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 章立凡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香港浸会大学成立60周年和《明报月刊》创刊50周年，分别可以追溯到两个历史节点：1956年和1966年。中国大陆在1956年发动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今天的研讨会主题宏大——“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变迁往往带来文化的重新组合。1956年发生了经济制度的巨变，10年后爆发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灾难，被称为“十年浩劫”。这就是制度与文化之间发生了问题，制度病了，文化也一定会有病。 熊十力悲鸣：“中国文化亡了！” 有这样一个历史场景：“文革”初期的上海，一位老人，身着旧长衫，腰间系着一根麻绳，在街头悲鸣：“中国文化亡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在“文革”狂潮的冲击下，精神失常了。细想当时的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疯人院？制度失常了，社会失常了，文化也失常了。与此同期，金庸先生在香港创立《明报月刊》，也是出于“存亡继绝”的精神，为中国文化保存血脉，传承薪火。 每一场历史巨变，都会波及到文化。例如《南渡北归》这本很有名的书，记述了1949年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的血脉实际上是南迁了，迁到了台湾，有一部分迁到了香港。例如傅斯年先生主持台湾大学，钱穆先生创立香港新亚书院，等等等等，这些文化变迁都是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变动而发生的。熊十力先生当年哀叹“中国文化亡了”，我们今天来看，其实中国文化没有亡。文化还是很顽强，每一场巨变之后文化都会有重组，都会重新找到出路。 我注意到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历史变局中的文化思考，例如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兼容性，主张“守旧开新”，守住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粹，同时要接受新的外来文化。唐君毅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农业社会的特点，且强调一元，排斥多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缺陷都有所反思。刚才刘再复先生讲到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境遇，我也有同感。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在打倒孔家店之后，要重新反思文化。张申府先生也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要还原真正的孔子。 文化的融合与重组，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也会带来文化的变迁。例如五胡乱华是一次很大的文化破坏，但士族南渡也有利于中原文化的播迁；异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博大兼容的大唐盛世准备了条件。女真和蒙元的入侵，令两宋“典章文物，扫地都休”。在蒙元废墟上重建的大明王朝，承袭了前朝的文化专制，再无唐宋之气度风韵。满清入关以后，征服者剽悍的游牧文化，又逐渐被农耕文化融合消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狭隘民族主义解读。 两位小学教师的“山寨版”改造 从清末开始，我们的文化所遭遇的问题，首先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传统农业文明被外来工商文明打败了，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在内忧外患的焦虑中启动，“中体西用”式的文化重组也同时发轫。其次是重组中发生两次变异，打乱了变局进程。第一次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第二次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有两位小学教师，把外来的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改造为中国式的“山寨版”，以暴力革命建立政权并造成文化的颠覆。曾国藩所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其实对这两场颠覆都适用。 1949年后“一边倒”的国策，中断了“半盘西化”的文化重组，突变为“全盘苏化”。北方红色文化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结合，长期占据庙堂。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向人类文明主流重新靠拢。中国告别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至今未走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当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制度问题，即党文化（或曰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新文化的关系问题，诸如：先秦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以及五四以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文化理念，等等……。面对当代的多元文化潮流，信仰危机中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还有没有力量将“我花开后百花杀”坚持到底？ “制度决定”还是“文化决定”？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有人主张“制度决定论”，有人主张“文化决定论”，我认为制度与文化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制度有时会带来对文化的摧残与颠覆，但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制度。这种纠缠的关系从未间断过，也不大可能彻底终结，只不过是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已。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始终存在。 最后归结到精神出路问题，钱穆先生曾谈到，中国文化在科技和宗教方面具有兼容性。当代中国人一直在分享科技文明进步的成果，从IT技术到机器人，科技文明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令我们的文化发生嬗变。历史上中国人一向是“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缺乏宗教精神，但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得很成功，儒释道三教长期并存互补。近代以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曾遭遇排斥和抵抗，但现在形势已然改观。 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文化的融合与重组不可避免。近年，有不少人担心“文革”卷土重来，但我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身处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霸道的、“万山不许一溪奔”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实际上已不可持续。中国不可能永远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 （作者根据2016年11月2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提纲及录音整理重写） 《明报月刊》201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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