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文者說：曾嘲笑過宋襄公的M對“成王敗寇”的中國歷史有天賦異稟的深刻理解，並一生都在積極行動。所以，毛才有那樣奇怪的“抗日”。

 可悲的是——他成功了......

“200年前灌水豬肉”從歷史看“民族性”                     張宏傑

　　梁啓超說，凡是經過重重內亂的國家是不可能產生純潔國民性的，內亂會在老百姓心目中培養起六種傾向：僥倖、殘忍、彼此傾軋、虛偽狡詐、冷漠涼薄、苟且。

　　“今天中國的所有問題，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答案。當今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也是由歷史塑造的。”暢銷書作者張宏傑的新書《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論的是中國人的品性。

　　上大學以前，因為課本枯燥刻板，歷史課是張宏傑深惡痛絕的課程之一。1990在大學讀書時，他讀到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格魯塞的《草原帝國》和費正清編的《劍橋中國史》，三本書引發了他對歷史的興趣。“《萬曆十五年》打通了歷史和現實；而人性讓我找到了進入歷史通道的鑰匙。”

　　2000年1月，張宏傑的第一本書《千年悖論》出版。2004年，《另一面：歷史人物的另類傳記》出版。在海關工作的福建讀者石悅，站在書店裡讀完這本書，後來就開始在網絡上用“當年明月”這個名字寫《明朝的那些事》。

　　2006年，《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這本書給他帶來了眾多機會。在一位讀者的幫助下，張宏傑調到一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又破格進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師從葛劍雄。博士畢業後，再進入清華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後，還上了《百家講壇》。

　　張宏傑已不再寫小說：“現在對社會的反思批判功能上，歷史徹底取代了文學的‘啟蒙’作用。歷史是民族的記憶，一個不會反思、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自尊心巧妙地消失了

　　南方周末：“國民性”在中國是個有爭議的詞，在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林語堂《中國人的氣質》、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和龍應台《野火集》之後，你的《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又想表達什麼？

　　張宏傑：自民國開始，關於如何提高國民性和民族素質，一直都有很大的爭論。我實際上從國民性這個角度，觀察中國幾千年歷史的變化。這本書也可以叫“中國歷代民族精神的演變歷程”。

　　提起中國歷史，我們最愛說“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國，文化燦爛，禮儀之邦，中國人民勤勞勇敢”。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國和過去中國本質上的不同，兩者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文化斷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他想象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蘇軾、文天祥這樣，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但到中國後，芥川龍之介發現，用他的原話來說“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

　　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在乾隆初年，強行駛入廣州灣修理船隻和進行補給。那是中國社會鼎盛時期，可是他們對中國人印象十分不好。他們“花了大價錢買來的雞鴨除了缺斤短兩，肚內填滿沙礫和石塊；買到的豬肉也灌滿了水以增加斤兩”。

　　1793年來中國造訪的英國外交團長馬噶爾尼，徹底打破了歌德、伏爾泰此前對中國的想象。英國人注意到，中國人撒謊、奸詐，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船上做飯的廚師試圖隱藏雞腿，人與人之間漠不關心，冷酷無情，他們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英國人要停船救人，中國船員根本不理睬選擇繼續航行。

　　而英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等地方看到的中國人，活潑自然，聰明有創造力，他們的記錄說：“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南方周末：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張宏傑：馬噶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着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中國）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兒童和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只以成敗論英雄

　　南方周末：這是中國人國民性的由來？

　　張宏傑：改變要從秦朝開始，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開始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窮要打、富要打。本來，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

　　商鞅從軍爵制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制度，收回特權，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貴賤，只要有軍功戰績，都可以根據殺敵多少，獲得相稱的爵位，獲得功名富貴。有野心的人，可以通過打仗、殺敵，血腥的屠殺，獲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採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七百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們全部流放到偏僻的邊境，窮山惡水當中去，從此再也沒有人反對他了。

　　秦朝到漢朝以後，中國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是只求勝利，只問結果，不擇手段，往往出現大規模的屠殺，出現屠城現象，滿城殺光，一人不留，勝利者一個比一個殘暴。

　　南方周末：“以成敗論英雄”的開始？

　　張宏傑：成敗論英雄，出自宋代蘇軾的《宋襄公論》。毛澤東認為宋襄公打仗的時候不肯半渡而擊，結果打輸了，是一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但很多史書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宋襄公雖然失敗了，但很多君子認為他值得讚揚，他們感嘆在禮義缺失之時，宋襄公卻依然秉持禮讓精神。

　　中國文明的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較殘暴，靠暴力統治；明朝朱元璋是農民出身，則是專制集權到頂峰，他認為凡是威脅到朱家統治的，文人、商人階級，有目的地進行清除和屠殺，往往是滿門抄斬；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揚州十日屠城，殺死80萬人；嘉定三屠，浮屍滿河。

　　清史記載，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非常殘忍，從東北跑到山東，就是為了搶牲口、搶人，清兵向努爾哈赤匯報時，是把人、馬、牛、驢混到一起的，因為滿族人是從奴隸社會直接發展過來的，所以滿族大臣喜歡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這樣一個落後的社會體系，靠暴力恐怖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

　　南方周末：為什麼說明朝對中國影響最大？

　　張宏傑：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從社會底層起家，發明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在社會中迅速蔓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

　　朱元璋斷絕與外部世界的一切聯繫，禁止海上貿易，閉關鎖國，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對內控制社會、民間的一切組織力量，打擊商人大戶，避免商人財富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朱元璋明令取消了全國所有商業經紀人和中間商，只允許最低限度的商業活動存在。老百姓的一舉一動，嚴格控制在政府權力之內，徹底杜絕任何不安定因素。

　　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村莊，無事不相往來。大明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明朝還發明了廷杖制度，把大臣當成皇帝的奴僕，取消了丞相制度，皇帝控制了所有的政務，把專制集權制度推向高峰。在明代的專制基礎上，清代皇帝們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

　　晚明有一句話叫燕巢幕上，就是燕子在窗簾上做窩，明知道這個窗簾是靠不住的，人家一拉這個窩就碎了，但還是全心全意地把這個窩建得非常好。南明小朝廷的時候，皇帝一個個都不爭氣，大臣們也都知道朝廷肯定是靠不住，但還是拼命地爭。不是說團結起來對付滿族人，或者是鎮壓農民起義，就是能撈一天錢，先撈一天錢。船馬上要漏了，我不說急着去補漏洞，或者跳到另一隻船上，還在船上搶那麼一點糧食。這種心態如果跳出歷史，你會感覺很不可理解，但是身處那個時代，你又很能理解：每個人都覺得我對大勢是無能為力，那麼在現實生活中，能享受一點是一點，能抓到一點是一點。

　　“以德治國”，成本最小， 效果也最小

　　南方周末：梁啓超、魯迅他們一直都在提倡改造“國民性”，但沒有成功。

　　張宏傑：梁啓超說中國人身上有奴性，甘於帝國的統治，甘於暴力的統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識，只有私德意識；缺乏尚武精神。梁啓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三大弊病。要改造中國，關鍵是改造每個人，通過寫小說、辦學校、辦報紙的方式，思想啟蒙，讓每個人都意識到身上的缺點，喚醒老百姓，變成新民。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啓超的思路後來被魯迅所繼承下來。魯迅對制度變革喪失了信心，他說如果沒有新的國民，這個國家換什麼招牌都是沒有用的，人還是原來的人。所以魯迅整整20年時間，不停寫作，攻擊中國人的劣根性，希望喚醒老百姓。

　　南方周末：你怎麼看胡適、孫中山、蔣介石式的國民性改造試驗？

　　張宏傑：蔣介石認為改造中國國民性，最直接的方法是開展新生活運動，他制定非常詳細的新生活規範：比如吃飯的時候咀嚼時不要發出聲音，魚骨不要放在桌子上等等，通過政府力量強制大家執行。各省積極貫徹，差派政府官員到飯店檢查，強迫老百姓遵守新的行為標準。胡適馬上說這種運動產生的影響肯定是負面的，肯定助長老百姓更虛偽，大家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結果真是如此。

　　胡適的核心是用制度來訓練國民。

　　孫中山提出，中國人從臣民到國民，必須對民眾進行政治制度的訓練培養，分階段完成國民性改造。他在《建國方略》一書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構想。

　　國民黨基本是按照這條路往前走的。

　　南方周末：中國人還是喜歡用“以德治國”來改造“國民性”。

　　張宏傑：黃仁宇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明白的說法。他說中國古代這樣去做，因為這種做法成本最低；中國不是一個建立在數目字上的社會，你沒法用比較複雜、精微的手段去控制和調整，你只能寄希望通過意識形態的辦法，把人的貪慾約束到最小的程度。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也是，從梁啓超到魯迅到毛澤東，包括陳獨秀、李大釗，都認為改革國民性就是每個人洗心革面，從我做起，糾正自己的行為習慣，整個中國就會變化。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社會對個人的影響是更決定性的。整個社會環境、社會體系文化慣性在那裡，每個人去改變自己，整體跟着改變，這完全是一個神話。能夠通過道德去解決的，只是非常小範圍內的問題。

　　梁啓超說，凡是經過重重內亂的國家是不可能產生純潔國民性的，內亂會在老百姓心目中培養起六種傾向：僥倖、殘忍、彼此傾軋、虛偽狡詐、冷漠涼薄、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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