布置好的“口袋阵”中。据“百度百科”提供的数据，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该批苏军共阵亡38人（苏方公布为31人），伤22余人，三辆军车尽毁，一辆被击伤。中方阵亡17人，伤35人。  

3月15日，中军抗击了苏军50余辆坦克和装甲车及大量步兵的轮番冲击，双方激战9个多小时，历经6次较大规模的炮战，中军粉碎了苏军3次冲击，并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4辆，苏军共战死60余人，包括一名上校、一名中校，伤80余人。中军战死12人，伤27人。3月17日至4月2日，中军打死打伤苏军步兵3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各一辆。总计在整个珍宝岛之战中，中军共毙伤苏军230余人（苏方数字为152人），毁伤苏军坦克、装甲车19辆，中军共伤亡92人。

二. 转移国内困境的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3月17日珍宝岛之战基本结束后不到半个月的4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文革前期的最大“盛事”。“九大”在中共党史上颇为特殊，不仅在它的姗姗来迟，即在中共“八大”举行十三年后才得以“胜利召开”；不仅在“九大”是文革期间（尤其是在文革最混乱的头三年间）中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在林彪史无前例地成为“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更因为“九大”是执政党“全党” 对“文化大革命”全面“认同”、批准和背书的大会，其重大意义在当时不言而喻（“全党”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那时中共各级党组织已经基本瘫痪了，各级党领导不是被批斗关押，就是已“靠边站”即下岗）。  

就“珍宝岛之战”爆发的时间点来说，我以前总认为“珍宝岛之战”只是一次向“九大”的献礼之战。近年来进一步思考下，觉得“珍宝岛之战”还有更大更深的内因。诞生于1968年7月27日的“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注意这一时间点是在“珍宝岛之战”爆发前不到半年）及其后应运而生的 “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均证明无法有效控制全国各地的混乱局面、制止各地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事件，而“工宣队”和“军宣队”已是毛泽东打出的最后两张王牌。但“珍宝岛之战”后，局面迅速发生了巨变。我至今记得：某野战军以战备需要为名，大规模开入我当时居住的省会，并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地在各主要大街上游行示威（地方驻军因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当地的派性斗争，已无法再用以制止武斗）。不久，“军管会”开始大规模抓捕介入武斗的各派“罪魁祸首”，不论这些头头代表的是哪帮哪派、也不论谁是谁非，更不管谁曾被“中央文革”钦定为“革命派”的头头。凡是策划、参与、指挥过武斗者，通通被一刀切，轻则判刑坐牢，重则枪毙谢罪。一番快刀斩乱麻的震撼操作下，屡禁不止的武斗很快就被有效制止了，“治乱世用重典”在哪朝哪代都不会过时。所以我现在认为：“珍宝岛之战”是中共高层精心策划的一次“转移国内视线”的军事行动，是为迅速制止当时国内无比混乱局面和各地大规模武斗事件祭出的最后一招“杀手锏”。果然，在以“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一类耸人宣传口号烘托出的“大敌当前”的紧张氛围中，用文斗来争论谁才是“最最革命”的、用武斗来证明谁才是“最最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都迅速失去了市场；“枪口一致对外”成为所有中国人必须遵循的新最大共识，为此各派之间无论过去有什么恩恩怨怨，都必须成为过眼浮云，“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毛泽东最拿手、运用得非常娴熟的政治策略。  

对中美接近和中越战争的重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爆发的四场对外战争中，中苏珍宝岛之战是规模最小的，但它几乎毁灭了中国，几乎将世界拖入核大战，它的负面/正面影响都远非它的规模可以比拟。中苏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局势终于使毛泽东意识到：经济/军事实力全面落后的中国无法同时与世界两强美苏对峙并开战；另一方面，美国也终于确信：“珍宝岛之战”使中苏成为死敌，不可能再结成盟友，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不能使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追求不同国家利益的国家结成铁板一块。两大死敌中美因有了共同的敌人前苏联，“史无前例”地惺惺相惜起来。毛周首先对美国抛出了小绣球（邀请美国兵乓球队访华），而后毫不犹豫地一把接过了美国伸过来的橄榄枝。中美迅速接近，最后促成了尼克松访华。在美国的默许下，中国得以重入联合国，重新融入世界的中国自此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窘态，并为其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扫清了最大的障碍。由于中国砝码滑向了美国一侧，美苏两强对抗的天平开始大幅向美国倾斜。前苏联不仅彻底失去了中国这个最强大的盟友，还因为要同时对付东西两线的强大敌人，导致国力大为削弱，为22年后这个苏维埃泥足巨人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埋下了两大伏笔。这一连串世界现代史的重大转变，都始于珍宝岛的硝烟。   
珍宝岛上激烈的枪炮声沉寂了十年后，中越战争爆发。因苏联和越南签订有军事互助条约，战争期间越南曾多次要求苏联根据该条约从北面出兵牵制中国。但珍宝岛之战的前车之鉴使苏联犹豫不决，为了小国越南再与核大国中国大动刀兵，显然得不偿失，稍一犹豫就错过了最佳的出兵机会。中国摸透了苏联的底牌，采用速战速决的方式在“完成战略意图”后主动从越南撤军，也为苏联以中国已撤军和来不及大规模调兵到中苏边境为由，找到了不出兵的台阶。中苏再战能化为无影，是两国之大幸。

毛泽东将意识形态之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外交路线，早已被中共纠正；历届苏联领导层几乎全盘继承的沙俄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的外交传统，也因苏联解体而不再被周边各国忌惮。但因意识形态之争和扩张主义野心作祟，险些将两个核大国拖入一场波及全球的核大战中的深刻历史教训，值得中俄两国的继任执政者永远记取。

阴谋论相继登场

最后说两句题外话。近来看到网上有文谈到了珍宝岛之战的另两个原因，其一是：珍宝岛之战时空下的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要举行世界工人党和共产党代表会议，3月末就要召开筹备会，珍宝岛之战是毛泽东想给勃列日涅夫添堵添乱：你当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我才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笔者认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那个会议有多重要？况且老毛当时正被国内动乱搞得焦头烂额，哪有那闲情雅致再给老勃使绊子下套子？

其二是：珍宝岛事件不是毛周联手发动的，而是周恩来和“二月逆流”的老帅/老革命们从1967年就开始暗中布置的。 同时，周恩来用各种借口拖延九大召开，好让珍宝岛事件的爆发逐渐发酵，毛泽东事先对此并不知情。 周恩来的目的是为了在九大召开时，以江青为代表的造反派不会在政治局占多数，九大的结果也正是这样。 为了“准备打仗”，在九大召开前，毛泽东临时调整政治局委员，把一些造反派的干将用军队的人选取代。除了制造珍宝岛事件，周恩来还暗中布置了一个苏联裔的英国人到台湾劝蒋介石反攻大陆，此人叫路易斯。代表蒋氏和路易斯接触的人叫魏景蒙（曾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魏把双方当时接触的经过写成日记。魏景蒙死后多年，他的女儿把这份日记出版了，书名为《苏联特务在台湾》。乖乖！这些有关周恩来作为的“大胆假设”实在是比“亩产二十万斤”还离谱。周恩来在文革中自身难保，他若具有“拖延九大召开”的能力，他还有必要战战兢兢地活在毛林之下吗？说周“暗中布置了一个苏联裔的英国人到台湾劝蒋介石反攻大陆”更是笑掉大牙，这个布置可是牵扯到苏英两大国和台湾一小地，周的能量和影响力显然已超过了美国总统、苏共总书记，因为周必须是“地球国”的总理才能如此霸道地发号施令。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说，只会徒增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只是不要笑抽了就好。

（后记：这是我在几年前一篇旧稿基础上的重新创作）

（注2）据《维基百科》的资料，肖全夫14岁参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参加过国共的第一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内战时，他是林彪麾下四野的悍将，参加了东北的“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由身经百战、熟悉东北地区寒冷作战环境的肖全夫指挥珍宝岛之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注3）孙玉国是文革时名闻遐迩的战斗英雄，后被火箭式越级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在YouTube上记录中共“九大”的影片上，可以看到他依次与毛林周热烈握手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