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雀之歌——哎
·咳哟荷!
怀念我早逝的大弟·
佩琪
英年早逝的大弟,化作云雀远离苦难
上山下乡,对我家兄弟姊妹来说,无异是一段家破人亡的刻骨铭心往事。 从64年到74年,我家八兄弟姐妹中有五个作为知青下放农村,全家十口人,有八个曾在农村接受过“再教育”。 老二下放江永,老三下放零陵,老四下放汨罗,老五下放华容,最小的妹妹高中毕业后去了长沙县,大姐68年大学毕业后也逃脱不了去农村的厄运,她和姐夫被分配到新晃县少数名族侗家老山林里当医生。文化革命中,我父亲被关押在五七总校劳动改造,母亲当年在省工商联工作,也要下到五七干校,她选择了离大弟最近而却离长沙最远的零陵福田五七干校。 我在乡下呆了十四年,其中滋味对于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而和我大弟比较起来,我能活着回长,又算万幸了。我的大弟,却是活活累死在乡下,直到死前一个多月,才回长治病。 大弟叫彭树琪。是长沙市第二中学65届的高中毕业生,他1、83M的瘦高个,性格开朗、爱好广泛。1965年,成绩优秀的他报考北京外语学院,因家庭出身不好,不予录取,随学校同学一起下放到零陵县孟公山公社,五星大队,下老屋生产队。在生产队他忘我劳动,刻苦学习。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极度的营养不良,不幸患肝癌于70年8 月28 日去世。 若自今他还在的话,他也许从文,因为他热爱文学;也许他在音乐王国里会有所作为,因为他热爱生活,酷爱音乐;也许他会出国深造,他英语成绩很好,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英语日记。可惜他英年早逝。 在生产队,他总是以大哥身份,照顾年龄小体质弱的同学,队里的重活总是他抢着干,同队的同学都将他当作自己的兄长,尊敬他、喜欢他。直到他病重得做不动了,在同学们的劝说下,他才决定回长治病。返回长沙的那天晚上,全队知青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欢送会,唱歌、拉琴,祝福他早日康复。他则将知青点的“家务事”交代清楚之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患难与共的知青朋友。没想到他这一走,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每每想起大弟在病重期间那种留恋人生而有冷静、顽强与病魔作斗争的一幕幕情景,总是伤感得无法抑制自己。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照顾他,我基本上是安排值晚班。 为减轻他的痛苦,分散他的注意,我经常伏在他的床前,轻声唱歌给他听。他有时也强忍疼痛给我唱歌。有一支新疆名歌“云雀之歌”是他住院时教我唱会的。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啊,我要张开那翅膀飞翔在兰色的天空中,我要放开那歌喉和你一起纵情地歌唱,和你一起纵情地歌唱......”教完后,他掉泪了,他是多么渴望生存啊! 他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 晚上,他疼痛难忍时,我就扶着他,从病房到走廊来回走动,他右手捂着肝区,口中一遍一遍地吟唱着自己编的\"哎咳”调:“哎咳哟荷,哎咳;哎咳哎咳哟荷,哎咳......”三十多年来,这坚韧而有痛楚的呻吟总是在我的耳际回响,这催人泪下的绝唱,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在剖腹探查的前一夜,他没有感到痛,他对我说:“但愿不是绝症”。 第二天从手术室出来后,医生给他开的是一张“晚期肝癌”的诊断证明书,他比我们知道结果要早一些,手术后医生就将结果告诉了他。一个头脑十分清醒的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啊! 有一天晚上,他摸着我的脸说:“佩姐,我还好多知识没有学,好多事情没有做,我好想活下去......”,我能用什么话去安慰他?我只能握着他的手无声地哭泣。这时他从枕边摸出十几封信(同组知青在他重病期间给他的信)交给我说“留着做个纪念吧,你们从信中可以看出我在农村的表现和为人。”我拿着信跑到病房外大哭了一场。 二弟被电报从下放的华容召回,守候在大弟床前整整一个星期,大弟还关切地对二弟说:“我收集了几个罐头盒子,等我好了,帮你做一个煤油炉带到乡下去,弄点小灶,也可补充一点营养。” 大弟住院期间,父亲还被关押受审,政工干部押着他去医院看了一次大弟,也仅仅是看了一眼。记得那天父亲坐在大弟身旁一言不发,只是老泪纵横,老人怎能不伤心呢?这是他的长子呀! 1970年8月28日上午,大弟与世长辞了,父亲当时连火葬费都付不起,但他说,要为大弟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送他上路。我们强忍着悲痛,安埋好大弟,又各散五方。 大弟走了,我却时时怀念着他。我经常唱着他教给我“云雀之歌”及冰山上来客主题歌“怀念战友”,而每当唱起这两首歌时,我的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滚滚而下,为大弟,也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