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四十周年；十月六日，是“粉碎四人帮”及文革结束四十周年。这两件互为关联、接踵而至的大事是中国现代史上两块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相当重要的分水岭，自此中国走上了一条被“誉为”与毛时代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四十年后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确实进步很大，在其它方面呢？我们不妨看看近期几个在海内外影响较大、有代表性的例子。  

最高层权力斗争依旧惨烈 四十年后，中共最高层的权力交接依然靠台底交易、无法以公开的民主选举的方式进行。习近平上台后还多了一条靠“政变”（高层海选）上台的途径，让人想起了“林彪搞政变”。高层海选本应是中共开创党内民主的首选，但在中共你死我活的政治生态下，习若被海选下去，下场比赵紫阳还惨，等待他的将是在秦城监狱度过余生，甚至“被死亡”（如薄熙来的“金主”徐明）。正因为如此，在与习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在策划“政变”中失败者如周薄令等人及其亲信党羽，遭到了胜利者毫不留情的彻底、全面清算。江胡时代没有靠“政变”上台的可能，今后中国最高层的权力交接、权力斗争恐将像四十年前一样血雨腥风。

“选择性反腐”与“株连九族”习王发动的大规模反腐运动当然是好事，但反腐已逐渐沦为“选择性反腐”，成为清除政敌、排除异己的最佳手段。此外，如周永康共有十二名家属被判刑入狱，这种“株连九族”的办案模式受到国内法律界和社会的质疑，也与文革时期无根本区别。自从六四事件后，中共高层所有的政治斗争无一例外以“贪腐”定罪，但这种迂回定罪既无法杜绝天下人的悠悠之口，也给后来者提供了坏典范，今后党内斗争将更加惨烈。

《炎黄春秋》被接管 7月13日，已有25年历史的体制内改革派标杆杂志《炎黄春秋》突然被强行接管。作为国内少见的一份敢言杂志，《炎黄春秋》曾发表过大量敏感和反思性的文章，受到海内外广泛的重视和欢迎。此事件之明显不公惊动了中国四大法学家，他们均参加了“炎黄春秋杂志社诉中国艺术研究院案专家研讨会”，可见《炎黄春秋》的影响力。《炎黄春秋》安然度过了江胡时期，却折戟于习时期，令人感叹当今中国的政治开明度不仅不如胡赵时期，也不如江胡时期。

至今不敢正视历史错误、揭开历史谜团 中国央视最近热播了一部三十六集的电视连续剧《彭德怀元帅》，但该剧只演到彭在“庐山会议”前的工作生活，最后称“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元帅在北京逝世”即匆匆“结束”，彭最后十五年的悲惨人生被一句带过。难道中国的编剧导演们至今还如此没有直面和反思彭德怀冤案（彭案）的勇气吗？后来，在中国国内民众无法直接进入的YouTube上，我看了《彭德怀元帅》三十六集后的九集，它们描述的正是彭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和会议后的不幸遭遇、文革初期被批斗被迫害的经历。彭案在大陆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且早已被平反，如今政府却连彭案都不敢直面，生怕引发民众回忆起共产党执政的重大错误。对彭案尚且如此，更不用提要政府搞清楚影响更大、至今疑窦重重的文革时期中国版的“九一一事件”--“九一三事件”了。曾经的一人之下的“副统帅”林彪“折戟沉沙”已整整四十五年，但政府至今连在莫斯科和外蒙的林彪等人的遗骸都不愿取回；林彪座机上的黑盒子里到底录了哪些内容，也至今没有对外公布。不论从人道的角度还是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出发，政府对“九一三事件”至今毫无作为都是不可思议的。  

出走和异议人士依旧不许回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六四”后，大批中国异议人士出走海外，他们中不少人已客死异乡，其余绝大部分人至今仍不能回国。

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于2016年6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辞世，享年一百岁。在二十六年旅居洛杉矶期间，许一直恪守对中国政府的承诺，拒绝透露所知的党内机密和国家机密。许生前多次向中央高层要求叶落归根，但最终只获准其骨灰回国安葬。这让我想起了原国民党军统四杰“三毛一戴”之一的毛森于一九九二年获准回国探亲的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攻陷上海前夕，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毛森大举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并将他们全部处决。志在反共的毛森此后还在泰缅边境组织国军残部从事反共游击活动。二十四年前中国政府允许毛森这样一个坚决反共、双手沾满中共地下党员鲜血者回国探亲，如今却不允许许家屯活着时叶落归根，胸襟到底是宽阔还是狭窄？

新婚之夜抄党章 2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号“学习小组”发起了“手抄党章100天”活动。活动鼓励中共党员从3月1日开始，用100天的时间抄写一万五千多字的党章全文。据“学习小组”统计，至少有25个省份数百个单位一起参加了抄党章活动，还“可能直接带动了上百万人参与”，由此引发的“夫妇新婚之夜抄党章”的消息迅速成为“网红”。党章神圣吗？值得如此煞有介事地抄写吗？林彪是唯一被堂而皇之写入中共党章的接班人，党章能够保护他吗？四十年过去了，执政党至今还在玩这种老掉牙的忠诚把戏，令人瞠目。

从中宣部进驻腾讯网说起 腾讯网因七月一日误将“习近平发表”写成“习近平发飚”，导致中宣部牵头一个小组大张旗鼓地进驻腾讯网调查。安徽大学生王伟因在7月17日将从FACEBOOK上下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PS照片上传至新浪微博上，被拘留十日。不久前，浙江台州市一名基层公务员因在QQ空间发布批评G20筹办扰民的文章，被当地官方认定为“造谣”并被行政拘留十天，后被转为刑事拘留并开除公职。据称台州市委书记因为此事向省委检讨，相关区领导据称也被处以警告等行政处分。此外诸如拆除十字架、大规模逮捕人权律师、雷洋案、共产党员不得“妄议中央”等等，以及搞得香港人心惶惶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桩桩件件都让人恍如回到了文革中，中国究竟进步了多少？

“竹幕”再起，严防境外势力 据《美国之音》六月三十日报道：中国一项有争议的网络安全法律正在全国人大审核。这项法律将授权当局可以在出现所谓“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时封锁互联网，阻断所有在线通讯。“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定义过于宽泛，政府可以任意解释，可以指任何小到局部抗议、大到大规模暴动或暴力袭击事件。该法律让人想起了文革时令人不寒而栗的“公安六条”，也使中国一夕回归“竹幕国家”。

六月三十日的《美国之音》还报道：中国今年四月刚刚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警察将有更大权力监管境内的外国NGO，境外NGO必须要向公安机关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境外NGO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笔者认为：NGO的存在和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它们既能填补政府照顾不到的角落，又能制衡政府滥权。少数“境外敌对”NGO在中国能有扎根的土壤、壮大发展的生存空间，不正说明中国政府在它们得以扎根和发展的领域做得很不够吗？中国政府既不轻易批准国内的NGO组织成立，又极力限制境外NGO，如何侈谈“与世界接轨”？  

中共维持执政主要靠两条：经济高速发展，党内利益共享，但现在这两条都难以为继。不仅任何经济都不可能一直维持高速发展，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下滑、失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都成为中国挥之不去、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污染难解难分，后者正在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公敌，所以中国必须另寻其他发展模式。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反腐，既打破了党内利益共享的潜规则，也导致各级官员普遍不作为，这成为经济下滑的一大因素之一。拟于二零一七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其人事布局牵动了各方利益集团参与争夺，加上中国在南海、东海面临的国际冲突，所以今明两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历史走到今天，所有人都不难看出：最迟从习近平的继任者开始，中共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中共将步苏共的后尘。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越晚，越不利于这个党的未来，中国越容易陷入动乱和分裂。如果习近平在任期内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毫无作为，任期届满后把种种问题和矛盾都留给下一任，下一任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届时局势一旦失去控制，中国很可能步苏联的后尘。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勇于领导这项宏大的世纪工程的改革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孙中山；阻止或不肯启动这项改革、继续执行和维护中共的僵化统治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袁世凯、历史的罪人。

（原载《争鸣》201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