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德國專欄作家】

 “中國文化年”是中德建交40年以來中國在德國舉辦的規模最大、參與項目最多、影響範圍最廣的活動，全年在德國各地將舉辦音樂、戲劇、舞蹈、文學、電影、展覽、對話論壇等領域共150個項目、超過500場活動。

“中國文化年”的目的之一是，舉辦者希望通過500多場活動，給德國人畫一張中國的文化地圖。

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1678年加入耶穌會，1684年受法王路易十四選派出使中國傳教，出發前被授予“國王數學家”稱號。白晉於康熙26年（1687年）抵達浙江寧波。因海禁未開，洋人不能深入內地，清政府令其回國。但經南懷仁說明他們為法王所遣，精於天文曆法。次年入北京，白晉為康熙留用，奉帝命測繪中國地圖。《康熙皇輿全覽圖》於1718年初步完成， 1719年印行銅版圖，以緯差八度為一排，共分八排，四十一幅，這種以經緯度分幅的方法在中國是第一次。

白晉完成《康熙皇輿全覽圖》時，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已經不在人世。

此前，萊布尼茨與白晉兩人一直是好朋友，白晉向萊布尼茨介紹了北宋理學家邵雍（1012－1077）、《易經》和八卦的系統。

中國人把“逢二進一”的東西叫做先天圖（八卦圖），西方人把這種東西稱作二進制（binary numeral system）。萊布尼茨於1701年2月15日萊布尼茨致函北京的法國傳教士白晉， 將其發明的二進制詳細的介紹給白晉，而白晉馬上就指出萊布尼茨所發明的二進制與太極八卦圖相同。 白晉於1701年11月4日致函萊布尼茨，並附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為證。萊布尼茨收到白晉信中所附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後，確認自己的二進算術體系與伏羲這兩張圖相同。

萊布尼茨認為用“0”與“1”表示的數學較之過去的（進位方法）更近乎完美之域，又有着不可思議的效果。目前在德國哥達研究圖書館（Forschungsbibliothek Gotha）內仍保存一份萊布尼茨的手稿。根據手稿：“1 與 0，一切數字的神奇淵源。……這是造物的秘密美妙的典範，因為，一切無非都來自上帝。”而且萊布尼茨自己寫給白晉的信中說：“第一天的伊始是 1，也就是上帝。第二天的伊始是 2，……到了第七天，一切都有了。所以，這最後的一天也是最完美的。因為，此時世間的一切都已經被創造出來了。因此它被寫作‘7’，也就是‘111’（二進制中的111等於十進制的7），而且不包含0。只有當我們僅僅用 0 和 1 來表達這個數字時，才能理解，為什麼第7天才最完美，為什麼 7 是神聖的數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第7天）的特徵（寫作二進制的111）與三位一體的關聯。”

是否萊布尼茨的二進制來自於中國的八卦？

郭書春在《古代世界數學泰斗劉徽》一書461頁指出：“中國有所謂《周易》創造了二進制的說法，至於萊布尼茲受《周易》八卦的影響創造二進制並用於計算機的神話，更是廣為流傳。事實是，萊布尼茲先發明了二進制，後來才看到傳教士帶回的宋代學者重新編排的《周易》八卦，並發現八卦可以用他的二進制來解釋。”因此，並不是萊布尼茨看到陰陽八卦才發明二進制。

梁宗巨著《數學歷史典故》一書14～18頁對這一歷史公案有更加詳盡考察。

胡陽、李長鐸在《歐洲中心論對中國學者的影響》中指出：“由於中國大陸現代學者因各種條件所限，對二進制的歷史了解有限，這本是學術研究的常事，但有些自居學術權威的學霸卻表現出一些學術研究以外的行為。通過對萊布尼茨二進制的淵源考證，驗證了中國大陸一代學術名流缺乏基本研究素質，而成為歐洲中心論的代理人。這些人在學術研究上往往表現出人云亦云，不親自對歷史考證。在這種情況下，對一般的學者來說應該留有一些餘地，不要急於下定論。”

馬普所（Max-Planck-Institute）是德國聯邦和州政府支持的一個非營利性學術研究權威機構（類似中科院），其研究領域的成績享譽世界。2006年由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的非大學類研究所的排名中，馬普所名列第一位，技術研究專項排名第三（第一和第二是美國的AT&T和Argonne國家實驗室）。

據報道，在學術界享負盛名的《馬普研究所期刊》(Max Planck Forschung) 2008年第3期封面，為配合其刊物的中國專題，把五行看似是詩句的中文字印成 封面，想讓讀者一看便知內里乾坤，但這幾行中文字來自色情場所的傳單，令中國讀者不滿。紅色封面上印着五行中文字句：“重金禮聘長駐日場，KK加美主任親率青春玉女，儀態萬千北方佳麗，身材惹火住家少婦，風騷迷人即日登場。”

據說，期刊封面上的中文字取自澳門某家脫衣舞店派發的八卦傳單。

對西方人而言，中國方塊文字既吸引又美麗，為他們帶來震撼的視覺享受，遺憾的是，哪怕某些“中國通”有時也無法理解當中一字一句的箇中含意，當編輯委員會對事件感到尷尬不已之際，馬普所亦迅即為這趟失誤作出解釋，強調已事先諮詢過德國一位漢學家，才決定以這五行中文字作為封面的。

“中國文化年”結束後，舉辦者希望的收穫是，德國人大概能夠畫出一張文化中國地圖的輪廓，而不是一張八卦傳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