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良石-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他接班之初，有诸多让自由派高兴的说辞，比如讲全面实施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但事实证明自由派高兴过早，习很快转向，“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彼此否定”，“苏共垮台时没有一人是男儿”等，几乎全是毛式话语。接下来整顿微博，尤其是批宪政、镇压“新公民运动”，更让“毛左”群体喜出望外。这一群体很多是薄熙来的铁杆粉丝，薄的倒台让他们很失落，习近平的转向对他们可谓雪中送炭。“毛左”的旗帜性人物张宏良去年有个著名演讲，标题就叫作《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习近平总书记》。

　　“毛左”欢呼，自由派当然口诛笔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三中全会。三中前夜，官方媒体再度唱响改革，吊足了公众的胃口，但全会《公报》却不仅通篇党八股，关于改革也没有实质内容。自由派大怒，很多观望已久的精英也纷纷扬言移民。“毛左”则无不扬眉吐气，把《公报》的发布当作了狂欢日。

　　就在这时，通常要闭幕一周后才出台的全会《决定》，却意外提前四天发布。《决定》跟《公报》几乎两个基调，公布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超出很多自由派的预期。最重要的是，《决定》很少毛式话语，“浅蓝”话语（即接近普世价值的话语）比比皆是。比如作为所谓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属于典型的浅蓝话语。中共过去最多讲到“综合治理”的程度，且是与维稳对接的。“现代治理”不然，本质上是公共治理，反映出思维方式的转换。于是，舆论跟着反转，原来愁眉苦脸的自由派大多喜笑颜开，“毛左”则气急败坏，其舆论阵地“乌有之乡”甚至要向习近平宣战。

　　但这只是开头。去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左”把这天看作与习近平在毛的旗帜下全面会师的里程碑，早就大规模造势。习近平虽然部分迎合他们，去纪念堂鞠躬，讲话中对毛高度肯定，但部分迎合的另一层意思，也可理解为点到为止，再没有传闻中的其他盛大安排。而且习近平对毛的肯定只是抽象肯定；原定央视播出的百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更被删减了五十集。习近平既敷衍“毛左”、又拒绝“毛左”绑架的心态可窥一斑。

　　毛诞辰纪念可能是习近平给“毛左”的最后一个面子，目的是不让他们借机生事。在新年前夜的长篇讲话《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习近平不仅没有提毛，反而罕见地重新用“十年动乱”来概括文革，而且新年献词对毛也不着一字，这都让“毛左”痛心疾首。

　　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铁腕治“左”，一会儿铁腕治“右”，仿佛打醉拳。那么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到底是左还是右？他到底要干什么？这让很多人困惑。

　　去年上半年，因意识形态急剧左转，很多人认为习近平骨子里就是要复辟毛时代，这判断其实太简单化。当时打毛泽东的旗帜，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话语习惯；二是因为时值“倒薄”，需要用这套话语争取正统稳定群众，避免大震荡；三是在民主法治缺位时，这套话语体系在党内还管些用，用用也无妨。但所有这些都是纯粹功能主义的。比如《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习远平代表习家写的纪念习仲勋的文章中，特意写到习近平十四岁被劳教，十五岁获释回家时，已被摧残得形销骨立，好长时间才恢复。再比如央视播放的纪录片《习仲勋》、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关闭毛纪念堂，等等，都暗示了习近平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

　　习近平很大程度上以邓小平的继承人自居，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与邓小平类似。邓小平对毛泽东其实很仇视，对江青和毛远新的重判和羞辱都是对毛的报复。但在公开场合他还必须承认毛泽东的地位，因为他相信，毛泽东是党和政权的代表，彻底否定毛，党和政权一定分裂。邓小平没这个勇气，习近平更没有。所以习近平不会允许毛泽东路线真正复活，实质是虚毛而实邓。

　　习近平总讲“不走老路”，可见他并非是简单说说而已。他痛恨文革，也明白那是死路，客观上走不通。但不走老路的同时，他所谓“不走邪路”的话也是真的。他说的“邪路”指的是所谓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实质就是三权分立，意即，不仅不允许所谓颠覆和夺权，连跟共产党分权也不许。正因如此，才有“819讲话”，才有对网络尤其是微博的大规模整肃，也才有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

　　其实，在习近平眼中，“毛左”和自由派都属于所谓的“极端”。他要排除两极干扰，争取中间群众。拿什么争取？第一是“共富”，这是对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拿来主义”。薄熙来虽倒台，但在民间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声望仍在，至今仍有很多老百姓为其抱不平，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种刺激。中国的精英，包括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白领人士，更多倾向自由派。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则更多倾向左派甚至“毛左”，他们没有别的思想武库，只有传统的思想武库，对现实强烈不满，但只能通过向后看寻找解决办法。他们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习近平心知肚明。所以他要在薄熙来落马后，继承薄的共富遗产，来迎合底层群体。

　　但是，这还不够，迎合底层只有稳定的意义，而且只能保证当下的稳定。必须有发展，政权才有合法性，才有中长期的稳定，发展就要依靠社会中层。社会中层不仅求稳，更求变，没有大力度的改革，无法得到这一阶层的信任。于是，在提炼重庆所谓共富经验的同时，还必须汲取改革经验，包括汪洋时代广东的改革经验。三中《决定》所推出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所谓重庆经验和广东经验的全面升级，当然，后者更占主导地位。

　　习近平的执政逻辑是，用共富稳住底层，用全面改革稳住中层，则整个中间群众都稳住了，政权巩固就不成问题。他所谓的“极端派”，即“毛左”和自由派，就不难被边缘化。一旦这两个群体被边缘化，就不再构成挑战，一旦有干扰迹象，可以坚决打击杀一儆百，成本也不会高。如此，则所谓“老路”“邪路”都不走，就可以专心走习近平主张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了。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高度实用主义，但绝不逾越红线

也就是说，习近平要走的，是有习近平特色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不左不右，不排除必要时对左对右都应付一下，但都不当真，而且坚决拒绝绑架。中国社会被撕裂太狠，被哪边绑架都等于四面树敌，而且哪边的实力都不足够强大。所以要超越左右，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只走自己的所谓特色道路。

　　这条道路不中不西。政治体制上，反对所谓西方民主、美国民主尤其是三权分立，但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和技术，也要推行一点民主和法治。但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由共产党掌握主导权和解释权。根本制度不能变，是最大红线。红线以内，什么都可以，红线之外，绝对禁止。

　　这条道路既古且洋。洋是舶来，但舶来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上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是读马克思，不提毛泽东。共产主义体系中，毛泽东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有一定联系，但区别更大。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在俄国变成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到中国则变成了最残忍的毛泽东主义。习近平提倡读马克思，某种程度上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但他也同样重视中华文化，因而去山东时特意考察孔庙宣扬儒学。他显然是想把中华文化跟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就这点来说，他也不同于毛泽东，因为毛从根本上说是以中华文化为敌的，尤其以儒学为敌。毛泽东对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兴趣，自称是“山沟沟里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

　　上述都是既拒绝又调和。其中更暗含一种根本的调和：观念上是理想主义的，即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所谓共产主义，真诚相信共产党必须也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操作上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对党内高举意识形态的口号，对社会则尽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拿来主义，什么好用用什么。

　　所谓“中国梦”就这个涵义。梦是空的，无色无味，可以边做边往里面装。

　　以我为主，杂糅百家，就是“第三条道路”，就是习近平模式的灵魂。也可以说不伦不类，很可能属于新的政治乌托邦，而且是没有实力支撑的政治乌托邦。

　　习氏道路潜藏的政治危机与价值危机

　　但有人会质疑：所有最高权力都握在手中，习近平怎么会缺实力？主要因为，他集中掌握的权力都是名义权力，而整个国家机器并不完全听命于名义权力，有其运行的潜规则。目前的权力格局中存在一个根本矛盾：要推进全面改革，官僚集团一定损失巨大。习近平因而面临一个根本的冲突，即名义权力与潜规则的冲突，他的权力原始股与权力代理人即官僚集团之间的冲突。

　　在他上位伊始，官僚集团还没摸清他的底，被他的铁腕所震撼。但这只是强光直射下的短暂失明，这状态最多持续两年。两年后，官僚集团一定会反应过来，那时所谓全面改革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习近平对此有足够预见。急于打造国安会、改革领导小组和升级版的中纪委这三大臂膀，目的就是对付官僚集团可能的抵抗，但收效可疑。习近平跟毛泽东晚年一样，不信任官僚集团，但毛有治理官僚集团的手段，甚至可以不依靠党委，凭借个人魅力让亿万民众盲从。习近平做得到么？他既没有，也不可能有毛那样神一般的绝对权威。他既无亿万信众，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强大班底。习近平组建的班底仅限于中央层面，尤其是那三大机构，如油浮于水。

　　所有薄弱环节中，最大的薄弱环节在于，习近平和邓小平一样怕社会，怕失控，怕乱，所以不敢动员社会。他也知道社会这个基本盘的重要，渴望通过共富和改革承诺的兑现来稳住民众，打造他的基本盘，但在承诺兑现之前，没有谁会真的相信他。而兑现承诺并不容易。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讲一个“势”。权势权势，权必须跟势结合，才可能稳固地起作用。势是什么？如果说名义权力是水上的冰山，势就是水下的冰山。但水下的冰山非一日之寒所能养成，时间却不会等习近平。一言以蔽之，习近平固然是强权，却是孤独、悬空的强权。这是他最大的政治危机。

　　同时他还面临价值危机。改革力度再大，都有天花板。三中全会整套改革，如果在十年前胡温接班时推出，是可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最迟五年前，即汶川大地震之后推出，也还差强人意。但现在已经晚了。所谓改革，无非是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已，即救党、保权。可以限制官僚集团的利益，但党权绝对不动摇，共产党仍然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统治党，而不是像今天的国民党那样转化为接受宪政约束、跟反对派共存的现代意义的执政党。但当下社会最抵触的，恰恰是绝对党权，以及保卫绝对党权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暴力，即专政体制。

　　可以改革，但警惕宪政，这是习近平最大的价值短板。宪政无非保障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为此严格约束公权，在中国则重点约束党权。但在习近平看来，接受宪政则意味着要做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所谓叛徒，于是认定这是邪路。而当下中国社会需求的，恰恰正是宪政转型。无非和平转型还是暴力转型，只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区别而已。看不透这点，说明习近平勇气可嘉，但识见有限、智慧不足。他的价值短板实际上是他的智慧短板，而要领导中国这么一个空前复杂的国家的变革，最需要的恰恰是大智慧。

　　也就因此，习近平不仅会因为全面改革，面临跟官僚集团的政治冲突，更会因为价值短板，面临跟社会需求的脱节。当他最需要社会支持，来解决他跟官僚集团冲突的时候，他会发现社会并不跟随他。传统的人民正在升级为公民，公民则要求重新订立契约，订立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废除霸王条款。而这难道是当权者可以答应的么？所以，尽管习近平一定会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地改革，但客观地说，局限于救党、保权的改革没有成功希望；要打通他所想象的“第三条道路”或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社会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习近平不做这样的供给者，一定会有别的供给者。习近平越是把全部权力抓到手中，把改革变成他一个人的舞台，就越意味着他把全部的责任、全部的风险都一个人扛了起来，也就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冒死一搏。历史不会给他任何重来的机会，他犯不起任何大的错误。这根本就是高空钢丝上的独舞，能走多远？未来三到十年的中国时局，定会更加波谲云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