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與閻明復在中央統戰部的交集

章立凡

閻明復先生永別人世，我無比悲痛！追憶我的人生軌跡，曾三度與閻明復先生交集。 

一是在1978年，我進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工作，在《不列顛百科全書》簡編組工作。出版社社長是我國著名翻譯家姜椿芳先生，閆明復先生是該社副總編輯。他已從秦城出獄三年，其父閻寶航先生曾和他關在同一監獄，但相互不知；出獄方知閻寶航在秦城逝世，父子天人永隔。

由於有類似的遭際，明復先生對我這“小老弟”頗為關照。他一點沒有官架子，談話間總是尊稱我父親為“伯父”，我和社裡的年輕人，私下裡都稱他“明復”（據說後來統戰部的人也是這樣稱呼他），相互間沒有距離感。不久我請辭大百科的工作，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臨別談話時，他還有幾分不舍。

二度交集時閻明復已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他因工作關係，與我時有接觸，1989年較為頻繁。同年6月的中共第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他被免去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1990年，他更被免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第三度交集時，他已到了民政部，先後擔任常務副部長和中華慈善總會會長。我曾在他的安排下，擔任了中華慈善總會理事（將另文回憶）。

閻明復接受採訪時曾說：“我自己覺得，這一生最有意義的是兩件事：一是組織出版了中國的第一部大百科全書，二是主導創辦中華慈善總會，並在此工作了5年。這兩件事，前者是提高國民科學文化素質，後者是救助困難群眾。” 現在回想，閻明復的仁愛之心與社團組織能力，或許與他家庭的基督教文化薰陶有關，儘管他是一個共產黨員。

他自己沒提在統戰部的經歷。本文重點回憶1989年我與閻明復在中央統戰部的交集。

1989，新年亂象

1988年，繼1987年“反自由化”過去之後，知識界的自由空氣又開始復甦，各種沙龍、討論會十分盛行，這類集會的主題頗為廣泛，大部分與社會現實問題有關。

這一時期的知識界，最時髦的莫過於談論“新權威主義”。此前曾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似乎可以把當前的一切困難和問題都貼上“初級階段”的標籤，讓人們保持信心，稍安毋躁；嗣後又提出了“新權威主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就其本質而言，當然不是什麼民主化主張，但又是中國特定社會環境下非產生不可的東西。《經濟學周報》1988年12月11日發表溫元凱、嚴家其的對話錄，提出“非程序權力更迭”問題，更顯示出對改革前景的擔心。

與此同時，“多元化”、“社會主義議會民主”的討論，也已經開始，這些話題的背後都有一個共同主題，就是如何改造政治體制。

1989年初，知識界的氣氛空前活躍，任何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早春天氣”的來臨。

這一年春節收到的聚會請柬尤其多，迫使我只能作出選擇，參加這個，或者參加那個，蓋因時間上往往相互衝突。2月1日，我應邀到中共中央統戰部禮堂參加“首都各界知識分子迎春茶話會”，發現會場上的黑頭髮占了多數（以往都是白髮者大會），氣氛頗為活躍，主人閻明復部長還唱了俄文歌。

紀念“五四”，與李鐵映、閻明復座談形勢

我於4月19日出席了《世界經濟導報》與《新觀察》聯合舉辦的悼念胡耀邦座談會，接着全程在耀邦家紀錄追悼活動，並參加了21日人民大會堂的追悼大會和遺體火化。我和好友張凱（在統戰部研究室工作）忙於將這幾天的經歷整理成文，為此頗感疲勞。此時《世界經濟導報》在上海已出了麻煩，不能如期出版。《解放日報》本來同意刊載我們的文章，但到了4月25日晚與該報主編通電話時，得知稿子不能發表了。這篇文章後轉到《團結報》和《新觀察》發表。再後來，我將這段親歷寫成《胡耀邦治喪手記》一文（《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北京學潮陡然升級。4月27日又發生了上海市委查禁《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原因是主編欽本立堅持發表19日該報與《新觀察》合辦的座談會內容。作為這一事件的直接當事人，我自問這些年來潛心治學，在政治方面只是一個旁觀者，向來無意捲入政治漩渦；且改良與革命相比，經濟、政治和社會代價要小得多。我仍希望中共改革能夠成功，故對體制內改革仍存一線希望。

4月28日，我寫成致閻明復先生的信函一通，對形勢有所建言。建議政府迅速與學生對話，同時在報刊上開闢論壇、專欄，允許各方對一系列重大問題展開自由討論。

此前，我已收到統戰部的請柬，邀請出席4月29日的首都知識分子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聯誼活動。

這次聚會的主持人，是統戰部六局的陶斯亮和一局的馬曉力兩位女性官員。幾乎所有近年間活躍的精英人物均有出席，我記得的有李澤厚、戴晴、張顯揚、吳稼祥、陳小魯、何新、梁曉聲、諶容……等等，共約數百人。

閻明復到會場後，不少人簇擁着他說話。張凱請我過去見閻。他先是稱讚我研究工作有成績，接下來又說：“在這種時候你可不要背棄我們，我們可是老交情呢！現在我口袋裡還裝着你剛給我的信。”談到美國政府對中國形勢表態的一事，他說，對於解決目前的問題，甚至包括解決像魏京生這類問題，本來有一位學者提了一個很好的方案，但現在美國政府一說話，我就不好辦了。事後推測：閻說的這位學者及其方案，係指何新上書所提“放逐不同政見者”方案。

不久，教委主任李鐵映到場。聯歡會開始，由統戰部六局副局長陶斯亮主持。她的第一句話是：“這幾天，我覺得我們的孩子們一下子長大了”，這句話馬上贏得滿堂彩。她介紹了今天的來賓之後，就請近代史所丁守和先生（也是我的前輩和同事）簡單談了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接着便開始聯歡。

閻明復應邀唱了俄文歌曲，李鐵映的節目是指揮大家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李在眾多場合最愛表演的節目。其後是來賓同跳交誼舞並共進自助餐，氣氛活躍，至下午六時半方散。

會後，我和一些學者被留下來，回到統戰部參加一個小型座談會。除閻明復、李鐵映及統戰部的幹部外，學者還有李肅、陳越光、孫立平、黎鳴、李盛平、黃方毅等人。

這次會的氣氛不怎麼自在。大約閻明復的意思是想要李鐵映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以促成官方與學生的對話，但我很快感到李的態度仍然僵硬。

不少人在發言中力主對話，此時六局熊運藻副局長走到我身邊耳語，力促發言，並說“這是個在重大問題上參政議政的好機會”。但我在潛意識中仍存有1957年的陰影，決定只發揮今天那封信中的觀點，其餘免談。我的發言內容如下：

在中國近代史上，對話是一種政治傳統，並舉了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總理龔心湛，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行政院長孫科接見學生的先例。並說“對話有助於改善政府的公眾形象，像你們二位（李、閻），今天的公眾形象就很好”。我一再力陳對話之必要，李鐵映打斷我的話說：“請你放心，我們共產黨就是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我們絕不會害怕對話。”我在接下來的發言中，主張優先考慮學生七點要求中的“新聞自由“這一條。我說：這些年來“小廣播”發達，使黨的領導和人民之間產生了不少隔閡，究其原因，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我建議選擇一些有影響的報刊，開闢專欄或論壇，讓人民自由發表意見，這種意見不一定是要代表官方的。這樣做，才能使目前的輿論由無序變為有序，把街頭政治引向圖書館、閱報欄……。如果人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就不一定要採取過激的手段了。況且觀點形成文字，就會重視說理，而不是宣傳煽動，這樣，人們的思想和情緒也會變得冷靜。

看來閻明復是聽懂了我的意思，當我說到報刊上的文章不一定要代表官方時，他說：“像美國之音那樣，播社論時，說明是‘代表美國政府的社論’；也就是說，它所播的其他東西，都不算是代表美國政府的。”但李鐵映似乎有些不耐煩，在我發言時，他離開會議桌，靠到後面的一排椅子上去休息。顯然，他不喜歡我的話。

人們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會議進行到一半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何新不知從何渠道聽說這裡在開會，從家裡趕到統戰部要求與會。這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他抱了個大信封進來（大約是新的奏摺），呈遞給閻、李，沒坐穩便要發言。黃方毅制止說：“還有不少先來的人沒有發言。”何悻悻然坐下。輪到他發言時，何新說自己一年前就預料到會發生今天的情況，在某雜誌上有文章為證，又稱自己的“錦囊妙計”已在信中寫了。

在會前和開會過程中，我曾與一些朋友個別溝通過，力促重點推動新聞自由。不少人在發言中都談到了這個問題，或許這與後來短期出現的新聞自由不無關係。

會議發言中，也有一些比較書生氣的內容。例如有人稱讚閻明復在緩和4.27危機中的作用（據說閻的徹夜斡旋，使鄧取消了當天進行鎮壓的旨意），並向李、閻建議：“現在是你們這些第三代領導人樹立自己形象的時候了”。說這番話真是太不懂中共的決策程序了，簡直是將他置於一種危險的境地。李鐵映立即進行批駁，強調要在常委的領導下工作。還有人對高幹的特權生活提出批評，並舉鄧小平每天抽一盒特製熊貓煙為證，認為太奢侈。這種說法馬上引起李的不悅，他說：“小平同志這麼大年紀了，又有那麼多的貢獻，別說一天抽一盒，就是一天抽十盒也是應該的。” 看來這番對話的雙方，水平上也是旗鼓相當。

受邀參與調停，起草四點建議

5月16日上午，我離家外出，中午在一家餐廳與家中通電話，得知統戰部來了四次電話，要我馬上去。我意識到此事與解決絕食問題有關。

午後一時左右，我到達府右街統戰部大院，被引入一間大會議廳。裡面有二三十位學生，個個神情嚴峻，另有一些是熟人，都是以往一起座談過的中年學者。我很快明白了，學者們是被請來作為官方與學生之間的調停人。事後又得知，此前統戰部已請了戴晴、李澤厚、嚴家琪、劉再復等人調停，但他們的表態（即《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被認為過於偏向學生，不能為最高當局所接受。於是，我們在事先毫無所知的情況下，被請來作為調停的第二梯隊，以謀求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我頻頻與學生交換意見，很快了解了狀況。代表們大致來自三部分學生：一、絕食團（即廣場絕食學生）；二、對話團（即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三、高自聯（首都高校自治聯合會），實際上有些代表是一身二任。其間的立場略有差異，明智派主張以適當條件結束絕食，另一些人則堅持達到絕食時提出的全部要求。

我和其他中年學者作為調停人，必須了解學生所能接受是最低條件，才能提出調停方案。我提出一項原則：我們（學者和學生）必須用同一個聲音說話。學者們在磋商後，向學生代表說，我們準備提出一個解決方案，這個方案必須是你們和全體絕食學生所能認可的，同時我們也會力促政府接受這一方案，因而這必須是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為此，我們必須了解你們所能接受的最低條件。

對話團代表何光滬向我出示了一份《救命書》，說明這是他們所能退到的最低限度要求：一、當局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二、政府與學生公開對話，電視現場直播。只要政府能接受這兩條，學生就可以停止絕食，同學們的生命就得到了挽救。他還特別向我說明，為了使政府有一個迴旋的餘地，他只要求政府正面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而不必像以往要求的那樣，確認“不是動亂”；但對於這一點，學生內部的意見卻不盡一致。何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在讀研究生，年齡與我相仿，比大學生們要成熟得多。

我和其他一些學者聚集到另一房間，討論並起草一份調停方案。這時學者中間也發生了爭論。大家都認為中央對絕食學生的要求遲遲未能作出表態，是權力不夠集中所致，希望中央特別授權一位最高領導人全權處理學潮問題。由於趙紫陽5月4日講話中對學運表現出的新姿態，知識分子中很多人對他抱有希望。故有學者主張建議中央授權給趙紫陽。

但我表示了異議，理由是：一、我們知識界應該表示自己的獨立性，不介入中央內部的鬥爭；二、如果我們建議授權某個人，就會給人以支持某個人的印象，可能會對我們所提方案造成阻力。我的意見是：建議中央授權一名常委全權處理學潮問題。雖然某個人在現時形勢下是呼之欲出了，我認為也只能由中共中央自己決定授權給誰。

激烈的爭論議而不決，為防止延誤時間，我和一些與會者私下交換了意見並付諸表決，通過了所謂“四點建議”。全文如下：

一、鑑於中央集體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後處理問題的工作程序，對於處理當前學生絕食這樣的緊急情況已經不適合，不利於迅速靈活地解決問題，必然坐失良機，造成局勢日益惡化，損失日益擴大，故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授權一名常委處理學生的絕食問題。 

二、建議被授權處理問題的政治局常委迅速接受絕食學生提出的兩點要求，即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動亂；中央領導與學生公開對話，電視廣播現場直播；

三、在前兩條的基礎上，學生結束絕食行動，撤離天安門廣場。

四、對於學生運動的直接參與者、組織者、支持者不以任何形式打擊報復。

需要說明的是，第二條原來只寫了“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未寫上“不是動亂”四個字；但王丹說，我們來這裡時已經向同學們作了保證，因此這四個字必須加上，於是又臨時將“不是動亂”四個字加上。但我內心仍認為，不加這四個字，迴旋餘地較大。無奈時間緊迫，無暇繼續爭論了。我們提出將對話團的《救命書》與這份《四點建議》同時上報政治局，其中一份有“不是動亂”字樣，另一份不寫，說法稍有不同，中央仍有自行選擇之餘地。

我問王丹，如果中共中央接受上述建議，你們是否有把握率領同學停止絕食撤出廣場？王丹說，只要他們所提的兩點得到認可，他保證可以撤出。建議書由學者們簽字提出後，學生代表亦在上面簽字表示同意，並立即呈送中共中央。

兩天后《科技日報》將這一文件刊出時，所加的《中年學者及學生對話代表團共同提出四點建議書》標題，與實際情況有出入。

在這份名單上簽字的人有：

學者代表：曹思源、劉世定、鄧正來、章立凡、沈從照、黃方毅、陳小平、周舵、林毅夫、李盛平、鄭也夫、陳兆鋼。

學生代表：王丹、程真、梁二、童屹、路敏、白勇舉、劉清珺、陳季、林屹松。

陪閻明復到天安門廣場演說

下午三時許，閻明復來到統戰部，先和學者們談話。閻見到我時的第一句話是“你有什麼好辦法？”我說：“看來得有人為4.26社論承擔責任。”接下去我告訴他：“我們搞了個解決方案，您可以看看。我們幾位商量過了，您不妨到廣場去看望同學們，我們也陪您去，了解一下情況，同時也做做工作。”閻當即表示同意，說：“我來當納吉。”

當時學生在廣場上劃出一片“絕食區”，外人嚴禁入內。要進入那裡去看望同學們，必須事先安排。閻明復問我：“王丹來了沒有？”我說：“來了，我去叫他。”我到大會議室找到王丹去見閻。他們談了一會兒後，王即回廣場作安排去了。

閻明復剛剛陪趙紫陽會見了戈爾巴喬夫，顯得很疲勞，一邊談着話，一邊休息，等候着天安門廣場的回音。他對我們說，在十三大時，我們以全體鼓掌的方式通過一項決議，在重大問題上，仍須小平同志掌舵。閻擬對學生表達三點態度：一、感情是和同學們在一起的，同學們沒有權利摧殘自己；二、絕不打擊報復、秋後算賬；三、向中央轉達同學們的意見，開會審查4.26社論及同學們的意見。

這時，李鐵映來了，與大家一一握手寒暄。他聽說閻要去廣場，也表示要同去。閻說：“你不要去了，由我一個人當納吉就行了，不要兩個納吉了。”閻是一個說話很隨便的人，事後就有人揭發這句話，成了他的罪狀之一。閻還對我們談到，剛才胡啟立也表示要一起去廣場，代表他個人對4.26社論承擔責任，他用同樣的話勸阻了。

一直拖到下午五點多，去天安門廣場的兩輛白色麵包車才準備好。車外掛着“送水”的白色小旗，車內還擺了一個大水罐和一些茶杯，據說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廣場外圍的警戒線。我們這些人以及統戰部的工作人員，陪同閻明復上了車，馬曉力是其中唯一的女性。由府右街駛入中南海西門，穿過中南海進入故宮，由天安門正門開出，推開交通護欄，到天安門廣場西側絕食區西側停下。

閻明復和我們剛下車，立即被洶湧的人潮包圍，學生的糾察線似乎還沒有得到放我們進去的命令，堅決阻止我們進入。我和其他人迅速用手挽成一個圓圈，護送閻明復前進。瘋狂的人群吼叫着“滾開！”，向我們撲來，我們的“人圈”幾次被沖開，又重新合攏。悲傷、憤怒、急躁的情緒，仿佛奪去了人們的理智，但閻明復始終面帶微笑，從容行進。

我從未見過如此瘋狂躁動的人群，顯然比耀邦送靈那天更加失控。一些記者圍着我們拍照，我也打開相機拍了幾張，立即有人大喊：“記者，滾開！不許拍照！”我忙把相機塞進書包，以免被當作記者而遭驅逐。

此時王丹出現，糾察隊員們拉手辟開一條狹窄的通道，我們才得以突出重圍進入絕食區。此時我已是汗流浹背，衣衫濕透，回首四顧，同來的護送者層層被阻，無法靠近，只剩下我和閻明復的秘書小袁（袁庭華）仍在他身邊。我是人高馬大，小袁則短小精悍，各有優勢，方得以突破封鎖線。後來閻明復演說時，小袁一直在錄音和拍照。我自信，我的回憶和他的錄音內容一致。

這時，王丹和吾爾開希開始講話。王丹說：“閻明復同志是個好人，是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昨天曾對我和吾爾開希說，希望大家能夠給黨內改革派一點時間（說到這裡，閻明復悄悄捅了他一下）……他要和同學們講幾句話，請大家聽一聽他的意見！”吾爾開希也說：“閻明復同志是我們的朋友，請大家相信這一點，就像你們相信我一樣！”

閻明復開始對學生們講話：

同學們，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未來是你們的，改革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你們要求的達到。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我請求你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請求你們能夠愛惜自己，要為國家保存我們這些力量。保存你們自己，不是為了你們自己，甚至不是為了你們的家長，而是為了我們的國家。你們的精神已經感動了全國，你們以自己的英勇行為證明了你們的決心。我相信，包括我們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會，一定會很快對整個局勢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斷。希望同學們在這幾天內，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代價。我希望同學們，特別是在廣場絕食的同學們，能夠到醫院去，能夠回學校去。如果同學們對我講的話不相信的話，我願意做你們的人質，與你們一起回到學校去。

閻明復在演說時十分動情，眼眶裡充滿淚水，我相信他說這番話是出於至誠。中共的高層人物，敢於這樣公開講話的，恐怕只有他一個。在他講話的時候，周圍的不少學生也哭了。當閻明復懇求學生們停止絕食時，男女同學們仍高聲呼喊“不！”，我清楚地看到，不少人是在邊哭邊喊。

當閻明復離開廣場時，他對周圍的人喊道：“為什麼要讓我們的孩子們去絕食？！讓那些人去絕食吧！”

我們護送閻回到剛才的停車地點，正要扶他上車時，忽然一輛救護車開來，七八個穿白大褂的人不由分說，手腳麻利地將閻推上他們的車開走了，同行的人要上車，都被他們推下來了。我們急忙登上自己的麵包車，大喊一聲“追！”，拼命追趕那輛救護車。我們搞不清楚這些白大褂的身份，莫非有人綁架？

正思忖間，忽然發現自己車上坐着幾個素不相識的彪形大漢，我奇怪地問其中一位：“你們是哪個單位的？”“北京市安全局的。”原來他們剛才得到通知，說閻明復要去廣場，有令迅速前往保衛。待他們趕到，卻被阻不能進入廣場，於是便借救護車準備入場搶人，剛好閻從絕食區出來，於是便發生了剛才那一幕，白大褂都是他們的同事。這幾位個個膀大腰圓，身穿鑲紅線的藏藍色運動服。後來我到廣場時，發現很多穿這種運動服的人，多半是便衣警察。

知道閻明復的安全不致有問題，便與這幫人一路寒暄。不知不覺間，車已駛入統戰部大院，門口還有一大群記者。步入休息室，那七八個白大褂正坐在裡面喝汽水聊天。如果在別的場合碰到，誰又能想到他們的真正職業呢？其實我已知道，知識分子圈內也有不少身份特殊的人，就在我的朋友們中間……

同去的中年學者，有一些還留在廣場沒有回來。我和已回來的幾位，到一個房間內坐下，忽然發現其中坐着一位陌生人。我不客氣地問他是哪個單位的，他自稱是統戰部的，也許他說的是真話，我卻從未見過此人。剛才的經歷已經使我感到不自在，學者們也面面相覷，但這位先生穩坐不動。

據說閻明復回來後去休息了，晚上中央還要開會，要我們留在部里等候消息。這時有人邀我們去吃些東西，於是便到會議廳，和學生代表們一起邊吃邊聊。這時已經到了新聞聯播時間，我建議大家一起看看新聞。打開電視機，出現了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的鏡頭，他告訴對方：“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並稱，今天他是第一次公開這一決定。

我馬上想起閻明復下午曾對我們說過類似的內容，這件事耐人尋味。顯然閻認為我們所擬四點建議中，第一項不夠現實，不可能有那位常委能真正被授予處理問題的全權。其他人在看了電視之後也議論紛紛，有人擔心，趙這番談話可能導致他與鄧小平關係的惡化。

這時廣場上不斷有消息傳來：閻明復的講話受到好評，起到鎮靜作用，原來狂躁不安的情緒變得較為平靜，曾準備自焚的學生已表示活下去是很有意義的，願意等待，但仍拒絕飲水。學生的反應是：閻的表態並未實現他們的兩條基本要求，而且權威性不夠，是許諾而不是結論。絕食學生就閻明復的講話進行了一人一票的表決，結果大部分人仍不同意停止絕食，雖然他們相信閻本人的誠意。與此同時，學生暈倒的數字不斷增長。於是，學者們擬議發出一次新的呼籲。

10時15分傳來訊息：高自聯、絕食團希望對話團好好睡，好好談。經討論，學者們於當晚12時20分簽字，向當局發出了第二次緊急呼籲：

今天下午，閻明復同志到天安門廣場與學生作了對話，根據我們近距離觀察和了解，廣大同學對於閻明復同志在關鍵時刻能夠深入到絕食鬥爭的同學中來，表示歡迎。但是，絕大多數同學的意見是，中央應授權中央主要負責人迅速接受學生的兩點要求，即肯定學生運動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中央主要負責人與學生公開對話；廣播電視實況直播。否則，學生不可能停止絕食，事態必然向更危險的方向發展，波及各地、各界。為此我們緊急呼籲：中央應當機立斷，採取黨心、民心、青年學生之心的切實措施，再也不能延誤片刻！

              （簽名）1989.5.16  22:45發出

12時許，我們已得到廣場上絕食學生表決的不完全統計數字：3116票主張繼續堅持絕食，59票同意撤出，12票棄權。但這還不是最後結果，部分有投票權者尚在醫院搶救，廣場絕食學生中已有370—380人暈倒。廣場上新增了不少外地來京聲援的學生，各地也發生了絕食或其他形式的聲援，廣場的高校學生已達二三十萬人，且有中學生到場。他們準備在廣場過夜。老師代表、絕食團、高自聯提出四點意見：

一、 對原先提出的兩條不作修正退讓；

二、 由於官方原因使絕食遲遲得不得解決，學生對於死亡後果不負責任；

三、 學運是自發的獨立的政治運動，不會成為黨內或國內任何政治派別的籌碼；

四、 要求以兩種形式（表態）1.正面肯定學運，2.否定原有結論。（且可採用）1.傳播媒介2.個人（表態），最後要以公告形式宣告。

據此，學者們對廣場形勢作出如下分析——

學生的最新態度是：

1. 學生要求正面肯定是正義愛國民主運動，對反面否定（即“不是動亂”）可能稍作讓步，要求以社論形式或趙等代表黨中央發言方式公布；

2. 目前廣場上是否同意退出分歧較大，要求不一，有的要求“正面肯定”即可，有的要求“反面否定”；

3. 堅持的時間越長，價碼越高。

學者們於當晚12時35分發出對中央的第三次呼籲，將上述分析一一陳述。

在統戰部坐等中共最高當局的回覆時，我們與學生代表們進行了座談，應同學們的要求，學者們一一作了自我介紹。我說：我不主張一定要以激烈手段實現主張。近代史上的學生運動，很難有不被人利用的，我希望你們要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性，我們之間有很多東西是可以相通的。你們有什麼問題和要求，我都會誠心誠意地幫助你們，請你們相信，我個人決不會在你們身上謀求任何東西。

這一晚大家幾乎無話不談，相處得很融洽，還交換了通訊地址。最高當局一直未有任何回音，我打算徹夜守候。到凌晨2時許，統戰部方面告知，要我們先回去。學者們聚集到另一房間，討論下一步的行止。周舵主張聯合簽署一項聲明，宣布由於中共當局的態度，我們決定自動結束調停使命，轉而支持學生。但我和另一些人表示異議，認為我們要對三千多絕食學生的生命負責，不應輕易放棄調停。於是，我們就沒有再起草新文件，與同學們握手告別，各自回家。我到家時已經是凌晨三點多鐘了。

戒嚴令下達之夜

我和高自聯的談判代表熊煒約定，19日下午三時到Z家見面，但當天上午我已得知有大批部隊向北京開來，形勢嚴峻，張凱有電話來，說閻部長要求我了解一下，如採取強制措施，學生的態度將會如何。

我在下午2時許即趕到約定地點，給一位官方朋友打電話，進一步證實了我的判斷。我立即到廣場觀看。在紀念碑平台上碰見了學生代表梁二（梁擎墩），問他：如果強制清場，你們會不會反抗？”他說：可以保證學生不會反抗，但群眾和外地來京聲援的學生會不會反抗，無法預料。

在廣場沒有找到熊煒，返回原地時，我發現他正與戴晴、何新交談。過了一會兒，我把熊煒叫出，沒有直接談軍隊開來的事，只是對他說，根據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判斷，今天很可能會清場，你們應儘快撤出。

熊允馬上去與廣場指揮部聯繫，他很快返回，開列了一個單子，要求向官方索要廣播器材等物品，以便向全體廣場上的人員廣播。我看了一下單子，上面寫着：

（一） 一部或二部廣播車，並安裝高自聯標誌；

（二） 一部速印機和紙張；

（三） 二部無線撥號電話和充電設備；

（四） 一部四色打印機；

（五） 10部手提擴音機。

我說，現在已經來不及要了。我們應立即通知廣場的學生廣播站，廣播昨天起草的《遇到突發情況時的行為規範》，使全體人員思想上進一步明確非暴力原則，避免流血。於是，我們帶上這份廣播稿前往廣場。

4時許，我們將《行為規範》的廣播稿交給廣播站負責人，要求立即廣播。他們看了一下內容，不同意播出。我向其中一人說明了形勢的嚴重性，稿子被收下了，他們同意廣播。據說，我們離開廣場後，稿子僅播出一次，就被絕食團的人阻止了，他們的態度仍十分激烈。廣播稿共有兩份，分別針對絕食人員和聲援者，照錄全文如下：

（1） 《首都高校自治會關於絕食隊員在突發情況發生時的行為規範》

一、當突發情況發生時，每一位絕食隊員都要保持平靜和沉默，保持習慣姿式，不妨礙移動；

二、在當局採取措施，中止隊員繼續在廣場絕食時，每位隊員都不要抗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我們和平請願的初衷；

三、不以任何行為與政府人員發生衝突，採取克制態度，順從醫療方面的要求；

四、當被送至停留地點時，尊重有關工作人員，不要隨意離開，安靜地等待聯合會通知，並與周圍隊員互相幫助、互相照顧。

（2） 《首都高校自治會關於聲援隊員在突發情況發生時的行為規範》

一、當突發情況發生時，每一位聲援隊員都要嚴格遵循非暴力的原則，不得以任何強力手段抗拒當局派出的人員，不要以強力護衛或解救絕食隊員；

二、在當局強行清場時，每一位隊員都要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保持原地坐下，不妨礙移動；

三、當被強行送至集中地點後，不要隨意走動和離開，要尊重當局工作人員，安靜地等待聯合會的通知，並與周圍隊員互相幫助、互相照顧。

當時廣場存有大量群眾捐款，考慮到清場時可能遭受損失，我們來到一座帳篷，在四位體育學院強壯學生的護送下，用一輛麵包車運走了八隻麻袋和兩隻帆布提包。我們不知道裡面有多少鈔票，但肯定是很大一筆數額（當時尚未發行50元和100元貨幣）。後來聽說，這筆錢存入了附近的一家工商銀行，最終被當局沒收。

下午5時許，我乘坐一輛救護車到達統戰部。當天下午，閻明復與學生進行了最後一次談判，我們到達時剛剛結束。據統戰部的一位官員對我說，學生代表與閻明復達成協議，同意撤出；但在談判結束後，學生代表又聲稱，他們必須開會表決才能作最後決定。這位官員指責學生變卦，但我意識到代表們的說法符合實際情況。這些天來，學生們在廣場實行的是一種絕對民主，任何事情不經過表決是不可能通過的。

這次學運的一個特點是，沒有產生真正有領導能力和權威的領袖，任何最激烈的意見都會受到狂熱的擁護，而持有這種意見的人則最有資格成為新的領袖。學生們創造了形勢，但又反過來被形勢所左右。

這時適有一輛麵包車去廣場，於是便一同搭車前往。我們到達廣場時已是7點多鐘，高自聯的喇叭正在播送通知，請學生領袖們到指揮車集合。我穿入警戒線走到廣場旗杆附近的指揮車（一輛大公共汽車）前，已有不少人聚在那裡，幾十架照相機、攝像機對着車前的學生領袖們拍個不停，曹思源正在勸說他們將絕食改為靜坐。

我正在與相熟的學生們交談，王丹走過來對我說：“我有一個個人的問題想請教你……”，於是我們走到一邊單獨談話：

王：“剛才我在統戰部已經同意撤走了，但我從內心並不真正同意這樣就撤。等會兒就要表決了，我應該怎麼辦？”

我：“你估計表決的結果是否會決定撤出？”

王：“不大可能，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同意。”

我：“如果你同意撤出並非出自自願，而這樣做又會使你脫離廣大同學的話，你有權自己作出決定。”

王：“那我又怎能違背諾言呢？”

我：“我個人當然是希望你們撤出的。我是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不願看到發生流血或其他不幸事件。如果實在撤不出來，是否可以考慮剛才有些人的意見，將絕食改為靜坐？總之，我希望大家不要感情用事，要理智地處理問題……”

說到此，學生推選的代表已紛紛上車，王丹也上去了。

7時20分，學生代表們將與閻明復達成的協議付諸表決，2/3的人主張不撤，1/3的人主張達成協議後可以考慮撤出。對此結果我感到十分沮喪，雖然表決是由人作出的，但我卻實實在在感到：已經無力回天——形勢比人強。

當晚，我打電話告訴陶斯亮：學生的表決結果是不撤。“什麼？！”她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話：“可他們下午是當着閻部長的面保證要撤出的呀！”我一把拉過在旁的熊煒：“你來解釋吧！”熊煒在電話里說：高自聯常委確實準備撤出，但絕食團不同意，當常委開會時，絕食團派出一支糾察隊扣留了常委，不許他們作出撤退決議。我對他這番話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只是姑妄聽之。

這時已是晚上9點多鐘，廣場上傳來了停止絕食改為靜坐的消息，同時也得知大批軍隊正在源源開來，但被市民在各個路口堵住了。這時又見大隊的外地聲援學生向廣場開進，我問其中一位從哪裡來，答從西安來；又問來了多少人，答三千人坐“專列”而來，系鐵路員工提供的支持。在旁的一位朋友低聲對我說：“我感覺像是到了匈牙利事件的前夜。”這句話令我心頭一顫：作為歷史研究者，親歷這類歷史事件的機會可能是百年一遇。

約11點左右，高自聯方面再次提出與官方談判。待我帶熊煒等坐救護車趕到統戰部時，大院內已闃無一人。好不容易找到熟識的官員熊運藻家裡，他滿臉疲憊，剛開完黨政軍幹部大會歸來，一反過去的友善態度，十分生硬地回答我：“現在還有什麼可談呢？！我們已經是仁至義盡，沒有一個政府能像我們這樣容忍！……”我二話不說轉身便走。

這時時針正指12點，我們在統戰部傳達室看了電視播出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實況，李鵬和楊尚昆先後講話，趙紫陽沒有出席。李鵬在講話中揮舞拳頭，聲色俱厲地宣布實行戒嚴。我發現，剛才熊運藻正是在重複李鵬的話語。

我們沿長安街返回廣場，燈柱上的大喇叭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廣播李鵬的講話。我與曹思源等再度登上紀念碑台座，與學生們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他們對我們的努力表示感謝。

考慮到隨時存在流血的可能，20日凌晨4點多鐘，我再度來到紀念碑平台，草擬了一份廣播稿，大意是說同學們的絕食鬥爭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現在是轉入下一階段鬥爭的時候了，籲請仍在堅持絕食的少數同學結束絕食；為避免無謂的犧牲，應隨時準備撤離廣場投入新的鬥爭。這篇廣播稿強調勝利凱旋的意義，意在因勢利導，使學生們能夠儘快撤離。

至此，我認為自己的調停使命已經結束。

上述關於統戰部的內容，主要源自1990年根據前一年逐日記錄所寫的追記。那時的溝通方式還很落後，手機和互聯網都還沒有出現，我不時遐想：如果當年有了這兩種通訊手段，中國可能是另一種局面。

統戰部“閻明復時代”的結束

此後發生了很多事。後來看望閻明復時，他已經被免職，仍住在養蜂夾道他的家中（不久又搬到萬壽路）。

他曾對我談起，自己是5月10日經中央授權調停學潮的。並談到中國政黨制度分為“執政黨”和“參政黨”，是他在統戰部任內的發明。

我聯想起，趙紫陽這一時期訪問了民盟中央，費孝通等十分興奮，以為民主黨派又可以發揮作用了。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周培源等致函中共中央總書記，認為這次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希望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予以解決；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儘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民主黨派的重要人物也曾公開發表文章和談話，表達對學運的支持，呼籲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會議。

他們都忘記了“大鳴大放”的歷史教訓。1957年和1989年，民主同盟曾兩度試圖在學潮中擔任調停角色，結果都以失敗告終。

1989年11月，閻明復被免去統戰部長職務。12月，中共中央出台《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確定中共為“執政黨”，民主黨派為“參政黨”。 

他曾在任內創造了1957年以來中共統戰工作最活躍的時期，又在告別時結束了“聯合政府”這個早已不存在的歷史概念。

中國歷史是一個“死循環”，我們的調停工作，其實也是多此一舉。此後，我下決心逐步脫離了體制。

                                  2023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