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二十日，原“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在世的最後一名成員戚本禹因胃癌在上海去世，整整半個世紀前爆發的文革至此劃上了人事句點。在戚去世的前一天，他的六十餘萬字共七百七十二頁的回憶錄《戚本禹回憶錄》分上下兩冊在香港出版。今年是文革爆發五十周年和毛澤東逝世四十周年，對這兩件重大事件，中國官媒集體保持緘默；毛澤東逝世之日，習近平回母校慶祝九月九日教師節，沒有去祭拜毛澤東。此時此刻讀戚本禹的回憶錄，是對文革的另一種回顧、對毛澤東的另一種“紀念”。

戚本禹其人其事

戚本禹出生於山東威海，是明朝抗倭英雄戚繼光的後人。一九五零年五月，年僅十九歲的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在毛澤東的秘書班子工作。文革開始時，戚本禹接替田家英出任毛澤東的秘書，還暫代過中央辦公廳主任。

我第一次接觸到與戚本禹有關的事，是小學三年級時大喇叭里廣播戚本禹的成名之作《評李秀成自述》（發表於一九六三年八月）。雖然我聽得懵懵懂懂，卻記住了播音員聲情並茂地指責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是“叛徒”。近三年後文革爆發時，年僅三十五歲的戚本禹成為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即聲名遐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戚本禹又被選為這個文革時手握“尚方寶劍”、權傾天下的小組的成員，一躍登上了中國最高政治舞台，在小組中戚作為“中央首長”的排名還在後來的“四人幫”之一姚文元之前。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戚本禹向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學校師生、工礦企業工人、各地造反派組織等發表了大約一百二十餘次“重要講話”。在這些講話中，戚本禹秉承毛澤東、江青等的指示精神，大批“走資派”、號召並支持各地的造反派奪權，成為文革中叱咤風雲的“戚大帥”（歷史上“戚大帥”是對戚繼光的尊稱）。記得當時紅衛兵油印的各種小報上，常常刊登有戚本禹的“重要講話”，廣播裡也時常能聽到戚本禹的大名。再後來，在毫無預警之下，大街上刷出醒目的大標語“打倒王關戚！”，戚本禹一夜間繼王力、關鋒之後迅速倒台，自此戚即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徹底消聲匿跡。我曾對戚本禹的倒台感到震驚，但在那個今天打倒這個、明天鬥爭那個的混亂時代，這次震驚很快就被湮沒在後來更多的震驚中了。

介紹幾篇戚本禹得以揚名立萬的重要文章

戚本禹在文革前和文革前期陸續發表了幾篇影響力很大的文章，這些文章為文革大造輿論，對文革的方向和進程均影響很大，毛澤東因而將戚本禹與“文痞”姚文元並“譽”為“南姚北戚”。

一九六三年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發表後，在學術界引發很大的爭議，但毛澤東卻對此文批示“白紙黑字，鐵案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毛對戚文的高度評價不是無的放矢，因為熟讀中國歷史的毛澤東最擅長利用歷史案例借古喻今、借題發揮。此時毛澤東正醞釀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倒劉（少奇）”運動，因為劉少奇歷史上有變節的嫌疑，《評李秀成自述》早早為毛營造出了整肅黨內“叛徒”劉少奇的輿論氛圍和思想準備，為日後將李秀成頭上的“叛徒”帽子順利移植到“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頭上早早埋下了伏筆。毛高度評價戚文還有另一目的。毛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反覆強調全黨全軍的高級幹部都要與毛保持高度一致，即“老幹部老革命們都要保持晚節，緊跟毛主席幹革命”；周恩來也在文革中反覆向黨的高級幹部強調“晚節不保，一筆勾銷”。這些“老幹部老革命”大多數是與李秀成一樣的農民革命英雄，且文化不高，對他們而言，“晚節不保”的李秀成易於他們對照自己，更是一個最佳警世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戚在回憶錄中稱該文“在階級立場和歷史觀上與姚文元的文章是一致的”，毛更稱該文“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而“造反有理”後來“成為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和行動綱領”（《戚本禹回憶錄》語）。此外戚本禹還發表過《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等文章，它們都曾是如雷貫耳、洛陽紙貴之作，對引領當時的文革輿論“厥功甚偉”。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和四月一日，戚本禹在當時中國最權威的《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相繼發表了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戚發表這篇文章源於兩個歷史背景：一是毛澤東認為這部影片是宣揚賣國主義的，劉少奇則認為它是宣揚愛國主義的；二是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思路是不同的。劉少奇在抗戰勝利後就說過“我們也可以給美國人做紅色買辦”，“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太少了。”中共建國後，劉少奇要依靠的是資本家和西方援助，他要走新民主主義道路（在這一點上鄧小平是劉少奇的同路人，所以文革初期會提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筆者注）；毛澤東則要依靠“人民群眾”，依靠蘇聯和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走社會主義道路。正如戚在回憶錄中所說，《清宮秘史》的要害是：“影片中通過珍妃之口，說出了要光緒（劉少奇的替身—筆者注）依靠洋人、奪取慈禧的權力”，“批判影片《清宮秘史》，主席要批的就是黨內有一些人，總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國勢力，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的思想傾向”。在那個年代，走與毛不同的路線、實行與毛不同的方針政策是會被株連九族的彌天大罪，所以選擇批判《清宮秘史》作為打倒劉少奇的重大突破口和“戰鬥號角”絕不是偶然的。

戚本禹在這篇秉承毛澤東旨意撰寫的批《清宮秘史》的文章中，首次向全國不指名地點出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舉國為之震動。該文是戚本禹的系列“名文”中影響力最大的一篇、是他政治上的巔峰之作。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高度評價了該文，將《清宮秘史》的發表視為文革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決戰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如果說江青是文革的旗手，張春橋、姚文元憑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列為點燃文革火炬的主火炬手，那麼戚本禹憑撰寫上述系列文章，是當之無愧的點燃文革火炬的“常務副火炬手”（戚本禹差點也進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寫作班子）。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戚本禹不是在文革前期就過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由於王力、關鋒已被打倒，毛逝世後被打倒的就是包括戚在內的“五人幫”，戚的“排名”很可能還在姚文元之前。就這一點來說，戚的提前倒台，到底是福兮還是禍兮？

對毛江周的評價，為自己辯護

戚本禹長期在中國最高權力中樞中南海工作，在接觸最高機密的同時，也得以近水樓台地觀察了解中共第一代最高領導人。雖然戚本禹“成也毛澤東，敗也毛澤東”，但他終生都是虔誠的“毛粉”。加上中國人為尊者忌、為逝者諱、為自己辯的傳統價值觀，戚本禹的回憶錄始終為毛澤東和江青等辯護，把反右運動、大躍進、文革初期發生的重大錯誤和動亂主要歸咎於劉少奇、鄧小平乃至葉劍英、彭真等。對這些錯誤和動亂，毛澤東不是不知道，就是受蒙蔽，儼然把毛澤東當作劉阿斗一般，無法令讀者接受。在如何看待自己上，戚本禹通篇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辯護諉過、評功擺好，說他在文革期間儘量只做好事，從沒做過壞事，錯事則大多是受人指使被迫干的。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站在那個時代的風口浪尖上，如他那種身處高位者能如此潔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嗎？  

讀《戚本禹回憶錄》，不難看出戚這塊文革“活化石”仍然活在過去，是“死不改悔”的文革遺老，他的許多觀點和價值觀仍帶有強烈的時代局限。儘管如此，《戚本禹回憶錄》仍有重大參考價值。戚本禹從高高在上一夜間被一擼到底，在秦城監獄度過了十八年人生。經歷了那麼多風風雨雨、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後，他當然有很多心裡話要說。尤其是在“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人生最後一程，戚本禹沒有必要再說違心的話、編造歷史事實，他的回憶錄是他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在戚的回憶錄中，他以文革重要參與者與決策者的身份，回憶了文革前及文革中親身經歷的重大事件、做出了自己的詮釋；他以毛澤東、江青、周恩來貼身近臣的身份，如實地寫出了對毛、江、周長時期近距離的觀察。這本回憶錄為讀者和歷史學家打開了另一扇歷史之門，讓他們看到了歷史的另一面；也為後人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文革史、從另一個側面了解毛、江、周等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文字遺產。

最後順便指出的是：儘管在本書《後記》中有名有姓的整理文稿者就有五人，但這本書錯別字不少，也有一些錯誤。如上冊第五十頁最後一行“還有河北申紀蘭搞合作化的事跡”，這裡申紀蘭是山西勞模；再如上冊第八十八頁“有個紅線女，是個越劇演員”，這裡“越劇”應為“粵劇”。

（原載《爭鳴》2016年第10期，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