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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章立凡
时序更新，岁次甲午。传统的干支纪年以六十年为一轮回，自1894年中日战争起算，历经一百二十年的沧桑，中国走进了第三个甲午之年。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天朝在甲午战前业已享有GDP世界第一的荣耀。甲午一战，老大帝国被蕞尔小国打败，开启了大清王朝的覆亡之门。
为何GDP世界第一照样挨打？一百二十年间中国进步了多少？有何历史教训？中国军方战略思想家刘亚洲将军承认：“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未来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他没有给出答案；但腐败的军队不可能取胜，乃不争之常识。从已披露的资讯分析，当下中国军队的腐败程度超越大清北洋水师和陆军；到目前为止，中国军队尚不具备在国际战争中与超级大国对抗的能力。
从洋务运动看改革开放
祸兮福之所倚，历史无往不复。第一个甲午年（1894）之前的中国经济，刚刚经历了从闭关锁国到洋务运动的改革，经济增长面临峰值，中国在战前十年，就拥有了号称亚洲第一的海军（后来被日本超越）。甲午之败的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战败的耻辱和割地赔款之痛，促使朝野反思，才有了追求宪政的戊戌变法、大清新政等一系列变革，改良与革命的赛跑，最终以大清覆亡、中国走向共和告一段落。
其后六十年间，中华大地迭经内忧外患，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国共两党领袖在政治斗争中皆以实现宪政为己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1947年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至今仍在中国台湾践行。两年后，内战中获胜的中共建立新政权，并于第二个甲午年（1954）之际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时的中国大陆，已重新走上了闭关锁国之路，不久，宪法也被毛泽东束之高阁。此后历经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浩劫，中国经济曾两度濒于崩溃边缘。
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实为洋务运动的2.0版，骨子里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特色。两度花甲轮回，红朝再创辉煌，除继续葆有秦始皇时代祖传下来的人口冠军之外，2009年拥有了第一艘二手航母， 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说将很快超越美国，荣登世界第一宝座。
在第三个甲午之春，世界银行发出预测：中国今年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切看起来很美，究竟是福是祸？谁也说不清。
从虎狼环伺到与邻交恶
囿于地缘政治的格局，历史上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人作为农耕民族，也没有形成航海和殖民的传统。自大的天朝对外部世界近于无知，也不懂得自由贸易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发了工商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剧烈冲撞，才不得不逐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异质文化。
同期日本与中国展开了学习竞赛，迅速“脱亚入欧”。甲午之胜，令日本跻身列强，野心膨胀。1900年庚子之变后国势日危，日本和俄国成为侵略中国的两个主要竞争者。1904年沙俄与日本爆发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1921年苏俄策动外蒙独立；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全面抗战，英美等盟国放弃在华特权。二战结束时，日本全盘皆输；苏俄支持中共建政，彻底剥离外蒙，“老大哥”成了最大赢家。
近代以来中国的烦恼，屡因朝鲜而起。朝核问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至今仍高悬于顶。第二个甲午年前夕，中共介入朝鲜战争为苏俄火中取栗，朝鲜和中国均失去统一机会，正所谓损人不利己；而两个国家分裂至今，各自保存了两种制度的样板，孰优孰劣，冷暖自知。
中共建政以来，与邻划界历来遵循“宁赠友邦”的天朝传统；中印、中苏、中越等历次边界战争，无论战果输赢，最终也总是将国土拱手让人。以1999年的《关於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为标志，中国永远失去了自沙俄时代以来被侵占的唐努乌梁海等大片领土，面积远超钓鱼岛。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号称“大国崛起”了，依然不懂外交。
从清末的虎狼环伺到当下的与邻交恶，历史又在轮回：中日重新对峙，美国重返亚洲，印度、越南及东盟各国也在联合抵制中国。而中国舍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重推“联俄”战略反制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居，实在是本末倒置的冷战时代思维。毛泽东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多世纪来，中美关系有冷有热，美国佬毕竟未占过中国一寸土地；而熊猫与北极熊攀亲，熊猫永远是吃亏的一方。毛泽东、邓小平早已明了的历史教训，到革命后代手里反而弄不明白了？
从“家天下”观“党天下”
一百二十年来的中国，从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变成了一党专政的“党天下”。在“家天下”时代，百姓只需供养政府和皇帝一家，变成“党天下”之后，不仅要供养政府，还要养活与之平行的各级党组织及工、青、妇、民主党派等衍生机构，导致纳税人的负担成倍增长。
相对于君主个人统治而言，一党专政乃是一种“集体君主制”。个人君主制会冀望子孙后代帝祚绵长，懂得与民休养生息；而“集体君主制”不仅造就了众多“小国之君”，更糟糕的是任期内“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竭泽而渔式的滥权自肥到处可见。红朝“裸官”成灾，腐败深入骨髓，根子仍在一党专政。
一党专政之“党”，非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而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会党。不仅具有家长制、大佬议事、暗箱决策、家法大于国法等秘密社会的特色，且具备类似于蒙元、满清等部族政权的血缘政治特性。坊间“五百家族”掌控国脉的传说，盖有所指于此。
考虑到统治的可持续性，个人君主制政权往往会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但考察从“戊戌政变”、“大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前的“皇族内阁”，历史证明靠血缘集团维系的部族政权，政治改革很难成功。分析自“天安门事件”、“南巡讲话”到当下自信满满的“小组治国”，可知一党专政也是一种很难进行政治改革的体制。
从党文化论软实力
西方政治家尽管对中国的崛起抱有警惕，但也看透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缺乏软实力。不久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中点破：中国没有制造任何创新的东西。这个国家的人权记录阻碍了它在其他方面的进展，比如说创新。即使中国制造更多的科学家，但是他们没有制造创新产品。
这种观点，从另一角度印证了钱学森逝世前发出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答案是：“党天下”体制不仅阻碍政治改革，党文化也在不断扼杀独立思考，摧毁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当下的“中国特色”，至今未走出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怪圈。历史上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儒家文化，在维护专制统治的同时，一直扮演着科技文明杀手的角色。值此主义信仰崩塌之际，主政者希望借助儒家传统支撑权力，也注定不会成功。
结语：轮回中的沉思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的两个六十年轮回，很可能只是一种历史的死循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千古谶语，果真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吗？
2014年6月15日 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 201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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