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良石-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我不是專門搞法學研究的，對學理上的論述要向在座的很多同學、老師請教，只是從生活常識來看覺得它跟主義沒有一點關係，就是人類政治生活甚至是社會生活中客觀規律的體現，是規律的一種要求，人類在實際生活中感受到這種規律、遵循這些規律所形成的一些做法，變成現在稱之為“憲政”名詞的東西，跟主義沒有一點關係。為什麼現在一談憲政就要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這類詞語去講？除了學術探討的淵源以外，目前中國社會談這個問題，主要是僵化保守的概念思維沒有變，什麼都是概念化、口號化，抽象地從概念上空洞地談這些東西，所以陷入爭論，而且拿這些爭論阻擋現實中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必須拋棄這種思維。

為什麼說憲政無關乎主義？憲政的最根本含義是什麼？是保障人權。怎麼能夠做到保障人權？必須要有法治，以法治來保障人權。人聚在一起形成社會，形成社會要有公共權力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處理（管理），那必然要出現權力是怎麼產生的，權力是誰的這些問題。在人類政治生活的長期發展中，一些民族和國家逐漸擺脫了專制政治，提出社會的公共權力是人民的，每一個人的，每個人把一部分權力讓渡出來，形成公共機構進行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服務，於是產生公共權力的問題。公共權力的來源是人民，所以人民當家作主。就此，憲政的核心內容是人權、民主、法治。那麼憲政的功能價值是什麼？兩條：一條是限制權力，限制我們現在講的國家權力。大家都知道國家不是空的，是政治權力的系統機構。在這些機構里誰掌握權力？是由人操控和運作國家權力。在實際生活中，握有權力的人處在強勢地位，沒有權力的人處在弱勢地位，因此權力很可能變成強權意志侵犯社會公眾利益，侵犯在座每個人的利益。由此一定要限制權力、規範權力。限制和規範權力才能夠免予被權力所傷害，使權力為公共利益做它應該做的事。所以憲政的基本的功能價值是限制權力。這是一個方面。

憲政的功能價值其第二方面，是在一定意義上限制民主。社會是複雜的，社會當中的利益是多元分化的，在公共事務的處理上涉及公共利益時必定有不同意見，是多元社會。我們講人權是指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要得到充分尊重、保障和實現。儘管實現的程度怎麼樣與國家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相關，與法治建設相關，但最基本的理念是：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在社會公共事務處理中，就有一個多數和少數的關係關係，如果民主不加以節制，有些人很可能打着多數的名義傷害少數人。而每個人都可能因不同的事情淪落為少數人的境地，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好多數與少數的關係，每個人的權利、每個人的生存和安全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所以憲政功能價值是兩條：限制權力、限制民主。

拿什麼東西保障人權？我覺得是法治。所以憲法實施的基本要素離不開法治。法治要規範權力、規範多數人的行為，一定要有怎麼去實施它的問題。憲政的基礎是主權在民，權力是人民的權力，那就有人民怎麼去使權力有效運轉的問題。由此避免不了選舉——這是憲政的基本要素之一。選舉是要建立委託授權的關係，選舉無非是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一般說來是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人群規模限制着民主運作的模式，小範圍可以搞直接民主，但人群大了、範圍大了不可能什麼都搞直接民主，必然搞間接民主，因此代議制的民主產生了。代議制民主的實行也是需要法治來確立來規定和運行的。

這種代議制機關，在西方叫議會，在中國就叫人大，說到底只是名稱不一樣，實際行使的都是代議，表達民意，進行重大事務的決策。我們非要把西方的議會制和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以區分，說那是資本主義的，我們是社會主義的，所以有本質上的不同，這是騙人的，無法自圓其說。如果要有什麼不同，坦率講，我們的人大制度現在還是虛名為多，地位是虛置的，職能作用是虛化的，沒有真正發揮作為民意反映、民意表達、民意決策的主權機關，這個東西倒真和國外不一樣。所以人大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代議制就是我們講的人大，我覺得沒有大的區別。

二是憲政就是要限制權力。現在很多人講不能搞三權分立，小平同志是說過“不搞三權分立”。但是，三權分立只是一種政治模式，是現象而不是本質。透過現象抓本質，三權分立背後的東西我們不能不要，必須得要。什麼東西？三權分立的背後是制衡。分權的目的在於制衡。我們知道，權力過度集中一定會成為禍害，要防止權力禍害社會公眾，防止濫用權力的罪惡發生，就一定要對權力加以必要的制衡。這種制衡是兩方面：一個是不同功能之間的權力相互之間的制衡關係，所以決策立法、執行與司法分開。這種制衡都需要，沒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分。

其實權力制衡原理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都在用，為什麼？因為它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律，無關乎主義。最簡單的例子是體育比賽。大家都知道定比賽規則的人不能當裁判員，當裁判員的人不能去踢球，踢球的人不能自己制定規則，體育比賽中有沒有分權制衡的問題？肯定有。

又比如，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有些人認為那是正宗的社會主義），一個單位里報銷錢，得到領導那兒簽字，拿到了簽字才能到會計那裡報銷。會計一看簽字了，審下來沒有問題後給你做賬，出納才會給你錢。簽字是一個人，也就是決策者；下面是審核的、監督的一個人，會計者；執行的是一個人，給你錢的人。這是不是三權？是不是分立的？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哪個單位沒有這樣的工作部門？

再比如前幾年我到成都做農村民主的電視節目，講到村民委員會辦事時，村民要進行民主監督，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村委會主任拿着公款買東西報銷，報銷時村民監督小組監督他，這已經是分權制衡了。但是，在監督小組內部互相之間還制衡，農民們把村民理財小組的公章分成五瓣，每個人拿1/5的章，五個人意見一致，把五瓣章用橡皮筋捆起來，這個章才能蓋成圓章，錢才能報回來。如果有一個人提出這個錢不合理，就甭想報帳。所以制衡原理在社會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在用，不在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在學理上探討規律性現象，形成學理分析和論述最先是自由主義學者們提出的，但不等於這個東西就是自由主義專有，實際上是社會生活中的規律現象人們發現了、認識了，表述出來，提高行動中的自覺認識，如此而已。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無關乎主義。

再說多黨制問題。有些同志說搞憲政一定要搞多黨制。於是，一邊說堅決不能搞多黨制，一邊說就要搞多黨制，種爭論也很常見。我覺得這都是抽象概念型的思考問題。政黨是從哪裡產生的？多黨制不是說有三個黨、五個黨就能弄成個多黨制。這要從政黨的產生來看。政黨是從社會中產生的，社會利益的多元分化，就產生了不同利益群體都有表達自己利益、實現自己利益的政治要求，由此人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活動，於是形成政治組織。政治組織的最高形態是政黨，所以政黨是不同利益群體的發言人，是利益的代表、代言人。政黨從社會中產生，發出的聲音能否產生重大的影響？這要看兩點：一是政黨作為利益的代言人，其代表的社會群體利益是否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如果是，這個聲音發出去，社會公眾就支持，政黨就會有影響力，就會有力量；二是取決於社會中利益之間的博弈。社會利益群體中的利益互動博弈，催生社會力量不斷生長，政黨就逐漸生長出來了。

一個國家中，政黨的產生是不是因為你願意就產生，或者因不願意而阻止它、扼殺它，政黨就不產生呢？不是的。政黨產生是由社會決定的。政黨體制也不是由主觀願望所決定的，而是由不同社會力量的博弈為基礎決定着政黨力量的大小，最後形成一個國家的政黨體制。所以政黨制度是變化的東西，不可能有哪一個政治願望規定下來，靜態的、永遠不變，這不可能。大家看印度，甘地領導印度人民趕跑英國殖民者時只有一個國大黨，但到1993年大選時形成了兩大黨，印度長期一個大黨現在形成了全國範圍的兩大黨，印度還有地方性政黨,在這裡就不說了。英國以前典型的是兩黨制，最近這幾年選舉中產生了三黨現象。日本長期是一黨獨大,黨內分派,但最近這些年代選舉中,日本出現了兩黨制。所以政黨制度不是人為規定的，是社會發展的過程，是社會力量發展和互動的結果，是歷史運動的過程。

就我國來講，如果不承認我們國家是多黨制的話，那我們把民主黨派算成什麼？實際上我國已經是多黨，客觀上就是多黨制，我們的問題是黨和黨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關係，這值得研究。能否做到政黨之間政治上的平等，真正做到名副其實的共同參與國家生活，發揮各自政黨的作用，這個還有待於釐清。所以把多黨制分成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這無從解釋中國的現實。如果否認中國現在是多黨的，除非認為民主黨派不是黨。當然，現在民主黨派是不是黨，就我個人來看，離名副其實的政黨差很遠，還是要用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待它。

憲政所講的基本要素，無關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就是社會生活的規律、基本要求，通過分權、制衡、政黨體制等達到社會利益的大致均衡，在利益訴求、利益互動過程中以憲法的有效實施保障實現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提升社會的公平正義。憲政的根本要義在這個地方，價值取向在這兒，所以不在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層意思。

二、中國共產黨人民主觀的先天缺陷

為什麼現在說到憲政是如臨大敵？以致於“憲政”不讓談？我覺得這和中國共產黨人民主觀的先天缺陷有關係，先天缺陷導致我們國家憲政建設的艱難。

缺陷在哪裡？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是兩大類型，西方學者寫過一本《姊妹革命》：一個是英美革命，一個是法國大革命。人類走向民主政治，這兩個路徑的實踐不同，給我們留下了很豐富的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其中既有體現了民主規律的文明成果，也反映出民主進步過程中和民主實踐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缺陷，這對我們今天怎麼理解民主、把握民主政治、把握憲政有很重要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對於姊妹革命有截然不同的評價。英美革命和法國革命本身具有共同思想的前提，即天賦人權、主權在民、人生而平等，但最後的結果截然不一樣：美國走向自由民主以立憲、憲制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國家政權體制，實現了200多年的社會穩定。法國大革命是一種群眾性大革命，摧毀舊制度，講共和民主或者平等民主，隨後形成了法國一百多年不斷的社會動盪。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里有共同的思想前提，但又形成了不同的歷史演變，這裡值得我們很好的思考。

那我們中國共產黨是怎麼看待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英美革命我們看成是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把法國大革命看成是人民的大革命。為什麼？因為法國大革命是底層群眾起來反對貴族、反對國王。馬克思、恩格斯是從階級鬥爭角度去看，高度讚賞法國大革命，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由此把法國大革命中的思想成果與做法推崇為共產黨人的民主觀。後來由蘇聯列寧接替下來。而國外對列寧是怎麼評價的？“列寧是東方的羅伯斯庇爾”。

我曾經把英美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做過一個比較，我覺得兩大革命的鮮明差異和不同結局，給我們留下了三點教訓和思考。第一，群眾性大革命可以摧毀一個舊世界，但難以完成建立一個新制度的歷史任務。美國革命在推翻英國殖民統治時，13個州的代表坐下來做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建造一個新的美利堅合眾國，在獨立戰爭時期，美國人是英勇的戰士；但在制憲時，戰士就成了建設者。法國大革命講的是摧毀而非建設。革命後若新制度不能有效建立和運轉，所以法國群眾性的大革命使社會不斷動盪，社會難以正常運行。這是第一。

第二，如果沒有一個憲法基礎上的法治來控制和保障，哪怕我們得再好的口號和原則都不可能真正實現。美國革命《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都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思想。但法國大革命把《人權宣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來喊，但沒有憲政基礎上的法治保障，所以後來遲遲不能進入新的社會正常運轉秩序，形成的是一種社會大恐怖。法國大革命講的是人權，講的是自由、平等、博愛，但實際上革命成了以多數人的名義搞恐怖、流血、大屠殺，實際上是反人權的，民主走向了它的反面。

第三，要實現人權、保障人權，就要有效建立分權制衡的體制，這對於擺脫專制走向民主極為重要。法國大革命中可以把國王處死，但沒有摧毀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只是從國王手裡原封不動的轉移到當時革命領袖手裡，造成新的絕對權力。我們國家同樣有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摧毀一個舊制度，但沒有真正改變和摧毀這種絕對權力，只不過絕對權力從原來的統治者手裡走到現在所謂的政黨手裡。所以專制政治的影響仍然很深。在這種情況下就會走向極端，革命摧毀了舊的專制，但以新的形式恢復專制，而且可能比舊的專制來得更加專制、更加絕對。所以這些東西是法國大革命和英美革命給我們留下來的教訓。

中國共產黨受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影響，很看重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也是法國大革命明顯的特點。中國共產黨人用革命摧毀舊制度，但沒有考慮到真正尊重和保障每個人的人權。後來執政後的幾十年，黨領導國家建設中有成就，但也犯了很多嚴重錯誤。嚴重錯誤中，包括文革中無謂地犧牲和傷害了許多人的生命，因此才有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講“要民主法制建設”，因此才有講“文革是踐踏人權、踐踏民主，人權得不到保障”。這和我們的民主觀缺陷有關係。今天之所以把憲政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實際暴露了中國共產黨對於什麼叫民主政治的理解極為膚淺、原始。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必須要解放思想，必須真正研究人類社會中政治生活的客觀規律，不要把客觀規律分成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等概念範疇。如果承認經濟中生產力的發展規律是客觀的，市場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的話，那麼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發展走到井田，我們也應該解放思想，承認人類政治生活領域中的客觀規律同樣不姓資不姓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什麼叫民主，什麼叫法治，什麼叫憲政，才能真正做到推進制度變革、制度創新，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使每個人活得安全，免予恐懼的自由。

三、今天的中國推進憲政尤為緊迫尤為重要

2008年我到西班牙進行了半個月的考察，回來後有半年時間寢食難安，晚上睡不着，為什麼？因為在考察中西班牙學者給我們介紹了西班牙在佛朗哥將軍去世後是如何和平推進民主轉型的。這讓我思考了很多：佛朗哥1975年11月去世，10個月後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1976年9月去世。在佛朗哥去世以後的30年中，西班牙完成了和平的民主政治轉型。我國在毛澤東去世後，用30年時間完成了經濟恢復、初步增長到現在的快速發展.今天,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多元分化情況下，中國如何和平推進民主轉型這個問題提到我們必須正面面對的議事日程上了，這是我們現在無法迴避的大問題。當時聽到西班牙介紹這個情況時很認真，在去西班牙之前我也做了一個功課，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林達的《西班牙旅行記》，書上專門介紹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中錯綜複雜矛盾、各方力量較量、同志集團的內部鬥爭等，但是他們最後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轉型進程。我自己把西班牙的民主進程和中國現在將要面對的民主進程做了個比較，結果有半年時間自己沒有睡好覺。為什麼？因為我有覺得有“四個結”無解，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中國將來可能會發生社會大動盪。那半年中心情特別不好，一直在思考，想尋求四個無解能否變成有解。2009年7月4日的烏魯木齊事件促使我寫了一篇文章。即烏魯木齊那天晚上發生的殘殺無辜的騷亂事件讓我感到如果不真正重視解決中國如何和平進行民主進程的問題，那7月4日烏魯木齊事件就不是一個城市的問題，有可能成為全國範圍的事。

在這裡我提出這四個無解，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討：

一是和平推進民主改革、民主進程需要社會和執政集團共同努力，當政的和在野的都要共同努力。

在和平推進民主進程中，西班牙原政府內部的統治力量自己作了轉變，中國共產黨能否作一個順應歷史潮流的自覺轉變很重要。為什麼這樣說？佛朗哥去世前，他交代要把國家權力還給年輕的新國王胡安.卡洛斯。在佛朗哥將軍專制獨裁期間,老國王被流亡國外，佛朗哥將軍將胡安.卡洛斯扶養起來，到佛朗哥去世前，他明確表示將來的國家全力交還給胡安.卡洛斯。新國王胡安.卡洛斯即位後啟用新人蘇亞雷斯做首相。他們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在西班牙進行全民公決，究竟是繼承佛朗哥將軍的獨裁專制體制還是搞民主政治的體制。在全民公決中，78%的公民參加了公投，94.2%的人贊成政治改革，建立民主體制。這使原來佛朗哥將軍內閣的老人們看到了專制政治大勢已去，而他們也想在未來的民主進程中贏得新的生存空間，所以這些老人紛紛出去自己組織政黨，尋求未來的政治生存空間。

那麼，中國共產黨是否有這個魄力和勇氣尋求自己在未來民主進程中的新政治空間，而不是老抱着28年流血犧牲作為執政的合法性理由與基礎？坦率地講，28年流血鬧革命，榮劍父親和我的父親都是參與流血鬧革命的，但必須要說這是父輩們作出的犧牲奮鬥，和現在執政掌權的人沒有一點關係。現在掌權的人自己沒有流一點血，所以不能把前面人的犧牲奮鬥作為自己掌權的理由。現在執政掌權的人要做的是能否把人民的事真正辦好，真正為人民謀利益。如果現在掌權的人自己從28年流血那個說法中走出去，通過自己的努力形成自己現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有很大的政治空間。但目前黨內一些人老覺得你一提憲政民主就威脅到他的執政，自己把自己封閉。此思維若不轉變，會把中國共產黨自己憋死，會造成很大問題。由此，中國共產黨一直對全黨發出的所謂“政權興衰周期律”這個政治警醒，實際上是“政權興衰周期律”專制王朝的政治規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規律。“政權興衰周期律”隱含着一個前提：“打江山坐江山”，權力姓張姓趙還是姓李，即家天下的政權不能丟。拿這個說法警告黨員幹部防止政權丟失，恰恰反映了傳統專制政治文化對中國共產黨的深厚影響。

二是西班牙提升社會公平有助於為和平推進民主進程提供寬鬆的社會環境。這個社會環境我們現在能否做到？四個無解中唯有這個最容易解。西班牙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經濟快速發展，到1977年人均已經達到了3260美元。一方面是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這時社會矛盾很多。但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之前就逐步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勞資談判協商機制、社會對話機制，包括進一步發展政府、企業、工會三方對話的機制，逐漸放開新聞言論環境。在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建立起來、社會公平程度逐漸提升的情況下，當西班牙推進民主政治時，人民群眾沒有直接參與其中，而是由極左、極右的政黨委託中左、中右的政党進行談判，中左、中右政治傾向的政黨談判結果，極左、極右的政黨都認了，社會老百姓也認了。看起來西班牙民主進程中社會公眾不在場，但實際在場，是他們默認了這個結果。因為社會的公平程度逐漸提高，社會保障底線有了，這就為西班牙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對寬鬆的環境社會公眾可以接受政治談判的結果。

而我們國家現在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極大，社會矛盾極為尖銳，因此中國社會裡幾乎是人人講政治。其實，社會是有分工的，讓搞政治的人講政治，搞經濟的人專心做企業，做學問的人靜心做學問，大家各干一行，這才是人人“安居樂業”，這豈不是很好？但我們國家各行各業的人都在講政治。為什麼？因為社會環境不寬鬆，社會貧富差距很大，而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都建立，特別是人的權利的法治保障安全底線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所以人人都缺乏安全感。這使得社會環境很不寬鬆，改革只要一動就有可能使各種矛盾像火山噴發一樣地爆發出來。王岐山推薦大家看《舊制度與大革命》，這說明他確有擔心。中國共產黨如何爭取寬鬆的環境推進民主？四個無解中這是最好解的。

三是能否在建立共識的基礎上達成政治和解？西班牙在推進民主進程時，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在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大家達成了兩個共識：西班牙是西班牙人民的西班牙，一切以民族的利益為重，這是第一。第二，民主進程如何推進？要有政治和解，基礎是保障人權，尊重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全民共識，制定出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憲法。由此，西班牙國內不管什麼樣的政治傾向的政黨都承諾在憲法基礎之上、在法治框架之內共同合作，和平推進民主政治。這兩個基本共識非常重要。那我們能不能在有些問題上達成和解？另外我們的憲法有沒有全民認可，是不是從上到下都認為憲法反映了社會的共同意志？大家是不是都能在憲法基礎之上、法治框架之內開展合作、妥協、理性的建設，推進民主進程？我們國家在憲法問題上、法治問題上，這個基礎還不是很紮實的。從執政黨本身來講，憲法是否為我們的最高權威？現在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事實上是以人為最高權威。當執政黨和政府本身沒有維護憲法的最高權威地位的話，那麼老百姓眼裡也是沒有法的。所以一些黨員幹部用政治權力強制的壓制社會民眾，社會民眾沒有權沒有錢但有命，所以底層的老百姓有可能跟你拼命，於是出現了激烈的暴力對抗情況，這使得民主進程中有可能出現暴力現象，社會有可能陷入動盪。

四是西班牙進行和平民主進程時，曾經有軍人試圖搞軍事政變，顛覆民主進程。這時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在王宮裡發表了一刻鐘講話，就平息了這場政變，從此以後再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西班牙的民主進程。西班牙有兩個力量超越世俗社會，屬於結構性的力量：一個是國王。西班牙國王是這個國家全民族的人格象徵，國王可以超越世俗社會中不同黨派、不同利益群體的紛爭，對各個群體、各個黨派產生影響，是作為民族意義上的人格象徵，大家都聽從國王的。一個是宗教，宗教是超越世俗生活的另一個結構性力量。恰恰在我們國家這兩個東西都不存在，我們既沒有國王也沒有宗教，不可能把政黨變成超越世俗社會、代表全民族或者全民族成員都接受和認可的民族象徵。因此在世俗生活中（政黨本來就是在世俗生活中的）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互動、利益衝突、利益博弈需要一套制度構架和平化解，最好的東西是憲法、憲政、民主法治。要想避免大的社會動盪，唯有把憲政做起來，大家都認憲法的最高權威，在憲政體制下，在共同的規則下開展執政黨、政府於上各方的合作，來推進國家民主建設。要避免未來可能出現的大動盪，就必須有一個東西大家都認、都遵守。所以憲政、憲法的實行對我們國家後面的民主進程中顯得尤為重要。所以必須是擯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那種空洞概念化、對立型思維，真正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家必須努力地為憲政而呼、而喊，身體力行的維護憲法、實施憲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