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因一場悲劇而改變

章立凡

每年“六四”前後，是中國一年一度的“國家例假”（月經期）。屆時官家高度緊張，疲於防範各種“側漏”。

今年5月26日，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題為《境外勢力試圖煽動八零後九零後》的社評，抨擊一些中國留美學生近日聯署的《紀念六四26周年致國內同學書》。社評在各大門戶網站頭條轉載，數小時後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尋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發年輕人的好奇心。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旗號下，官方對“六四”諱莫如深，黨史、國史“虛無”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聯網的普及，給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環球時報》發此社評，反而提醒了年輕人——不妨上網翻牆，一探歷史真相。

這篇社評宣稱：“中國社會對不就八九政治風波繼續爭論、讓那一頁翻過去逐漸形成了共識”；“淡化處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結論出現動搖，它是中國社會‘向前看’哲學的一種選擇”。從26年前官方定性的“動亂”、“反革命暴亂”（簡稱“兩亂”），到後來的“政治風波”、“北京風波”，的確顯示出“淡化處理”的趨勢，當然也“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結論出現動搖”，因為執政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

喉舌習慣於“代表”全民說話，我卻從未知曉，中國社會何時就“讓那一頁翻過去”形成過共識？相對於鼓勵遺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學，歷史學者應該是“向後看的預言家”，惟有理性地總結歷史，才能準確地預見未來。

品嘗歷史的苦果

“六四”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十分深遠，就我所見，其後果主要體現在如下六個方面：

一、共識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曾是一個朝野有共識，全民有追求的時代，當時社會民意的主流，是支持執政黨改革而絕非“顛覆”中共政權。中國本來有望通過政治改革，再次走上憲政民主之路，成為正常的現代國家。“六四”槍聲一響，共識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機。此後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保住了經濟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啟。26年間跛行的改革日漸醜陋，最終異化為食人怪獸，致有今日“體制腐敗、社會潰敗”的糜爛之局。

二、黨在法上，監督缺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擔心經濟轉型導致政權腐敗，在廢除幹部終身制之後，曾計劃通過政治改革實現“黨政分開”，讓執政黨和政府接受人大監督。“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句話，寫進了黨章和十三大政治報告。“六四”之後權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為政治潛規則，“黨政分開”無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圖章”，再沒有任何機構能從法律上對權力獨立行使有效監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壞之。法律為黨服務，則依法治國徒託空言。

三、腐敗升級，權力失范：80年代體制內的腐敗尚處於“初級階段”， 1989年學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敗”口號，本是民氣可用，與當下執政黨的反腐敗方向並無二致。學潮被當作“敵對勢力”鎮壓之後，原本有望的“雙贏”變為“雙輸”，政治改革停擺，權力既不受法制監督，也不受道德羈縻。當下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改革紅利被權貴集團吞噬，腐敗成為國家機器運轉的潤滑劑，政府喪失了維繫社會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滅，道德淪喪：“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機。“六四”將國人自毛時代以來蓄積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釋放殆盡後，全體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員頓悟權力的價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聖。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實為共產主義信仰崩塌之明證。隨着26年間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格分裂、道德淪喪、弄虛造假、巧取豪奪成為社會常態。

五、失信於民，社會撕裂：“六四”的另一後遺症，是社會責任感普遍喪失，關注公共利益者成為另類。各級政府機構普遍“公司化”，權力成為牟利工具。入黨只為做官，做官只為營利，黨員不對執政黨負責，官員不對體制負責，地方不對中央負責，軍隊不對國家負責。政權喪失公信力，掉進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與民撕裂為利益對立、互不信任的兩個板塊，中國掉進了吉拉斯的“新階級”陷阱。

六、暴力維穩，有權任性：當年高層誤判形勢，對危機的處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機會和平化解的社會衝突，以出動軍隊鎮壓收場，同時也為日後的暴力維穩樹立了樣板。近年地方政府在處理上訪、拆遷及社會群體事件時，往往誇大“敵情”，動輒使用暴力，以爭取更多的維穩經費和編制、裝備。維穩成了一條粗壯肥厚的產業鏈，也進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會蓄積着暴戾之氣，仇恨的種子不時綻放出恐怖之花。

將來要想治癒這場悲劇在文化、道德層面上給中華民族留下的後遺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時間。

悲劇的文化基因

歷史的悲劇往往與文化有關，“以倫理為宗教”（梁啓超語）的中國文化，孕育出“成王敗寇”的政治傳統。中國人兩千年徘徊於平時順民、亂世暴民的兩個極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亂周期律。

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以“六四”事件為例，指西方文化“為殺父的文化” ，中國文化為“殺子的文化”。的確，植根於航海、殖民傳統的基督教商業文明，崇尚競爭和冒險，鼓勵年輕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農耕文明，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長幼秩序，臣民忠於君主，幼者服從長者，否則便是“亂臣賊子”。

26年後探尋悲劇成因，不可忽視文明要素的缺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博弈雙方都缺乏西方現代政治文化中妥協、共存的智慧。廟堂上的老人和廣場上的學生，其實是同一種政治教育的產品：學生們陶醉於傳媒的聚焦和民眾的力挺，忘記自己身處險境，不理會 “希望同學們給黨內改革派一點時間”（閻明復語）的呼籲，多次推翻接近達成的妥協；老人們則堅持傳統的“江山意識”，將娃娃們的訴求視為“犯上作亂”，最終鐵心大開殺戒的同時，也斷送了政權自我更新的歷史機會。

另一缺失關乎科技文明：據我現場觀察，1989年學生和軍警所使用的通訊工具，僅限於對講機。當時國際流行的移動通訊已經進入中國，但模擬手機尚未普及；另一通訊利器萬維網（WWW）這一年剛剛在美國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開始在中國運營。歷史不容假設，但我總是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現代通訊科技提前在中國普及，則1989年的歷史很有可能改寫。

餘論

近百年來，中國人每隔幾十年做一場“中國夢”：1911年結束了“君主立憲夢”，改做“共和夢”；1949年第一“共和夢”結束，改做第二“共和夢”，這場夢逐漸變味，最終演化為歷時十年的噩夢；1976年毛時代結束，三年後“改革開放”又成新夢……。有夢想，才有前行的動力；美夢不斷變成噩夢，國人已習慣於被循環的歷史忽悠。

歷史的悲劇意識屬於全人類，超越一切種族和國界。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過國際媒體的現場播報，震撼了全世界。中國人並未從這場悲劇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義，在於中國蝴蝶翅膀的扇動，引發了改變世界歷史的颶風。北京街頭的槍聲沉寂五個月之後，柏林牆於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迅速改變了東歐多國的歷史，直至體量龐大的前蘇聯轟然解體。共產主義陣營的斷崖式塌方結束了冷戰時代，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或許更加客觀的歷史評價，要在歷史事件過去50年至100年後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錯失的歷史機遇，卻很難再次出現。這一判斷，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觀察》《世界經濟導報》聯合舉辦的座談會上，就已經提出過，這裡不再重複。

“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歷史感，最終可能連現實感也會喪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歷史潮流走向，極有可能犯下“顛覆性錯誤”。

                           2015年5月31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