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雀之歌——哎

懷念我早逝的大弟·

  佩琪

英年早逝的大弟，化作雲雀遠離苦難

      上山下鄉，對我家兄弟姊妹來說，無異是一段家破人亡的刻骨銘心往事。
      從64年到74年，我家八兄弟姐妹中有五個作為知青下放農村，全家十口人，有八個曾在農村接受過“再教育”。
      老二下放江永，老三下放零陵，老四下放汨羅，老五下放華容，最小的妹妹高中畢業後去了長沙縣，大姐68年大學畢業後也逃脫不了去農村的厄運，她和姐夫被分配到新晃縣少數名族侗家老山林里當醫生。文化革命中，我父親被關押在五七總校勞動改造，母親當年在省工商聯工作，也要下到五七幹校，她選擇了離大弟最近而卻離長沙最遠的零陵福田五七幹校。
      我在鄉下呆了十四年，其中滋味對於我來說是不堪回首的，而和我大弟比較起來，我能活着回長，又算萬幸了。我的大弟，卻是活活累死在鄉下，直到死前一個多月，才回長治病。
      大弟叫彭樹琪。是長沙市第二中學65屆的高中畢業生，他1、83M的瘦高個，性格開朗、愛好廣泛。1965年，成績優秀的他報考北京外語學院，因家庭出身不好，不予錄取，隨學校同學一起下放到零陵縣孟公山公社，五星大隊，下老屋生產隊。在生產隊他忘我勞動，刻苦學習。由於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極度的營養不良，不幸患肝癌於70年8 月28 日去世。
      若自今他還在的話，他也許從文，因為他熱愛文學；也許他在音樂王國里會有所作為，因為他熱愛生活，酷愛音樂；也許他會出國深造，他英語成績很好，上初中時就開始寫英語日記。可惜他英年早逝。
      在生產隊，他總是以大哥身份，照顧年齡小體質弱的同學，隊裡的重活總是他搶着干，同隊的同學都將他當作自己的兄長，尊敬他、喜歡他。直到他病重得做不動了，在同學們的勸說下，他才決定回長治病。返回長沙的那天晚上，全隊知青專門為他開了一個歡送會，唱歌、拉琴，祝福他早日康復。他則將知青點的“家務事”交代清楚之後，才戀戀不捨地離開患難與共的知青朋友。沒想到他這一走，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每每想起大弟在病重期間那種留戀人生而有冷靜、頑強與病魔作鬥爭的一幕幕情景，總是傷感得無法抑制自己。
      那時，我們兄弟姐妹輪流照顧他，我基本上是安排值晚班。
      為減輕他的痛苦，分散他的注意，我經常伏在他的床前，輕聲唱歌給他聽。他有時也強忍疼痛給我唱歌。有一支新疆名歌“雲雀之歌”是他住院時教我唱會的。其中有這樣幾句歌詞：“啊，我要張開那翅膀飛翔在蘭色的天空中，我要放開那歌喉和你一起縱情地歌唱，和你一起縱情地歌唱......”教完後，他掉淚了，他是多麼渴望生存啊！
      他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
      晚上，他疼痛難忍時，我就扶着他，從病房到走廊來回走動，他右手捂着肝區，口中一遍一遍地吟唱着自己編的\"哎咳”調：“哎咳喲荷，哎咳；哎咳哎咳喲荷，哎咳......”三十多年來，這堅韌而有痛楚的呻吟總是在我的耳際迴響，這催人淚下的絕唱，我永遠也不能忘懷。
      在剖腹探查的前一夜，他沒有感到痛，他對我說:“但願不是絕症”。
      第二天從手術室出來後，醫生給他開的是一張“晚期肝癌”的診斷證明書，他比我們知道結果要早一些，手術後醫生就將結果告訴了他。一個頭腦十分清醒的人，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這是一件多麼殘酷的事啊！
      有一天晚上，他摸着我的臉說：“佩姐，我還好多知識沒有學，好多事情沒有做，我好想活下去......”，我能用什麼話去安慰他?我只能握着他的手無聲地哭泣。這時他從枕邊摸出十幾封信（同組知青在他重病期間給他的信）交給我說“留着做個紀念吧，你們從信中可以看出我在農村的表現和為人。”我拿着信跑到病房外大哭了一場。
      二弟被電報從下放的華容召回，守候在大弟床前整整一個星期，大弟還關切地對二弟說：“我收集了幾個罐頭盒子，等我好了，幫你做一個煤油爐帶到鄉下去，弄點小灶，也可補充一點營養。”
      大弟住院期間，父親還被關押受審，政工幹部押着他去醫院看了一次大弟，也僅僅是看了一眼。記得那天父親坐在大弟身旁一言不發，只是老淚縱橫，老人怎能不傷心呢？這是他的長子呀！
      1970年8月28日上午，大弟與世長辭了，父親當時連火葬費都付不起，但他說，要為大弟買一個最好的骨灰盒，送他上路。我們強忍着悲痛，安埋好大弟，又各散五方。
      大弟走了，我卻時時懷念着他。我經常唱着他教給我“雲雀之歌”及冰山上來客主題歌“懷念戰友”，而每當唱起這兩首歌時，我的淚水會不由自主地滾滾而下，為大弟，也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