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升級版：從“族天下”到“黨天下”

章立凡

根據前輩史家的論述，中國歷史上有三種統治形態：一家一姓的傳統王朝政權，史稱“家天下”；蒙元和滿清兩朝創立的部族政權，又稱“族天下”；近代以來由政治集團開創並長期據有的政權，則稱為“黨天下”。本文要討論的是：這三種政權形式所共有的王朝特徵，及其在特定歷史時段中的並存與相互轉化。

一、 “家天下”：血緣家族內部權力世襲

王位血緣繼承，是世界歷史上的多數王朝採取的傳位制度。中國歷代王朝的“家天下”是私有制的產物，事實上是將“天下”視為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

中國宗法等級的繼承制度，早期表現為兄終弟及和父死子繼，到商代中後期才確立嫡長子繼承制。“立嗣以嫡，無嫡立長”，是中國傳統宗法制度的核心，成為社會權力、權利和財產轉移的基本法。嫡長子是當然的合法祭祀繼承人。嫡長子缺位時，須立嫡以傳承祭祀。祭祀繼承人選定順位的範圍一般是：嫡長子、嫡長孫、嫡子同母弟、庶子、嫡孫同母弟、庶孫，必須依此順序立嫡，以傳承香火。

“家天下”的王位世襲，與宗社祭祀的傳承一致，王位必須在同姓一家的血緣家族內部，由男性直系血親根據尊卑長幼親疏的順序繼承。漢高祖誅滅異姓王、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明太祖誅殺開國功臣，都是為了防止“家天下”落入異姓之手。古代宮廷還建立了宦官制度，將服侍內廷的男性係數閹割，以保持血緣純正。但血緣家族的內部權力結構，仍受到無性和有性的干擾，出現了宦官（無性人）弄權和外戚（姻親）專權的弊端；母后“垂簾聽政”也是一種特例，女主武則天稱帝，則是特例中的特例。

嫡長子未必能夠順利即位，圍繞王位的傳承、把持與爭奪，歷代王朝都出現了與嫡長繼承制度相悖的情況。例如西漢的“七國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是同姓王爭位；王莽篡漢，曹丕、司馬炎稱帝，趙匡胤“黃袍加身”，系外戚權臣以“禪讓”旗號逼宮篡位；唐“玄武門之變”、宋“燭影斧聲”、明“承天門之變”及清“九子奪嫡”等，則是兄弟爭權的故事。

二、 “族天下”：部族政權內部權力世襲

中國歷史上，除了“家天下”這種血緣家族內部的權力世襲制度外，還出現了由部族或少數民族內部共享權力的世襲制度，被稱為“部族政權”或“族天下”。其權力核心為本族的菁英，通過侵略、聯姻向外擴張，取得其他民族的土地與人口。擴張到一定規模，即模仿漢族建立王朝，由開國的部落領袖掌握軍政權力，其家族成為王族或貴族。歷史上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就是部族政權。

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提出，中國歷史從漢代起，就不能叫皇權，因皇帝一個人不可能掌握一個國家的大權，也不是貴族政權和軍人政權。從漢到明“政府大權都掌握在士——讀書人手裡”，即士人政權；士人“在制度規定上，是絕沒有世襲特權的。因此中國社會上的讀書人，士，只是一種流品，而不成為階級。”

士人政權是中國儒家政治制度設計的典範，既可制衡君主的權力，又可防範世襲權貴幹政乃至異姓奪權。而蒙元和滿清建立的部族政權，則是權力由某一個部族掌握的“異族政權”。蒙古人或滿洲人是這種政權中的特權團體。部族政權及其“立賢不立長” （或最強者勝出）的傳位方式，是對漢族王朝傳統的顛覆。

錢先生指出：“若說他們是專制，則該是部族專制，而仍非皇帝專制。”部族政權“當然是私心的，所以這一種政權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種法術，一種控制此政權之手段。”

余英時先生將部族政權稱為“族天下”，他指出異族入主的“族天下”，即日本和西方學者所稱之“征服王朝”，“天下”屬於整個“族”，而不是屬於某一“家”。（《家天下、族天下、黨天下》，《明報月刊》1998 年2月號）

三、 “黨天下”：政治集團內部權力世襲

余英時先生在上述文章中，首次比較了三種“天下”的異同，指出：“像‘族天下’王朝一樣，‘黨天下’也有一個確定的統治集團，而黨組織的嚴密更遠非傳統的族組織所能比擬。”他認為“黨天下”在結構上是從前蘇聯移植過來，國、共兩黨都是以列寧、斯大林的黨組織為原型建立起。“黨天下”的政權揚棄了王朝形式，但在精神上“黨天下”並沒有完全擺脫掉王朝的若干主要特徵。

2008年是“戊戌變法”一百一十周年，余先生在史論《戊戌變法今讀》中，以中國大陸的流行語言解讀“族天下”，稱之為少數民族的“一族專政”，這個解讀與“一黨專政”僅一字之差。

2013年，余先生在《當今中國黨天下》的訪談中進一步分析：“到了民國以後，從國民黨統一到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政權，變成黨的天下，國民黨的黨天下是無效的，因為它這個黨沒有能夠把所有財產集中在手上，可以為所欲為。只有到了共產黨時代，黨的天下才完整。”

余先生對國共兩黨成敗的觀察很獨到：只有打着“公有制”的旗號，將全社會的資源和財產最大限度地集中控制，才能建立真正的“黨天下”。他關於“黨天下”揚棄王朝形式、精神上保留王朝特徵的表述十分精彩。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主要特徵，表現為“三個壟斷”：即意識形態壟斷、權力壟斷和利益壟斷，從“家天下”、“族天下”到“黨天下”，都同時具備上述王朝特徵。

更早覺察到“黨天下”之王朝特徵的，是大陸“反右”運動的兩位受難者。

1957年，儲安平先生因“黨天下”的發言而青史留名。他直指“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黨天下”的說法非儲先生原創，而是源於另一著名“右派”羅隆基。1930年2月，他在《新月》雜誌發表《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嚴厲批評國民黨：“‘黨在國上’的影響，尚不止這一端。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文章，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的‘黨天下’。”

在重申“黨領導一切”的今天，羅先生“黨在國上”的政治預言，可謂入木三分。正如他所揭示的那樣，無論“家天下”、“族天下”還是“黨天下”，都是“打到了天下”。而中國王朝更迭主要特徵，就是以暴易暴。

四、王朝基因：三種“天下”形態的並存與轉化

草原民族建立的部族政權，其基本單位是血緣團體的軍事組織，如滿清的八旗制度，具有緊固團結內部、便於軍事征伐的重要作用。努爾哈赤時代形成的貝勒、大臣、八旗固山額真共同議事的內部軍事民主傳統，逐漸向政治制度轉化。這一傳統在皇太極稱帝后，正式確立為“議政王大臣會議”，類似“黨天下”時代的“集體領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着皇帝的權力。隨着滿清入關征服中原，皇權逐漸強化，康熙朝設立南書房，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功能開始虛化；雍正朝則創設更有實權的軍機處 ，頗類今日之“小組治國”；至乾隆朝末年，議政王大臣會議正式消亡。

滿清以不足十萬的鐵騎入主中原，時刻提防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表面上昭示“滿漢一家”，以功名官祿羈縻籠絡漢族知識分子，但滿漢之間的心防始終存在。以種族為紐帶的“族天下”，仍是愛新覺羅氏的“家天下”的權力基礎，如同當下的近九千萬中共黨員，始終是紅色政權的分母。

余英時先生指出：“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滿族共同打下來的，而且一直靠滿族為皇權的後盾以統治天下，所以整個滿族確實構成了清王朝的統治集團（這應該稱之為‘族天下’）。不但如此，這個集團又是有嚴密的組織的，此即是八旗制度。這一制度雖從最初八固山共治演變為皇太極的“南面獨坐”，並在雍正以後完全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為滿清一代的權力提供了結構上的根據則始終未變。”（《戊戌變法今讀》）

清朝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族天下”與“家天下”並存與轉化的範例。在蒙古汗國的歷史中，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北朝鮮勞動黨孕育出金家王朝怪胎的歷史，則將“黨天下”與“家天下”的依存與變異，演繹得淋漓盡致。前蘇聯解體後，其中亞地區的一些原加盟共和國（歷史上為游牧民族汗國），均出現了領導人及其執政團體長期把持權力的現象：憲法形同虛設，總統猶如部族酋長。

國體政體更迭變化，“王朝基因”時隱時現，“返祖現象”層出不窮。

五、“家天下”升級版：“族天下”和“黨天下”

秦滅六國，江山一統。秦始皇盡收天下兵器，鑄為銅人。自詡“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這是“家天下”的思維，卻沒想到二世而亡。

滿清以“弓馬得天下”，擔心滿人漢化。順治帝曉諭八旗：“我朝原以武功開國，歷年征討不臣，所至克捷，皆資騎射。今幸荷天庥，得成大業，雖天下一統，勿以太平而忘武備，尚其益習弓馬，務造精良。嗣後滿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戲，耽誤絲竹，違者即拿送法司治罪。”（《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居安思危。勿懈武功，謹防失去政權，這是“族天下”的警示。

毛澤東的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中共最根本的歷史經驗。八九民運期間某元老宣稱：“中共政權是犧牲了兩千萬人得來的，誰想要。拿兩千萬人頭來換！”另一位大佬坦言：“看來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 “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也應該是我們的後代。”這兩段“自己人”的 “肺腑之言”，是對“黨天下”最直白的詮釋。

為防止失去政權，三種統治形態下的社會控制，一個比一個嚴密，“家天下”和“族天下”時代皇權不下縣，給傳統中國社會留有空間，行會和鄉紳尚能在城鄉自治中發揮作用；進入“黨天下”時代，家族主義的社會細胞全部被黨組織取代，民間社會一度被完全消滅。

“黨天下”由於繼承權不明晰，圍繞“接班人”的權力鬥爭，也比“家天下”和“族天下”更為殘酷。毛澤東因長子在朝鮮戰爭中身亡而絕嗣，後半生誅滅了兩位接班人及眾多開國元勛。毛晚年所信賴的，僅限於妻、侄及其黨羽的小圈子，最終未能實現北韓式的“家天下”世襲。

毛澤東逝世後，教主式強人消失，政權重回“黨天下”的初始狀態，進入黨國元老垂簾聽政的“集體領導”時代。此後三十多年中，中共摒棄毛的階級鬥爭路線，實行改革開放，類似於晚清的洋務運動。經濟的起飛，令中國走出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但未走出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模式。紅色權貴形成了盤根錯節的特殊利益集團，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民間“五百家族統治中國”的口碑，甚至令人想起“族天下”的形態特徵。

綜上所述，“家天下”是血緣家族內部的權力世襲，“族天下”是少數民族內部的權力世襲，而“黨天下”則是政治團體內部的權力世襲。按網絡時代的流行說法，“家天下”是1.0版，“族天下”是2.0版，而“黨天下”是3.0版。

六、思考：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改革無法成功？

上述三種“天下”的共同意識，是視江山社稷為流血犧牲贏來的戰利品，即家族、部族或團體的私有財產，必須世世代代占據，讓子子孫孫永遠吸食“血酬”。

筆者在《改革的歷史困境與成敗周期》一文中（《明報月刊》2014年3月號），曾對世界各國的改革歷史作出比較。中國自商鞅變法後一直實行秦政，“家天下”的祖宗之法和利益格局，決定了唐“永貞革新”、宋王安石變法以及明張居正改革未能成功，而“族天下”時代的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兩場改革，也因統治集團無法割捨既得利益，在最後關頭組織“皇族內閣”而輸給了革命。利益圈子太小或無法平衡各方利益，是歷代政治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

余英時先生指出：“圍繞着戊戌變法的激烈政爭決不可單純地理解為改革與守舊之爭。最重要是當時滿族統治集團本能地感覺到，決不能為了變法讓政權流散於被統治的漢人之手。開國會、立憲法則必然導致滿人不再能控制政權，他們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和既得利益便將從此一去不復返了。”（《戊戌變法今讀》）

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政治改革，隨着對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鎮壓而中止。此後鄧通過“南巡講話”重啟經濟改革，但政改從此停擺。對於清末憲政改革中王朝傾覆、國民黨行憲後失去大陸、蘇共改革中政權垮台等歷史經驗，中共是從負面汲取教訓，認定 “天下”是打出來，不是選出來的；政權一旦失去，必將永遠失去；要保住政權，必須堅決抵制憲政，拒絕政黨競爭及權力的和平讓渡。

在膜拜“紅色基因”血統，權力重新高度集中的今天，是否會出現“黨天下”與“家天下”並存之局，姑且拭目以待。

                                  2018年3月19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

                         《明報月刊》2018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