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德国专栏作家】

 “中国文化年”是中德建交40年以来中国在德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参与项目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活动，全年在德国各地将举办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电影、展览、对话论坛等领域共150个项目、超过500场活动。

“中国文化年”的目的之一是，举办者希望通过500多场活动，给德国人画一张中国的文化地图。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1678年加入耶稣会，1684年受法王路易十四选派出使中国传教，出发前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白晋于康熙26年（1687年）抵达浙江宁波。因海禁未开，洋人不能深入内地，清政府令其回国。但经南怀仁说明他们为法王所遣，精于天文历法。次年入北京，白晋为康熙留用，奉帝命测绘中国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于1718年初步完成， 1719年印行铜版图，以纬差八度为一排，共分八排，四十一幅，这种以经纬度分幅的方法在中国是第一次。

白晋完成《康熙皇舆全览图》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已经不在人世。

此前，莱布尼茨与白晋两人一直是好朋友，白晋向莱布尼茨介绍了北宋理学家邵雍（1012－1077）、《易经》和八卦的系统。

中国人把“逢二进一”的东西叫做先天图（八卦图），西方人把这种东西称作二进制（binary numeral system）。莱布尼茨于1701年2月15日莱布尼茨致函北京的法国传教士白晋， 将其发明的二进制详细的介绍给白晋，而白晋马上就指出莱布尼茨所发明的二进制与太极八卦图相同。 白晋于1701年11月4日致函莱布尼茨，并附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为证。莱布尼茨收到白晋信中所附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后，确认自己的二进算术体系与伏羲这两张图相同。

莱布尼茨认为用“0”与“1”表示的数学较之过去的（进位方法）更近乎完美之域，又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目前在德国哥达研究图书馆（Forschungsbibliothek Gotha）内仍保存一份莱布尼茨的手稿。根据手稿：“1 与 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这是造物的秘密美妙的典范，因为，一切无非都来自上帝。”而且莱布尼茨自己写给白晋的信中说：“第一天的伊始是 1，也就是上帝。第二天的伊始是 2，……到了第七天，一切都有了。所以，这最后的一天也是最完美的。因为，此时世间的一切都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因此它被写作‘7’，也就是‘111’（二进制中的111等于十进制的7），而且不包含0。只有当我们仅仅用 0 和 1 来表达这个数字时，才能理解，为什么第7天才最完美，为什么 7 是神圣的数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第7天）的特征（写作二进制的111）与三位一体的关联。”

是否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来自于中国的八卦？

郭书春在《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一书461页指出：“中国有所谓《周易》创造了二进制的说法，至于莱布尼兹受《周易》八卦的影响创造二进制并用于计算机的神话，更是广为流传。事实是，莱布尼兹先发明了二进制，后来才看到传教士带回的宋代学者重新编排的《周易》八卦，并发现八卦可以用他的二进制来解释。”因此，并不是莱布尼茨看到阴阳八卦才发明二进制。

梁宗巨著《数学历史典故》一书14～18页对这一历史公案有更加详尽考察。

胡阳、李长铎在《欧洲中心论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中指出：“由于中国大陆现代学者因各种条件所限，对二进制的历史了解有限，这本是学术研究的常事，但有些自居学术权威的学霸却表现出一些学术研究以外的行为。通过对莱布尼茨二进制的渊源考证，验证了中国大陆一代学术名流缺乏基本研究素质，而成为欧洲中心论的代理人。这些人在学术研究上往往表现出人云亦云，不亲自对历史考证。在这种情况下，对一般的学者来说应该留有一些余地，不要急于下定论。”

马普所（Max-Planck-Institute）是德国联邦和州政府支持的一个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权威机构（类似中科院），其研究领域的成绩享誉世界。2006年由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的非大学类研究所的排名中，马普所名列第一位，技术研究专项排名第三（第一和第二是美国的AT&T和Argonne国家实验室）。

据报道，在学术界享负盛名的《马普研究所期刊》(Max Planck Forschung) 2008年第3期封面，为配合其刊物的中国专题，把五行看似是诗句的中文字印成 封面，想让读者一看便知内里乾坤，但这几行中文字来自色情场所的传单，令中国读者不满。红色封面上印着五行中文字句：“重金礼聘长驻日场，KK加美主任亲率青春玉女，仪态万千北方佳丽，身材惹火住家少妇，风骚迷人即日登场。”

据说，期刊封面上的中文字取自澳门某家脱衣舞店派发的八卦传单。

对西方人而言，中国方块文字既吸引又美丽，为他们带来震撼的视觉享受，遗憾的是，哪怕某些“中国通”有时也无法理解当中一字一句的个中含意，当编辑委员会对事件感到尴尬不已之际，马普所亦迅即为这趟失误作出解释，强调已事先谘询过德国一位汉学家，才决定以这五行中文字作为封面的。

“中国文化年”结束后，举办者希望的收获是，德国人大概能够画出一张文化中国地图的轮廓，而不是一张八卦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