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

章立凡

今天我們在這裡紀念香港浸會大學成立60周年和《明報月刊》創刊50周年，分別可以追溯到兩個歷史節點：1956年和1966年。中國大陸在1956年發動了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今天的研討會主題宏大——“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從大歷史的角度觀察，歷史的變遷往往帶來文化的重新組合。1956年發生了經濟制度的巨變，10年後爆發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全面災難，被稱為“十年浩劫”。這就是制度與文化之間發生了問題，制度病了，文化也一定會有病。

熊十力悲鳴：“中國文化亡了！”

有這樣一個歷史場景：“文革”初期的上海，一位老人，身着舊長衫，腰間繫着一根麻繩，在街頭悲鳴：“中國文化亡了！”這位老人就是著名學者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在“文革”狂潮的衝擊下，精神失常了。細想當時的中國大陸，又何嘗不是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制度失常了，社會失常了，文化也失常了。與此同期，金庸先生在香港創立《明報月刊》，也是出於“存亡繼絕”的精神，為中國文化保存血脈，傳承薪火。

每一場歷史巨變，都會波及到文化。例如《南渡北歸》這本很有名的書，記述了1949年的歷史轉折點上，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以及他們後來的命運。1949年以後，中國文化的血脈實際上是南遷了，遷到了台灣，有一部分遷到了香港。例如傅斯年先生主持台灣大學，錢穆先生創立香港新亞書院，等等等等，這些文化變遷都是隨着巨大的政治、社會變動而發生的。熊十力先生當年哀嘆“中國文化亡了”，我們今天來看，其實中國文化沒有亡。文化還是很頑強，每一場巨變之後文化都會有重組，都會重新找到出路。

我注意到一些著名的學者在歷史變局中的文化思考，例如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有兼容性，主張“守舊開新”，守住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粹，同時要接受新的外來文化。唐君毅先生指出，中國文化具有農業社會的特點，且強調一元，排斥多元。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缺陷都有所反思。剛才劉再復先生講到孔子在中國文化中的境遇，我也有同感。在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先生提倡“整理國故”，也就是在打倒孔家店之後，要重新反思文化。張申府先生也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要還原真正的孔子。

文化的融合與重組，有時是正面的，有時是負面的。歷史上的外族入侵，也會帶來文化的變遷。例如五胡亂華是一次很大的文化破壞，但士族南渡也有利於中原文化的播遷；異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為博大兼容的大唐盛世準備了條件。女真和蒙元的入侵，令兩宋“典章文物，掃地都休”。在蒙元廢墟上重建的大明王朝，承襲了前朝的文化專制，再無唐宋之氣度風韻。滿清入關以後，征服者剽悍的游牧文化，又逐漸被農耕文化融合消解。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其實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狹隘民族主義解讀。

兩位小學教師的“山寨版”改造

從清末開始，我們的文化所遭遇的問題，首先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西方資本主義，傳統農業文明被外來工商文明打敗了，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洋務運動在內憂外患的焦慮中啟動，“中體西用”式的文化重組也同時發軔。其次是重組中發生兩次變異，打亂了變局進程。第一次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第二次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先後有兩位小學教師，把外來的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識形態，改造為中國式的“山寨版”，以暴力革命建立政權並造成文化的顛覆。曾國藩所言“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其實對這兩場顛覆都適用。

1949年後“一邊倒”的國策，中斷了“半盤西化”的文化重組，突變為“全盤蘇化”。北方紅色文化與封建專制主義文化結合，長期占據廟堂。直到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漸向人類文明主流重新靠攏。中國告別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但至今未走出斯大林主義的陰影。當下中國文化所面臨的，仍然是一個制度問題，即黨文化（或曰政治文化）與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和新文化的關係問題，諸如：先秦儒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責任感，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觀，以及五四以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文化理念，等等……。面對當代的多元文化潮流，信仰危機中的一元化意識形態，還有沒有力量將“我花開後百花殺”堅持到底？

“制度決定”還是“文化決定”？

制度與文化的關係，有人主張“制度決定論”，有人主張“文化決定論”，我認為制度與文化其實是互為因果的。制度有時會帶來對文化的摧殘與顛覆，但文化也會反過來影響制度。這種糾纏的關係從未間斷過，也不大可能徹底終結，只不過是力量的彼此消長而已。制度與文化的互動始終存在。

最後歸結到精神出路問題，錢穆先生曾談到，中國文化在科技和宗教方面具有兼容性。當代中國人一直在分享科技文明進步的成果，從IT技術到機器人，科技文明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令我們的文化發生嬗變。歷史上中國人一向是“以倫理為宗教”（梁啓超語），缺乏宗教精神，但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融合得很成功，儒釋道三教長期並存互補。近代以來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曾遭遇排斥和抵抗，但現在形勢已然改觀。

在巨大的歷史變遷中，文化的融合與重組不可避免。近年，有不少人擔心“文革”捲土重來，但我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身處一個多元化的互聯網時代，霸道的、“萬山不許一溪奔”式的文化專制主義，實際上已不可持續。中國不可能永遠在人類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

（作者根據2016年11月2日在香港浸會大學“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提綱及錄音整理重寫）

《明報月刊》2016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