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第十八 p.308 1925年，蔣介石對葉挺說：私有制在中國已經4千年了。在中國4千年的歷史上，大概真正實行了均貧富實行了公有制的時候總共只有1年，而且都是起義時招攬貧民的口號。為什麼3999年都是私有制呢？私有制難道沒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嗎？公有制在當今的中國是行不通的。這是中國4千年歷史反覆證明了的啊。渲染階級矛盾對社會安定發展很不利，對中華民族不利。
p.308-309 韓復榘的山東省政府成立不久，就開各廳處預算審查委員會會議。為使收支相符，有人提議削減教育經費，全體贊成，教育廳長何思源堅決反對，兩下爭執甚為激烈。話到激昂處，何思源說：“這不是我個人的事，事關後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這樣；不叫我干，我就走路。”這一下使韓無法躲閃，結果他表示決不減少教育費，以後每年還得增加，最後韓復榘站起來說，“決不欠你的教育費，你放心吧！”
信念第十九 p.325 王小波說，他小時候有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有一天，他父親對他姥姥說，一畝地里能打30萬斤糧食。結果是，老太太跳着小腳叫了起來：“殺了俺俺也不信！”
自覺第二十 p.331 陳獨秀不同意無條件的愛國主義。他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又說：“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p.336 杜月笙識字不多，卻有一句名言：“不識字不要緊，但不能不識人。”
p.336 1940年，陳獨秀在經過幾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後，終於痛定思痛地回到了民主的軌道。他沉痛地指出：“試問斯大林的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十月革命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斯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因此“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p.339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辭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選·自敘》一文中，他說：“……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關人的學說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內，如果沒有道德理想作原動力，如果不受倫理規範的制約，都會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險的，都可以變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變成極權，自由可以成為暴亂。自古以來，柏拉圖等大思想家的顧慮，並不是多餘的。”
p.343-343 1997年10月11日，在紐約由中國大陸學者和留學生發起並主辦的“辛亥革命紀念大會”上，金堯如擁抱着主講人辛灝年流淚。這位有着60年黨齡的中共老幹部、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痛言：“我少年時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還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
p.344 成舍我說：“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這兩個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與那些不讓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教化第二十一 p.354 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命運第二十二 p.359 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是龔自珍。他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國學——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兩百年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約不曾預見這個歷史的悖論：“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
p.366 反右期間，吳晗最早揭批羅隆基。他說：“羅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機構（註：指平反‘肅反’和‘鎮反’中的錯案），就是不信任黨的領導。”“羅隆基一貫反共，他的靠山就是美帝國主義。”吳晗還揭發，羅見毛主席之後對朋友說：“毛主席這個人很厲害狡猾，比歷代統治人物都凶。”“他說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p.367 毛澤東喜歡別人做檢討，自己卻從不做。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晚年回憶說：毛主席“不僅做了自我批評，而且帶頭承認所犯錯誤的責任，體現了黨的領袖的廣闊胸懷”。有人算賬說，大躍進失敗的損失，單是因饑饉而“非正常死亡”的中國人就達3千萬。毛澤東的這個自我批評只有30字。30比3千萬，1字竟抵冤魂百萬，字何貴而命何輕！
p.370 華國鋒下台後，對陳永貴說：“我們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個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陳說：“那還不是你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搞掉的嘛！”華國鋒脫口道：“因為他們也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要真正搞陰謀詭計，我們也搞不過人家。”
p.371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下令上海的《字林西報》停刊，因為只有這家報紙敢於透露誰是發動戰爭的元兇。當時有一些留美的中國學者回國，帶回不同的消息，但他們立刻被鋪天蓋地的“美國侵略朝鮮”的宣傳所壓倒。河北師範學院教授滕大春就是一個例子。他說：“朝鮮戰爭爆發，我適在紐約。抗美援朝開始，我適在北京。這是考驗我對敵友認識的機會，我被考倒了。我受美國欺矇，誤信蘇聯先唆使北朝鮮打南朝鮮，美國不得不還手。”回國後在“抗美援朝”的狂熱中，他“口喊抗美、仇美、鄙美，但內心抗不起來，仇不起來，鄙不起來。”在中共的洗腦和高壓下，他明白了戰爭的“真相”，用切身經歷說明美國新聞的欺騙性。
變異第二十三 p.381 康梁革命失敗後，康有為日益保守，從政治革命到君主立憲，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到墨西哥、印度等地考察後，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p.386-387 1946年，沈崇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地發生了學生示威遊行。吳國禎對上海交大的示威學生說：“俄國人占領東北時，有多少中國婦女遭到了蹂躪？如果你們一定要示威，那麼應當針對這個劣跡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們一定要對美國示威，那麼同時也應該對蘇聯示威。”
p.388 林昭和她的同學被打成右派，她堅不認罪。林昭向學校領導發出一封責問信說：“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
p.388 反右期間，周恩來要龍雲承認跟陳銘樞結成了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周恩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龍雲當場拒絕，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眾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起，這個事怎麼能行呢？
p.389 20世紀下半葉，家庭社會對時政無議，章伯鈞在家裡寂寞難耐，常對女兒章詒和議論時事，情緒激動，聲調會越來越高。夫人李健生不讓他繼續往下講，打斷他的話頭：“當着孩子的面，不要說這些，而且一句一個共產黨，一句一個老毛。從前你可以這樣說話，現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這樣講了。你在家裡講，萬一傳到外面，人家真要說章伯鈞反動到家了。雖然我們看不慣黃炎培，兒子劃成右派，自己跟共產黨倒更加親近。但是你也沒有必要和過去一樣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說出來。”
p.390 1962年，陳虞孫率上海評彈團赴港演出，歸來後，各方請他作報告者頻繁。一次他與眾人開會，中間他去聽了一個電話，回到會議桌上，拂然不悅，厲聲說：“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講香港怎麼怎麼不好……”真情流露一剎，而上台講演仍大罵香港。
p.390 60年代初，郭世英、張鶴慈和曹天宇等年輕人敏於思考，他們對時代社會感動痛苦、無能為力又想做點什麼。他們的傾向受到父輩和公安機關的嚴密注視。郭世英的父親郭沫若曾跟翦伯贊談論孩子們的思想，並把年輕人的文字給翦看，問翦感想。翦反問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們年輕時。”翦伯贊說：“可惜時代不一樣了。現在這一套不行了。”
p.392-393 1978年，安徽率先突破人民公社的集體化農業生產，搞包產到戶。第二年春，《人民日報》發表讀者來信，質疑包產到戶。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混亂。幾天之中衝垮了2萬多個承包組，衝掉的承包戶更多。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到全椒縣檢查工作。縣領導匯報說：“《人民日報》的文章一播，不得了哇！乖乖，全椒上下亂了套了，春耕搞不下去了，農民找公社、縣委，領導嚇得躲起來了。……”萬里說：“《人民日報》能給人飯吃？報社管飯嗎？它要管飯，那行，農民不用種地，都去找它。報紙是公共汽車，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發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發表文章！”
神傷第二十四 p.396 吳汝綸曾東遊日本考察教育，到馬關春帆樓上，看到李鴻章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四字。
p.399 1924年，于右任詩：“風虎雲龍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p.403 延安整風確立了崇拜領袖的思維。李維漢說：“整風的主要收穫是教育了兩代人，兩層幹部。”經過整風，個人崇拜體制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鞏固地建立起來了。整風前，人們在生活會上批評馮文彬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時，就說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馬、恩、列、斯之後就數他了；整風后則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斯下面還有毛。
p.404 國共內戰時，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p.405-406 反右期間，欽本立和徐鑄成去見柯慶施。柯慶施對徐說：“我已對欽本立說過，《文匯報》的事不能由你負責。可你的一隻腳早踹入右傾泥潭裡了，你自己得從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讓你下樓。”作為毛澤東的好學生，柯還搬用了老師的一段話：“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
p.406 1957年，“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北京城牆也正在被熱火朝天地拆除着，北京城到處是毀牆的炮聲。有一天，梁思成進城去瞅了瞅，發現地安門已經沒有了，廣安門也消失了。聽說正拆廣渠門，他急忙趕去，發現已經只剩下一個城台和一個門洞。毀城的大軍正向北京最後的兩個城門進軍——崇文門和西直門——1957年時最後兩個有瓮城的城門。梁流淚了，他去找周恩來：“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p.406 大躍進時，一位多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里興不得煉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給我一句話，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說：“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那我要給中央寫信。”楊說，“我要問一問，是誰興的這尖板眼？”朱德說：“種你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幹了。”
p.407 1960年，何方下放安徽六安縣蘇家埠勞動改造。每天的原糧供應只有老秤（16兩為1斤）3兩。餓死人是普遍現象。當地的主要作物玉米已長到兩三尺高時，由於行距不合規定的密植（毛澤東倡導的農業八字憲法中的一項）標準，上級勒令一律鏟掉，重新播種。雖然當年風調雨順，施肥充足，卻因貽誤農時而顆粒無收。有些貧下中農暗地裡問何方：“毛主席為什麼這樣心狠，就是不讓我們吃飽飯？”
p.412 在普林斯頓讀書時，楊小凱遇到英文語法問題，總是立刻抓住他旁邊的美國學生請教。有人問他：你不認識人家，怎麼上來就問？楊說：“你要是也住過10年共產黨的監獄，也會和我一樣，沒有什麼值得在乎的事情。”有人稱讚楊聰明過人，楊卻說：他不過是二流的。他在監獄裡遇到許多一流的人才，但是共產黨對這些人才非常害怕，把他們都殺了。
p.412 胡繩晚年自述：“吾十有五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紀略窺門庭，九十無望，嗚呼哀哉，尚饗。”
p.413 張遠山曾有短暫的教書生涯。有一天上課時，他向學生提問說，請舉出一次人生傷心的經驗。半天無人應答。後來一個女生站起來，慢慢地說：“讀中國近代史的時候。”
限定第二十五 p.415 清末，立憲之議大開，各省紛紛選舉議員組成省議會以期行民主之制。張懷芝將軍素以勇敢見稱，當他聽說一班文人瞎鬧，要求清廷縮短預備立憲期時，帶軍隊衝進議會。眾議員正群情激奮，忽見如狼似虎的官兵頓時啞言。張見此很是得意，登台發表即興演講：“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為民之父母的古訓。現在，我是官，諸君為民；也就是說，我相當於你們的父親，你們就好比是我的兒子。父親有令兒子必須遵守，不然則為不孝。先人是這樣教導我們的，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還請諸位好自為之。”
p.416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全面實行“一黨專政”。學界就政體形式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很多人證明在中國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是不合國情的。錢端升、陳之邁、吳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贊成“新式獨裁”。周佛海說，國民黨的獨裁不是少數人或一階級的獨裁，而是代表各階級的革命民眾的獨裁，它是代表社會全體利益的黨。
p.420 毛澤東一度便秘，常由衛兵陪伴到很遠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話，頓時就能在當地群眾中引起一片歡騰：“毛主席拉出來了！”對延安軍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所表現出的狂熱，斯諾幽默地寫到：“他們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p.420 陳璧君被捕後，堅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p.423 1966年7月30日，周恩來找幾名清華大學學生開小型座談會，聽取學生對清華“文革”怎麼搞的意見。年輕人提到周恩來在7月29日的講話中把一個詞用反了。周恩來謙虛地說：“我講的話不一定是對的，要一分為二。”年輕的楊繼繩當即問他：“對毛主席的話要不要一分為二？”周恩來明確地說：“對主席的話不能一分為二，因為他的話已經經過一分為二提煉過的。”參加座談會的人對這句話印象十分深刻。
p.424 韓三洲回憶，“文革”期間，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發言，慷慨激昂：“林賊這個野心家、陰謀家真不知好歹！都當上二把手了，還不知足，還想篡黨奪權！要是換上我們工人階級，肯定好好干！”
p.425 70年代，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問北京，他問鄧小平：“中國要建設四個現代化，到底現代化的目標是什麼？”鄧小平當時一愣，想了一想回答說：“目前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250美元，用20年時間翻兩番。到20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達到一千美元，算個小康水平。”
p.425-426 以前金庸多為台灣捧場。有一年他到台灣，跟李敖聊天，特別提到，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說：“佛經里講‘七注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着’，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李敖說金庸窘得無以對答。李敖認為，金庸的信佛，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偽善”。
p.426 80年代初，中共把農民的願望變為政策，實行“包產到戶”，農民有了積極性，使各地出現了“賣糧難”、“賣豬難”等一系列的“難”。在“文革”中鼓吹“學大寨”的李先念，此時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建議：“動員農民吃豬嘛！”引起全場哄堂大笑。
p.426 1985年2月，胡喬木到福建視察。一天晚上，項南邀請他觀看文藝演出。當舞台上出現青年男女跳迪斯科的節目時，胡喬木勃然變色，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表示要退場。項南好言挽留。胡指着台上跳舞的青年，聲色俱厲地對項南說：“這種節目也上了社會主義的舞台，我感到吃驚！我消受不了！”項南和其他省委領導紛紛挽留，胡喬木嚴肅地說：“不必了。我要涇渭分明！”
p.426 1986年12月25日，王震對學潮表態說：“有人說什麼冷處理，熱處理。熱處理就是一槍一個窟窿，冷處理就是凍成冰棍。”他問：“我們的監獄能關江青，為什麼不能關這些教授、研究生？”
p.426-427 1988年12月，金觀濤在北大“未來中國與世界”的討論會上說：“20世紀另外一個遺產是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新觀察》主編戈揚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身份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實際上，現在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封建社會，它的頭子必然是皇帝。”
虛榮第二十六 p.428 洪秀全把人間妖行歸咎於孔丘教人之書多錯。連耶穌都被孔子教壞了，因為“天父上主皇上帝對耶穌說：這是孔丘留下來的書，就是你在凡間所讀的書。這書全錯了；連你讀了，都被這樣的書教壞了。”洪秀全還借上帝之口指責孔丘，“爾（孔子）名聲反大過於朕乎？”“你為什麼要教人這樣糊塗了事，讓凡人都不知道我？你要讓你的名聲比我還大嗎？”
p.428-429 李鴻章作直隸總督，將其母接來天津同住。各級官吏紛紛設宴迎請，以示巴結。每當出門坐八抬大轎時，老太太總將一雙大腳伸出簾外，招搖過市，引得路人紛紛駐足圍觀，成街議笑料。李鴻章面子難堪，苦求其母將腳收斂一點。老太太勃然大怒：“你老爸當年也不說這般話。沒有老娘這雙大腳，誰供汝等讀書做官？”說罷倒頭便睡，絕食三天，以示抗議。李鴻章只好連跪三天賠罪告饒，從此任憑其母為所欲為。
p.430 袁世凱次子袁克文對於乃父的帝制運動，頗不謂然，縱情詩酒，不聞世事，別人談起帝制的事情來，他總是“掩耳疾行”。而其兄克定仍不放心，常對其百般挑剔。克文感慨地念煮豆燃箕的詩句諷刺他。克定大怒，兩人吵起來。克文說：“你要做曹丕，難道就不許我做曹植嗎？”袁世凱得知後，大罵兩人：“你們這兩個畜生！怪不得外人罵我是篡位的曹操，你們兩人也自比曹丕和曹植，這不是‘其父攘羊，其子證之’嗎？有你們這兩個寶貝兒子這麼一鬧，我這個名正言順的曹操，還用來分辨嗎？”
p.432 胡適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曾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初共產國際派代表到中國來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紹去找陳獨秀。所以後來陳變成了共產黨，而他卻不是。此話傳開後，有學生貼出壁報批駁他說，若當初找到你，你也變不了共產黨。
p.433 陳公博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當他勸汪精衛拖蔣介石一道投日時，汪夫人陳壁君曾對他斥責道：“難道汪主席當漢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嗎？”
p.436 劉家昌曾懷疑李翰祥給他戴了綠帽子，當眾打了李翰祥。有人告之李不可能偷他的老婆。說了半天，劉若有所悟，但是最後大聲說：“但是，但是，我不是王八，這怎麼成？我已經招待記者，當眾宣布我是王八了！”
p.438 費孝通在回憶“文革”經歷時說：“我們都是戰鬥劇中的演員，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會演，但是都在扮演角色。有時我也扮演批判別人的壞角色，譴責和寫大字報反對別人。我們不得不演……我變成了旁觀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在觀察別人的過程中，也有機會觀察自己。我想，經過那些年我的確懂得做人應當超脫些，境界要高些。”
p.438 李慎之曾把人民出版社的年輕編輯邵宏志調到《美國研究》雜誌社。邵做編輯很是敬業。有一次，她改動了李慎之的文章，讓李大為不滿，李倚老賣老說：“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長，吃的鹽比你吃的飯還多。”邵編輯義正詞嚴地回答道：“我們現在說的是文章，而不是過橋與吃鹽和飯的問題。”
無情第二十七 p.442 1932年，鄂豫皖根據地反第四次“圍剿”時，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帶打仗，戰局異常緊張，無法回家看望妻子程訓宣，只是讓警衛員把襪子拿給她補一補，好行軍作戰。警衛員回來悄悄地對他說：“程訓宣被抓走了，人家說她是改組派。”她的命運如何，徐向前不得而知，也不便過問，還是打他的仗。部隊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後，徐向前一直打聽妻子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他。1937年到延安，徐才聽說她和王樹聲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殺害了。徐向前問周純全：“為什麼要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有什麼罪過？”周說：“沒有什麼罪過，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嘛。”
p.442 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途經彝族大小涼山地區時，劉伯承曾為借路，親書保證在革命成功後讓彝族自治。1950年，彝人要求兌現中共當年承諾。劉伯承自食其言，命令炮轟大小涼山，幾將大小涼山削平。
p.444-445 周恩來一生中簽署過無數的逮捕令。60年代，他讓北京市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馮基平進了大牢。馮基平的女兒一直不肯原諒周，她說：“秦城監獄是我爸蓋的，居然周讓我爸作為第一批客人住進去。”最可笑的是，馮基平的助手也一起進了秦城。同室的難友吃不飽，埋怨馮基平：你當初訂犯人的伙食標準時為什麼不訂得高一些？馮基平苦笑着說：倒是沒有想過犯人還要吃飽這個問題。
p.445 50年代，陳立夫在台灣被投置閒散，不得已只好去美國謀生。他去向蔣介石和宋美齡辭行時，蔣夫人送了一本《聖經》給他，說：“你在大陸負了那麼重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很難適應。送你本《聖經》念念吧，也好在心靈上得些慰藉。”陳立夫不客氣地指着牆上蔣介石的肖像說：“夫人，這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到耶穌的信任嗎？”
p.451 王芸生晚年最為痛心的，是他在60年代寫下的《1926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這個文件從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員催促成章，周恩來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他的長篇悔過書。他說，這是他“自掘墳墓”。
p.452 吳晗左傾為眾周知，學人對其仍以學者視之。他作為中共秘密黨員，深入到民盟內部。到中共批判章伯鈞、羅隆基時，他和民盟內的左派表現得“瘋狂狠辣”，令千家駒為之心冷。千家駒後來談起吳晗時說：“沒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鈞還慘，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難道不是因果報應嗎？”千家駒晚年皈依佛門。
心智第二十八 p.462 大搞“三自一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鄧小平給毛澤東寫檢討信。信中說他自己多年來埋頭抓業務，沒有突出政治；一定要向林彪同志學習，改造思想，一定要政治掛帥，等等。鄧小平在信中還說，他最佩服林彪的沉思。
p.462-463 中共建國後，林彪就稱病不出。他親自手書座右銘：張良范蠡，急流勇退。另一張條幅：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他不與任何一位中央首長往來，包括毛澤東。“文革”初期，毛澤東數次指令林彪進京，林彪不肯進京，從哈爾濱躲到大連。毛澤東調不動林，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藥，聲言“活得沒意思”。周恩來窺悉毛的心思，以恩師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據林彪身邊的人說，林彪根本不相信毛會自殺。他對葉群說：“不想活了，還那麼左。”
p.465-466 汪曾祺自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然而他也有憤怒。他曾說：“知青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塊癌腫。是什麼人忽然心血來潮，把整整一代天真、純潔、輕信、狂熱的年輕學生流放到‘廣闊天地’里去的？這片天地廣闊，但是貧窮，寒冷，飢餓。尤其可怕的是這片天地里有狼。發出那樣號召的人難道不知道下面的基層幹部是怎麼回事？把青年女學生交給這些人，不啻是把羔羊捆起來往狼嘴裡送。我們對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是欠了一筆債的。”
p.467 1986年底，全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唯獨天津學潮很快被平息，因為時任市委書記的李瑞環態度堅決。李瑞環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是成千上萬革命烈士的腦袋換來的，誰要我們的領導權，也得拿這麼多腦袋來換！”李瑞環在天津市委常委會上批評胡耀邦對學潮太軟弱。他還回顧1979年胡耀邦對西單民主牆態度軟弱，他說當年是他建議取締西單民主牆的。李瑞環的強硬態度受到鄧小平的表揚。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虞錫圭寫了一篇反映天津平息學潮經驗的稿件，胡啟立要向各省轉發。李瑞環不同意，他說：“我這把斧頭只有我這個木匠使才有效，拿到別處去就不行了。”
p.467-468 中共十三大選舉，鄧小平要趙紫陽做工作，希望能讓鄧力群選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由於是差額選舉，想做中共總書記的鄧力群被“差”了下去，連中央委員也沒有選上。後來又把他安排到中顧委，又被“差”了下去，只當了一名普通的中顧委委員。在中顧委常委落選時，鄧力群流下了眼淚。胡喬木得票也極少。在中顧委選舉結束後照相，臨時撤去了為鄧力群準備的座位（為中顧委常委準備的）。胡喬木最後走過來，一臉死灰，沒有人同他打招呼。
p.468 王光美在“文革”期間被批鬥，丈夫劉少奇被毛澤東當作中國的赫魯曉夫整死，她自己則坐了10年的監獄。出獄後，她自稱無怨無悔，堅定了革命意志。不僅逢人便說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還要把懷恨毛澤東的新鳳霞拉下水，惹得新鳳霞心生厭惡：“連自己的男人都被害死了，還說這樣不要臉的話。”
廉恥第二十九 p.469 池州秀才楊長年為了進謁兩江總督曾國藩，撰《不動心說》呈上：“今置我於粉白綠黛之側，問：‘動心乎？’曰：‘不動！’今置我於紅藍頂戴之傍，問：‘動心乎？’曰：‘不動！’”曾的幕僚李鴻裔在文後寫道：“白粉綠黛側，紅藍頂戴傍，萬般都不動，只要見中堂。”曾國藩見文後讓李鴻裔見楊長年。如此馬屁，曾當然甘之如飴。
p.470 丁日昌做江蘇巡撫時，曾認真查禁“淫書”。他開出了一長串書目，從《肉蒲團》、《燈草和尚》、《濃情快史》、《繡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廂記》、《水滸傳》、《紅樓夢》。他認為《紅樓夢》寫盡痴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決不露一個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馳，這就是所謂“大盜不持干戈”。蘇南戰爭結束後，劉銘傳帶親信將領遊覽無錫的惠山。當時因躲避戰爭，山上出家當尼姑的特別多，劉因此飽覽秀色。丁日昌知道後，一本正經地勸他：“省三，你現在已經貴為提督了，還這麼不檢點，難道不怕世人恥笑麼？”劉銘傳反唇相譏：“丁雨生，你什麼時候變得這么正經了？想當年你剛到我們軍營的時候，到處收羅西洋春宮畫冊，送給我部下的將校，讓大家幫你說好話，保你往上爬，你現在倒忘了。”
p.474-475 紅軍長徵到延安後，有一次，中共領袖們在一起看戲，演的是唐僧取經的內容。毛澤東對身邊的一個民主人士說：“唐僧西天取經，誰最堅定？唐僧。誰最動搖？豬八戒。”他指着坐在他左邊只隔一個座位的張國燾說：“他就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國燾聞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來，向劇場外走去，罵了句：“無恥！”毛澤東面不改色。只聽見哐啷一聲響，一個身材高挑的人站起來，是劉少奇。劉對張國燾厲聲道：“你住嘴！”
p.479 1966年5月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彭真被“打倒”，其北京職位由李雪峰取代。彭真已經知道是李接他的工作，便交待李去後應注意的事。“你去了之後……”他剛開始講，有人在後面手裡拿着材料批判他。彭真一聽火了，回過身朝着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 歷史上是彭真最先喊“毛主席萬歲”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劉少奇進行制止，喧鬧才停了。
p.479 1967年初，葉劍英在群眾大會上幾次提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毛主席可以活到150歲；又說林副主席因槍傷使神經稍受損傷外，身體也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00歲，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葉劍英還說，毛林作為馬恩列斯後的國際共運中的第3代搭配，是最合適的，水平也達到最高峰。
p.480 1973年，楊振寧去東京參加“高能物理國際研討會”。日本大學教授中村誠太郎訪問他，問他毛主席的情況如何。楊回答說：毛精神好，上下古今都知道，說話幽默，對科學非常注意，造詣非常深，對他1956年的研究記得很清楚，“不僅詢問了宇稱的守恆、非守恆，而且問到了光子的性質和質子的可分與不可分”。為了證明毛主席科學造詣深，楊振寧說：“這些都是我們弄不懂的難題，但主席卻知道！”
p.481 80年代初，陳雲在堅決反對制定《出版登記法》時說：“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斗，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斗。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
p.481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答覆廖承志說：“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p.482-483 1986年12月，新華社社長穆青在社內工作會議上分析“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原因是“宣傳戰線軟弱無力”。當時，《深圳青年報》刊登了《歡迎小平同志退休》以及王若望《和小平同志商榷》等文章，上海《文匯報》總編馬達則提出了“新聞自由”的主張。穆青說：“新聞自由是上海一家大報提出來的，我不同意。馬達要和我辯論，好嘛！我應戰！”“有人攻擊我保守，說我們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至有人說，我們跟中央跟得太緊了。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長郭超人插話：感到很光榮！）”有人把新華社看成官方警察，穆青說：“這沒關係，總比同流合污好，總比趕時髦好！”
p.484 江棋生做學生時，曾為學生上街遊行事跟北京大學副校長吳樹青談話。吳倨傲，開口就要江“識時務”，又要江“認清形勢”。江反問他，怎麼個認清法？吳樹青說：“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誰勝誰負，另一個是誰對誰錯。現在誰勝誰負已經解決，誰對誰錯只能以後再說。你是博士生，難道還不明白嗎？”吳計算勝負為北大學生笑，因其在極短時間裡，寫作兩文：《試論中國為何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試論中國為何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依附第三十 p.491 1942年系《南京條約》簽訂100周年，蔣廷黻的演講以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蔣的講詞，並且表示認同蔣的看法。一個與孫不和的人攻擊蔣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呈至蔣介石核奪。蔣介石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蔣廷黻的文章。
p.491 1944年，哈里森·福爾曼訪問延安。毛澤東向他解釋中共與蘇聯不同。福爾曼問：“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那末為什麼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毛答覆說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們所說的話，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福爾曼堅持說：“那末為什麼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的名稱呢？”毛搖搖頭：“我們或別的人所稱呼我們的政黨的名稱，對於我們，或我們的天良上，並不關重要。……所重要的，是內容與實施，不是名稱！”
p.493 王芸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中共建國後，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誇誇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芸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說：“唉！不是那麼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面。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p.493 汪澤楷雖為托派，在南寧師範學院教書時卻被視為“進步教授”。有一天，他對舒蕪說：“我今天到教室看學生。學生有人在讀《聯共（布）黨史》。我心裡想，這些娃娃可憐啦，他們哪裡知道這本書是多少人的鮮血寫成的！”舒蕪心驚：啊呀，這是托派言論嘛，很可怕。
p.493 張群在日本時，有人曾問他：“岳公，你追隨蔣先生最久，和他關係也最密切。大陸失陷，你是否也要負一部分責任？負沒有及時進言的責任？”張群坦率地說：“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什麼菜，我做什麼菜。”
p.493-494 50年代，吳晗是中共紅人。為使北京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梁思成與自稱“改革派”的吳晗爭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吳晗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梁思成當場痛哭失聲。
p.497-498 “文革”時，何賢是澳門左派鬥爭委員會的代表。他曾被指派去跟葡萄牙主教談判。何隨身帶了10本毛主席的小紅寶書。當時正值春節放假。何賢說：“春節過後，你們必須在所有的天主教學校里教授毛澤東思想。”主教說：“這件事非同小可，你不能指望我就這樣答覆你。我必須和梵蒂岡取得聯繫，和教皇商量。我會儘快地給你答覆。”不到48個小時，主教就接到了教皇的電報。電報說：“如果有必要，就關閉所有的教堂，所有的教會學校。請據此回復鬥爭委員會。”何賢把消息帶回委員會，引起了許多狂呼怒叫。他們把教堂和教會學校圍牆弄得不成樣子，在上面塗滿了各色各樣的標語 - 毛澤東思想必勝！
p.500 有人問鄧小平在長征途中做了些什麼。鄧回答說：“跟着走！”
隔膜第三十一 p.514 1986年，中宣部召開全國報刊總編輯座談會。新任中宣部副部長滕藤在會上說：“報紙登什麼、不登什麼，這個權應歸編委會或總編輯，報社領導應該有取捨新聞的權力。什麼新聞可登頭版頭條，什麼東西可以不登，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報社自己來定。”不久，中央派滕藤到天津辦事。當時的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不接待。李說：“那個講報紙發什麼、不發什麼由總編輯決定的人來了，我們不歡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北京。
荒誕第三十二 p.527 張賢亮打成右派後下放農場勞動。有一天收工回來，看見一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呼天喊地地哭。問他怎麼也會成為右派。原來他們縣要押送二十個右派來勞改農場，押送的人已經派好了，他卻想趁此機會到外面逛逛，非要爭取這趟差事不可。苦苦請求，領導才同意他跟另一個幹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時，一個右派逃跑了。兩人向縣裡打長途電話請示辦法。縣領導說：二十個，跑了一個，不夠上級規定的指標了，就讓他頂那個空缺吧。
p.527-528 反右派運動結束時，重慶作家孫靜軒和雁冀走在大躍進遊行的文藝界隊伍的最前面。孫靜軒當右派，是“自己跳出來的最後一個”。因為他說過：“他媽的！這個也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誰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試試！”有人向上匯報了，他因此成為右派。
p.528 “文革”期間，人們養成了每天“三祝願”的習慣。早上、午前、午後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語錄》，由一人作司儀，他說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讓我們衷心祝願，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隨後是對領袖的祝願詞，右手高舉語錄本前後擺動。 上行下效。據說，“文革”期間，時任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李再含依樣畫葫蘆，要大家喊“祝李主任身體比較健康！比較健康！”為了與中央和省革命委員會保持一致，貴州北部一位縣委書記要大家祝他“身體勉強健康！勉強健康！”據“文革”期間也擔任過要職的姚藍復講，山東省群眾對該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也喊過 “敬祝王主任身體基本健康！基本健康！”山西省造反派對該省革委會主任陳永貴則喊“祝陳主任還算健康！還算健康！”
p.530 聶紺弩對古典名著有極深的造詣。黃苗子為其書房題齋額：三紅金水之齋，意思是：“三國紅樓金瓶水滸之齋”。“文革”開始，這齋額首先受到衝擊。一天，幾個戴着紅袖章的造反派來到聶府，指着那齋額問什麼意思。毫無準備的聶紺弩急中生智，回答說：“思想紅、路線紅、生活紅，謂之三紅；‘金’是紅寶書上面的燙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寫出來。”幾句話說得來人目瞪口呆，但還是一把撕碎齋額罵道：“你是什麼人，你也配！”齋額被毀後，聶紺弩特意跑到黃苗子處報告前後經過，然後說：“將來你另外給我寫幅大的，我給你裱好再掛上。他們還沒有抄掉我的錢，我有錢，幾時我請你吃飯。”
p.530 “文革”時，造反派批鬥何長工。造反派質問他為什麼公然當面稱毛主席為“老毛”，稱周總理做“小周”時，何長工回答說：“我叫他，他答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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