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軟實力嗎？
章立凡
一片反日砸車聲中，開卷讀這部書稿，仿佛夏日飲冰。作者王沖先生因工作關係週遊世界各國，將各所見所聞娓娓道來：美國的民主、日本的國民素質、德國的效率、俄國的務實、瑞典的福利、以色列的智慧……，解析絲絲入扣，品之口有餘甘。願略借他幾張頁面，與讀者談談我讀此書引發的思緒。
新聞記者：也是歷史的記錄者
讀此書稿，常有種“被撞了一下”的感覺，很多問題與作者想到一塊了。他的工作是新聞，我的專業是歷史，兩個貌似相去甚遠的行當，有此靈犀不謂無由。
今天的新聞，明天就開始變舊，最終將變成歷史學者的研究對象。從結繩記事到甲骨【釒契】刻，記者與史家原是同一工種，後來才逐漸有了分工。記者是新聞記錄者和觀察者，史家是舊聞編纂者和研究者。二者的工作對象雖不在同一時空，工作性質卻十分相近。
人們熟悉的一些著名記者，退休後轉型為歷史學者。例如老報人陶菊隱、徐鑄成、蕭乾諸先生，從長期記者生涯的深厚積累中提取精華，留下了不少文史著述。當今最成功的範例，是老記者楊繼繩先生，其著作填補了當代史研究的重大空白。
王沖年富力強，網上資料稱其為“資深國際事務記者”，其實年方三十七歲，更“資深”者肯定大有人在，難得的是他那份老成冷峻。從字裡行間的思考中，我看到了另一種可貴的潛質。
缺乏軟實力：就永遠是“世界工廠”
2012年反日遊行，釣魚島還沒收回，中國人自己先打起來了。愛國憤青們砸了上千日系車，不僅同胞財產受損，日資企業的損失也得賠償。這筆帳當局是怎麼算的，我搞不明白，但賠償肯定得由納稅人負擔。難怪有句老話：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
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其實是一種悲哀。以中日貿易為例，利潤大都流向日本，中國不過賺了點加工費。去年日本海嘯過後，今年原本有望扭轉連年逆差的局面，現在是徹底沒戲了。
那麼，中日關係的未來走向如何呢？作者說：“看着北京、上海的大街上的本田、豐田、日產，使用着佳能、尼康、索尼的產品，中國人實際上很難找到勝利的感覺。敢問，2009年日本產品對中國市場的占有率，比1936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鑑於此，有日本人說，中日不會再度開戰，因為日本通過戰爭未能得到的利益，早已在中國得到了。”
中國GDP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作者卻認為，中日經濟差距至少有50年，因為技術差距至少50年。技術的差距，就意味着經濟的差距；技術水平趕不上去，就難免處於給人“打工”的地位。中國在亞洲最大的優勢在於經濟，但經濟上的強勢並沒有開花結果。這個角度的觀察，我十分認同。
強國軟實力：源自思想自由
身為記者，作者善於從別人的故事中捕捉秘密。以色列大作家阿摩司•奧茲講述的兩段經歷，解開了猶太民族在強敵環伺下的生存玄機。
一是奧茲發表反對政府決策的主張後，奧爾默特總理邀他到總理府喝咖啡（章註：不是“請喝茶”），激辯一個半小時，結果誰也沒有說服誰。二是奧茲坐出租車被司機認出，對他說：“我讀過你的書，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司機滔滔不絕陳述觀點，他只有聽的份兒。奧茲先生告訴作者：“以色列強大的秘密就是懷疑和辯論。”
“兩個猶太人有三個腦袋”，作者說：在這個國家，每個人都在思考，個體之間的觀點強烈碰撞，於是整個社會在不斷修正中平穩地前行。藉助發達的媒體，各種思想、見解都可以傳播。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但思想史上百家爭鳴的時代，僅僅有過兩次：一次是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到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另一次是清末開始的中西文化對撞時代，歷經民國的新文化運動，到1949年後重新定於一尊。
不容異見的國度，經受不起思想的自由交鋒碰撞，也不會擁有真正的軟實力。思想上的一元化會扼殺一個民族的創造力，這樣的常識常常被有意忽視。
國民教育：強國的“底層設計”
前一時期熱議改革的 “頂層設計”，我曾提出一個疑問：中國教育制度從根本上就不是為公民社會設計的，只是為大機器生產標準件，不需要獨立思考。無論是官是民，都是同一教育生產線的產品。沒有堅實的“底層設計”，再好的“頂層設計”恐怕也是空中樓閣。
書中以不少篇幅談國外教育。例如，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代，就實行全民義務教育；二戰後政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頒布《兒童福利法》，孤兒不問國籍，全部由政府收養，保證完成高中教育；日本的誠信教育，從家庭到學校、企業，貫穿於人的一生。作者感慨道：“一個把教育辦成這樣的國家，你如何去跟她競爭？”
作者認為，國與國差距的根本在於人，人的差距根本在於教育，教育在幼兒階段就出現的微小差別，會在未來無限放大，像手電筒的光一樣，照得越遠，散射越大，影響面越廣。國家的強大與否、國民的幸福與否根本不是制度，而是制定製度、遵守制度的芸芸眾生。人始終是一切變數中最大的要素。
有比較才有鑑別，書中也談及教育投入對比：2010年中國教育支出2159.9億元，平均每人不到200元；以色列人均教育支出近10000元人民幣，是中國的50倍。而中國每年維穩支出達到7000多億，是政府教育投入的2.5倍。
我的感慨是：維穩與教育投入的反差，昭示了制度設計上的本末倒置：底層設計越差，維護頂層穩定的成本就越高；頭重腳輕的體制，難免有傾覆之虞。
弱國無外交：強國有乎哉？
作為國際事務記者，作者對中國對外關係有較多的觀察。他談及建政之初外交部門有一批記者出身的官員，記者也大大幫助了外交事業。而今，外交越來越專業，和其他行業的交集也與越來越少，外交和傳媒之間的互動也欠缺了許多。他直言外交工作中有“弱國心態”：“太在意別人的話，對外界的表揚心花怒放，對外界的批評心生鬱悶”。
我由此聯想起胡耀邦對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質疑。1981年3月9日，胡在談到外事工作改革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外交部培養了一批好翻譯和守紀律的工作人員。但沒有培養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
作者詳盡分析了日本在與鄰國中、俄、韓的島嶼爭端中步步為營、穩步推進的歷程：“和中國的大度相比，日本在島嶼問題上可謂錙銖必較，這麼做，有民族文化的原因，有經濟上的考慮，也有政治上的因素。” 作者還認為：“聯俄抗美”將是中國最大的戰略錯誤，並指出中美之間軟硬實力的差距：
除了硬實力的差距，軟實力也是重要原因。美國可以攜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觀橫掃全球，可以用好萊塢大片吸納各國主流人群的關注，可以用ipad等產品讓大家自願打開錢包，但中國卻沒有這方面的殺手鐧，中國和亞洲鄰國之間，缺乏超乎利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這段話令人徹底無語。環視中國在亞洲和全世界的孤立狀態，過去常說“弱國無外交”，如今號稱強國了，又當如何呢？
自由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嗎？
作者曾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各州採訪總統大選，採訪過民主黨候選人愛德華茲和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候選人巴拉克•奧巴馬，是第一位採訪奧巴馬的中國記者。幾年後再度赴美考察，又廣泛接觸了包括賴斯、伍德沃德在內的政界、媒體界人士。
作者認為：性格即命運，國民性即國家的命運。美國人的性格造就美國式民主，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美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的選擇。讀至此不免掩卷反思：中國人的國民性如何呢？我們有權選擇命運嗎？
近年中國掀起了一股反普世價值的波瀾，不僅反對三權分立式的民主憲政，甚至連公民社會都成了“西方陷阱”。持此論調者不是無知就是數典忘祖，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明確承諾：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 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正是靠普世價值的宣傳贏得了民心，奪取了天下。坐定江山之後，這套承諾被拋諸腦後，走上了“一邊倒”之路。以俄為師的黨國體制令中國付出了慘重代價，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逐步走出蘇式計劃經濟陰影，但至今尚未擺脫斯大林主義的魔咒。
對於歷史上的“蘇聯模式”，俄羅斯領導人普京有着清醒的認識，作者引用了一句他的名言：“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
讀之不免扼腕再三：值此“大國崛起”之際，領導者太需要這樣的見識，中國不應自外於人類共同文明。
睜眼看世界：百年中國學到什麼？
這部書稿，猶如一部21世紀版的《新大陸遊記》，讀後既熟悉又遺憾。
清末最早“睜開眼睛看世界” 的徐繼畬、魏源、林則徐那一代人，雖以著述介紹泰西文明，畢竟沒有親歷親見；比起容閎、梁啓超、孫中山等周遊列國並在西方長期生活過的思想者，對世界仍嫌隔膜。
清廷試行“新政”時，曾派大小官員赴歐美考察，湧現了一批遊歷者的日記、筆記和遊記，視角觀點見仁見智，有的見樹木不見森林，有的見森林不見樹木。而在宏觀和微觀上都有真知灼見者，無人能超越政治流亡者梁啓超，難怪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政改奏摺卻要請朝廷通緝要犯梁啓超捉刀。
競爭，就是學習並超越強者；出國考察，要派“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據說21世紀是個學習型社會，以改革的名義出國考察，成了當今公款旅遊的主要項目。但除了瘋狂購物、隨地吐痰和冶遊紅燈區開發票之外，我不大清楚官員們學到了什麼？
自19世紀中葉起，閉關鎖國的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先學堅船利炮等科學技術，逐漸接受了自由貿易，學習憲政制度；後來轉而以俄為師專搞社會主義，孤立三十年閉門造車，最終不得不重新改革開放……。一個多世紀中，中國歷史走了個大循環，誠如黑格爾所言：“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
一個不會學習的民族，是沒有資格侈談軟實力的。我們還要再循環一百年嗎？
2012年11月29日 風雨讀書樓
註：本文是為王沖《差距》一書所作的序言，發表時略有刪改。
《差距》：王沖著，東方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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