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治國理政危機

——復盤中共十九大

章立凡

 年屆歲末，新年將至，中共十九大結束已兩個月。據說這次大會決定的方向，要管用三十年，其對當下及今後五年中國社會的影響如何，有必要作一番復盤式的探討。這樣的探討，或許一篇文字還不足以盡述。

 美好願景，難掩社會矛盾

 十九大主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描畫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洋洋灑灑三萬多字的工作報告，承襲中共宏大敘事的傳統文風，內政外交，面面俱到，其中不乏“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豪言壯語，以及“五位一體”“四個全面”“三大歷史任務”等數字化口號。願景美好，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有十四條之多，但除了強調“黨的領導”為萬應靈丹外，實施路徑仍不明晰。

 新黨章確認了報告提出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對中共八大以來對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的重大改變。

 1956年，中共八大報告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提法不久被毛澤東否定，毛認為主要矛盾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去世後，中共重新回到八大的政治路線，承襲了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表述，並冠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定位，歷經多次黨代會修訂，仍未突破八大報告的表述。

 十九大新黨章將此前的“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修改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我看來，這個表述仍不夠全面，至少應該承認的社會主要矛盾還有：一、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與落後的政治體制的矛盾；二、巨額的社會財富積累與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的矛盾；三、人民對人權、公民權利的訴求和強力維穩體制的矛盾。

 歷史定位：儼然比肩毛鄧

 新黨章確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對一位尚在任期中的領導人，提前作出了歷史定位。

 《孔子家語》曰：“祖有功而宗有德”。中國歷代王朝禮制，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功為開創之功，德為守成之德。中共黨章對於列祖列宗的歷史定位，無身前身後之別，僅以“理論貢獻”上“尊號”。除被廢黜的胡耀邦、趙紫陽外，每位最高領導人均可獲此尊榮。“尊號”總體上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級是冠名+主義，即老祖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二層級是冠名+思想理論，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第三層級是不冠名的思想理論，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

 紅朝宗社中，除了馬克思、列寧這些遙遠的異族“遠祖”，只有毛、鄧配享“祖”的香火，江、胡僅列居“宗”的牌位。這個系列仍在不斷延長中。祖宗“尊號”一般為五個字，最長未超過八個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長達十六字，是中共世系“尊號”中字數最多的一個。自此，習成為繼毛太祖之後，於在位在世狀態下，唯一享用冠名+思想理論“尊號”的領導人。

 較長的“尊號”往往會在傳播中被簡化，例如 “鄧小平理論”曾用名“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後被簡化為五個字寫入黨章。新黨章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看似冗長，實則暗含多種解讀，既可簡化為十九大之前中共黨媒曾提出的“習近平思想”，又有“習近平新時代”的創意，足以比肩毛鄧，超越江胡，深得中國模糊語言之妙。

 封神立威：糾錯機制闕如

 十九大通過的新版黨章，強調“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核心”的提法來自鄧小平：“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他將毛澤東列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並指定江澤民為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中共黨史上，毛、鄧的核心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江澤民的核心地位則來自鄧的指定；弱主胡錦濤雖然被鄧隔代指定為接班人，但始終生活在前任垂簾聽政的陰影下，未獲核心地位。

 有鑑於此，習先生上位後努力擺脫老人政治，力爭自我加冕。2016年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出人意料地確立了“習核心”地位。此後除繼續高舉反腐敗旗號進行權力鬥爭外，“造神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妄議中央”成為一條“殺威棒”，令體制內噤若寒蟬。十九大前拿下孫政才、沙場大閱兵及改組中央軍委等一系列組合拳，更令政治對手一時難於招架。

十九大新黨章確立的“核心”地位和不容質疑的權威，相當於封神，足以峻拒體制內外的任何批評；同時也製造出一個體制上的巨大隱患——糾錯機制的缺失，這點與神壇上的毛澤東頗為神似。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執政黨糾錯機制的缺失，令國家治理陷入危險境地：乾綱獨斷的領導人不能犯錯誤，一旦出現錯誤而又無人敢於指摘糾正，則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乃至全黨全軍，都有可能跟着犯錯誤。

 備胎缺位：政權風險加大

 鑑於中共接班體制的敏感性，習近平在“儲君”期間，未能建立起自己的人事班底。十八大以來，各派系暗流涌動，權鬥不斷。習以“小組治國”方式集權，在反腐旗號下連續橫掃黨內派系，直至十九大才掌握了人事上的主動權，實行全面洗牌。十九屆的204名中央委員中，上屆留任的僅占38%。“習家軍”大舉進軍政治局，團派和上海幫呈現退潮態勢。在習派主導的政治局簇擁下，常委構成表面上維持了派系平衡，但鄧時代以來集體領導的格局，已不復存在。“習核心”如日中天，其他人不過是圍着太陽轉的行星。

 十九屆常委全部屬於“五零後”，仍是一個過渡班子。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規矩，本屆任期結束時，七位常委中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有資格連任，習近平、栗戰書、韓正面臨退休。本屆人事卡位戰，傳說中的兩位“六零後”人選胡春華和陳敏爾未能入常，打破了中共預設接班人的傳統，引發對最高領導人下屆不退休的猜想。

 不設接班人，意味着本屆任期的五年中，最高領導人不能生病、不能出事故或遭遇無法視事的任何狀況。一旦出現此類狀況，出現權力真空和權力鬥爭的風險必將加大，令中共政權的未來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急功近利：親信亂政頻出

 本屆執政班子，是改革開放以來歷屆團隊中，平均素質最令人不安的陣營。出生於毛時代的“五零後”，可謂命途多舛的一代。成長經歷、知識結構、世界觀等方面往往存在變異，會影響到執政能力和水準。

 從團派、上海幫、太子黨的“三國演義”，到“習家軍”自立門派，十九大後的政治格局正在走向“一統江湖”。但用人圈子小，偏愛使用自己認識的人（同鄉、同學、舊部、舊識等），折射出不自信和不安全感。儘管一再模仿毛澤東，但開國君主“五湖四海”的氣場不復再有。一批原先官階不高、鮮有統攬全局的經驗的地方幹部，驟然拔擢，難免德不配位。

 六十年前，張奚若教授曾批評中共：“第一是好大喜功，總誤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費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組織規模大才過癮。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現為強調速成，把長遠的事情用速成的辦法去做。第三是鄙視既往，許多人忽視了歷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條，把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東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將來，認為將來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發展的。”

 近期，北京市驅趕外來人口、拆除“天際線”廣告牌匾以及京津冀供暖“煤改氣”的“三板斧”，社會矛盾陡然激化。亂政頻出觸發了中共十九大以來的首場管治危機。“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舊病，依然纏身。新領導層的治國理政能力，正面臨“不犯顛覆性錯誤”的考驗。 

                            2017年12月19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  

                            《明報月刊》2018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