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搞人民公社 九億農民要與毛左拼命

毛左經常宣揚毛澤東思想，把毛匪暴政說成是“人民民主專政”，企圖用暴政永久統治人民。但是，中國人是有記憶力的，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共產黨暴政是怎樣殘害全國農民的。再有人搞階級鬥爭，復辟人民公社，中國九億農民絕對不答應，要與毛左拼個死活。

50年代，共產黨用“人民公社”這個奴隸制社會模式掠奪了全國的土地山川資源和農民的私有財產，使全國農民都淪為喪失生產資料，人身自由被嚴重限制，只能服從共產黨驅使的奴隸，其後果就是在1959－1962年間被活活餓死4000多萬人，僅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餓死100萬人。沒有連續挨過至少3年飢餓的人，打死他也想象不出長期飢餓是什麼感覺。壽陽慘案真實反映出當時的農民是如何在一個反動黑暗社會中掙扎的。究竟是什麼原因逼死了他們？看完這篇文章，自然得知答案。血淚斑斑的歷史是毛時代的縮影，在人類歷史上，其殘暴程度前所未有。

壽陽慘案發生的背景

　　1958年，共產黨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喊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吹牛口號，不顧客觀經濟規律，制定了根本達不到的高指標，強迫全國人民完成。中共山西省委緊跟毛共中央，於1958年1月提出“鼓足幹勁，猛烈躍進”的口號，聲稱要“徹底掃除一切消極、保守情緒”。二月，省委召開地、市、縣委書記會議，要求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爭取十年“過長江”。生產指標層層加碼，浮誇風、瞎指揮滿天飛，遍地興辦奴隸制的人民公社，把農民的自留地、家庭副業、農村小商販、集市貿易都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取締了，導致農業、輕工業急速下滑，糧食極度缺乏，市場供應緊張，財政赤字嚴重。誰對所謂的“三面紅旗”有半點懷疑，誰就會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壽陽慘案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慘案始末

1959年10月，中共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上任伊始就召開了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10月29日和11月16日又連續舉辦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對當年糧食生產計劃再次加碼。

本來，由於深翻土地攪亂了熟土層，加上旱災，當年的計劃15840萬斤就難以完成。他反而向上謊報當年實產為22000萬斤，其實產量只有11900萬斤，僅上報數的一半。按原計劃，全縣當年應交徵購任務9800萬斤，實際完成9363萬斤。上交以後，全縣實際僅留2537萬斤，16萬壽陽縣居民人均口糧僅有158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

王之一居然懷疑農民瞞產私分，認為農民家裡至少隱藏着1200－1500萬斤糧食，只要挖出這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王不顧人民的死活，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等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100萬元。各級官員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高達418．3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46元，而集資任務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於是集資有了新內容，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也在可集之列了，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座鐘、衣物、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一戶什麼也拿不出來，只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着“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的民諺。

宗艾公社是王之一的“點”，是全縣八個公社中暴政搞得最凶的一個公社。他們挖糧集資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罰也最殘忍。農民拿不出物資，幹部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牆，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改成斗人場所，組織了一支130人的專業打人隊，刑法有二十多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

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這種折磨人的方法導致人因腦血管破裂而死亡；所謂升級，就是在桌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肋骨摔斷，腦血管摔崩，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直接摔死4人，斗後死亡24人，斗後自殺19人，畏斗自殺16人，活活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在王維的直接插手下，殺氣騰騰，烏煙瘴氣。全村 952人中，有121人被斗，致死者36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66．7萬斤，徵購任務竟達74．9萬斤，王維還要再加40萬斤。馬克思罵資本家“從一頭牛身上剝下三張皮”，共產黨更殘酷，連牛骨髓也要吸盡。

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藉口，對農民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兇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他“打死你，哪裡還在乎一半個人”，接着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把一個生過孩子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裡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吼道：“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8人。新任支書梁某親手打過82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 800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斗者達121人，致死10人。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專設的“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卻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人頂。”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派人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所以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麼“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裡去啦”！

　　壽陽縣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結束，經歷三個月，全縣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掠奪財產，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餓死349人，人民生活極度困難，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縣城鄉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