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文者说：曾嘲笑过宋襄公的M对“成王败寇”的中国历史有天赋异禀的深刻理解，并一生都在积极行动。所以，毛才有那样奇怪的“抗日”。

 可悲的是——他成功了......

“200年前灌水猪肉”从历史看“民族性”                     张宏杰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由历史塑造的。”畅销书作者张宏杰的新书《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论的是中国人的品性。

　　上大学以前，因为课本枯燥刻板，历史课是张宏杰深恶痛绝的课程之一。1990在大学读书时，他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和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三本书引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万历十五年》打通了历史和现实；而人性让我找到了进入历史通道的钥匙。”

　　2000年1月，张宏杰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2004年，《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出版。在海关工作的福建读者石悦，站在书店里读完这本书，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用“当年明月”这个名字写《明朝的那些事》。

　　2006年，《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这本书给他带来了众多机会。在一位读者的帮助下，张宏杰调到一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又破格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葛剑雄。博士毕业后，再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后，还上了《百家讲坛》。

　　张宏杰已不再写小说：“现在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功能上，历史彻底取代了文学的‘启蒙’作用。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自尊心巧妙地消失了

　　南方周末：“国民性”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词，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中国人的气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野火集》之后，你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又想表达什么？

　　张宏杰：自民国开始，关于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论。我实际上从国民性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变化。这本书也可以叫“中国历代民族精神的演变历程”。

　　提起中国历史，我们最爱说“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国，文化灿烂，礼仪之邦，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他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这样，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用他的原话来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乾隆初年，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鼎盛时期，可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十分不好。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歌德、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中国人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船上做饭的厨师试图隐藏鸡腿，人与人之间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

　　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南方周末：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张宏杰：马噶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儿童和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只以成败论英雄

　　南方周末：这是中国人国民性的由来？

　　张宏杰：改变要从秦朝开始，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开始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穷要打、富要打。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可以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七百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当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

　　秦朝到汉朝以后，中国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是只求胜利，只问结果，不择手段，往往出现大规模的屠杀，出现屠城现象，满城杀光，一人不留，胜利者一个比一个残暴。

　　南方周末：“以成败论英雄”的开始？

　　张宏杰：成败论英雄，出自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毛泽东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结果打输了，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中国文明的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明朝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则是专制集权到顶峰，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文人、商人阶级，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扬州十日屠城，杀死80万人；嘉定三屠，浮尸满河。

　　清史记载，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非常残忍，从东北跑到山东，就是为了抢牲口、抢人，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恐怖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明朝对中国影响最大？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朱元璋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控制社会、民间的一切组织力量，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朱元璋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老百姓的一举一动，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明朝还发明了廷杖制度，把大臣当成皇帝的奴仆，取消了丞相制度，皇帝控制了所有的政务，把专制集权制度推向高峰。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们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

　　晚明有一句话叫燕巢幕上，就是燕子在窗帘上做窝，明知道这个窗帘是靠不住的，人家一拉这个窝就碎了，但还是全心全意地把这个窝建得非常好。南明小朝廷的时候，皇帝一个个都不争气，大臣们也都知道朝廷肯定是靠不住，但还是拼命地争。不是说团结起来对付满族人，或者是镇压农民起义，就是能捞一天钱，先捞一天钱。船马上要漏了，我不说急着去补漏洞，或者跳到另一只船上，还在船上抢那么一点粮食。这种心态如果跳出历史，你会感觉很不可理解，但是身处那个时代，你又很能理解：每个人都觉得我对大势是无能为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一点是一点，能抓到一点是一点。

　　“以德治国”，成本最小， 效果也最小

　　南方周末：梁启超、鲁迅他们一直都在提倡改造“国民性”，但没有成功。

　　张宏杰：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性，甘于帝国的统治，甘于暴力的统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要改造中国，关键是改造每个人，通过写小说、办学校、办报纸的方式，思想启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身上的缺点，唤醒老百姓，变成新民。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对制度变革丧失了信心，他说如果没有新的国民，这个国家换什么招牌都是没有用的，人还是原来的人。所以鲁迅整整20年时间，不停写作，攻击中国人的劣根性，希望唤醒老百姓。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胡适、孙中山、蒋介石式的国民性改造试验？

　　张宏杰：蒋介石认为改造中国国民性，最直接的方法是开展新生活运动，他制定非常详细的新生活规范：比如吃饭的时候咀嚼时不要发出声音，鱼骨不要放在桌子上等等，通过政府力量强制大家执行。各省积极贯彻，差派政府官员到饭店检查，强迫老百姓遵守新的行为标准。胡适马上说这种运动产生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肯定助长老百姓更虚伪，大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结果真是如此。

　　胡适的核心是用制度来训练国民。

　　孙中山提出，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必须对民众进行政治制度的训练培养，分阶段完成国民性改造。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构想。

　　国民党基本是按照这条路往前走的。

　　南方周末：中国人还是喜欢用“以德治国”来改造“国民性”。

　　张宏杰：黄仁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明白的说法。他说中国古代这样去做，因为这种做法成本最低；中国不是一个建立在数目字上的社会，你没法用比较复杂、精微的手段去控制和调整，你只能寄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办法，把人的贪欲约束到最小的程度。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也是，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都认为改革国民性就是每个人洗心革面，从我做起，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整个中国就会变化。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是更决定性的。整个社会环境、社会体系文化惯性在那里，每个人去改变自己，整体跟着改变，这完全是一个神话。能够通过道德去解决的，只是非常小范围内的问题。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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