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暑假，哈佛大学修改了招生要求：申请2015年秋季入读哈佛的学生，虽然正常情况下还是要提交两门SAT-II 考试，但这个要求将“不再是必须的”。按照哈佛官方措辞，该项修改将“尤其”有助于那些有困难支付考试报名费的弱势群体。这是哈佛大学近年来再次降低录取学生的硬性指标；2010年，哈佛已经将对SAT-II 的要求，从三门降到两门。鉴于哈佛在美国大学的领袖地位，哈佛修改招生规则，实际代表了一个发展趋势：即名校将愈来愈重视申请学生的综合素质，录取标准愈趋弹性。与此呼应，著名的小型文理学院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 ），去年开始，干脆连SAT也不强求。

对重视招生硬性指标的泛中国家庭，这不是一个好的苗头。但还有更糟的，一方面，名校招生标准更有弹性，另一方面，硬性指标对华裔子弟和中国学生将变得更难。明年起，SAT考试内容将大幅调整，其中之一是剔除目前阅读部分的生僻同义词考试，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不那么生僻的多义词在特定上下文的词义。学术界已有定论，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在记单词的单个同义词和反义词方面，不亚于美国本土学生，但要掌握多义词不太常用的词义，则明显不如美国本土学生。新SAT将冲击死记硬背的应试式学习方法，有利于那些英文原作阅读量大、阅读面广、成长过程英语环境好的学生，显然不利于华裔新移民子弟，尤其在国内完成小学后才进入美国的学生。

如果把这些发展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Hernandez提出第五号加州宪法修正案（SCA-5），虽然推不下去，但反映了亚裔和其它族裔在争夺教育资源方面，暗潮汹涌，不乏短兵相接。去年，战火甚至延伸到高中名校，包括史蒂文森高中在内的几所纽约特殊才华高中成为标靶：纽约市长和有色民权人士，对这几所高中在招生过程中一直实行的入学考试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在这些高中，亚裔学生占了大多数。

平心而论，华裔子弟在分享美国名校教育资源方面，一直处于有利境况。以占美国人口6%之比例，亚裔学生占了哈佛学生的20%，在其它常春藤学校也占近15%；当中，华裔子弟又占很大比例。但是，华人目前的状况却很像100年前的犹太人。

说到犹太人，不能不提很多人熟悉的三本书。

2005年，“华尔街日报”记者戈登（Daniel Golden）出版了《录取的代价》 (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他引用普林斯顿大学三位研究人员刚发表的研究结果，指出亚裔学生要获得名校同样的录取机会，SAT-I要高出50分。在耶鲁大学，亚裔入学新生的SAT-I平均成绩比白人新生高40分左右，后者又比非裔和西语裔新生高100至120分。在这本书里，他揭露了名校在招生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运作，指责名校在录取过程中对平民不公、“歧视亚裔”，并将亚裔学生比作当年被排斥的犹太人。 2012年底，《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发行人乌兹（Ron Unz）发表长文“美国精英制度的神话”，继承戈登的观点，并提供更为详实的数据分析，直指名校招生对亚裔设置「玻璃天花板」，同样将亚裔比作当年的犹太人。

那么，当年的犹太人又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呢？

2005年，伯克利加大社会学家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出版一本书《幸运儿：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不欲人知的招生历史》 ，对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在过去105年间的招生历史做了分析研究。按照他的说法，一直到上世纪初，这三所大学还是以考试做为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但在1920年代，犹太学生大量涌入引起东北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精英家族的排斥。为了确保来自这些家族的生源，也为了保障自己的招生权力不会因为考试被破解而丧失，名校曾经考虑过采用配额制，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但社会舆论争议很大。当时的哈佛校长罗维尔（A. Lawrence Lowell）及其同事引入一个新的招生标准，即学生的性情品格（character ）。有了这个弹性指标，招生官员可以借口性情不合而将犹太学生拒之门外，确保对每一届学生的组成有绝对控制。这个弹性指标也被其它名校采纳，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具体内涵有所改变。

几十年后，历史似乎又一次重演，但这次的角色之一却是华人。

目前，整个泛华人圈对美国名校的热忱空前绝后。从1980 年代开始，大陆学生和学者大量移民美国，这些专业人士的子女，不少已经进入或正准备进入名校。近几年兴起的大陆投资移民，不少是为了子女教育而移民。从2007年开始，美国私立高中接纳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其中部分学生非常优秀。同时，越来越多的大陆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这又引发出两个现象：一是大陆高中纷纷办国际班或国际学校，有的课程设置专门瞄准美国大学的升学要求，甚至围绕SAT考试，从中国应试教育变成美国应试教育。二是大量培训机构和专家出现，传授破解SAT等考试秘诀。结果是，中国学生的SAT成绩近几年突飞猛进。虽然大陆学生和小留学生属于国际生，并不和美国学生竞争，但也出现一些新移民子女，他们在美国上着免费的公立学校，一到暑假，美国同学做义工和社会活动，他们却回到国内，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他们虽然用英语写一篇短文都困难，但TOEFL和SAT成绩却愈刷愈高。还有更远的，一些中国妈妈到美国分娩，胎教已经启动，孩子不少以后要卷土重来，有的还要“征服”哈佛普林斯顿。这些事，美国的邻居、美国高中的老师，都看在眼里。

不管什么理由，但对大多数在美国勤勤恳恳生活工作、对美国社会做出贡献的华人家庭，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子女争取更大的教育利益。这方面，犹太人的做法值得研究。

但哪种犹太人的做法？

戈登、乌兹和卡拉贝尔这三位犹太人，源于自己族裔历史的悲情意识和人文情怀，对哈佛等名校在招生过程中的特殊运作和给亚裔设置配额的指责，从社会正义和监督的角度，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坦率说，他们对哈佛等名校的指责是不公平的；而且，虽然他们希望名校给予平民子弟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往往最容易误导平民子弟的心理人格，妨碍他们向上流动的努力。

评论哈佛等名校，一个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是，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都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在不断变幻充满竞争的社会，一个再大的私立机构，如果不小心经营，也会垮掉；这点，只要回顾一下近二十年一些大科技公司的兴衰就知道了。私立名校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社会和校友的捐赠和支持；它们的管理由校董事会主导，而董事会成员都是那些对学校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士或家族；学校必然要尊重这些核心家族的利益，回报那些对学校作出重要贡献的家庭。作为私立机构，它们这样做，别人实在不应过分苛责。这三位作者都将就读名校当着平民子弟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重大利益（stake），但哈佛等学校就不能有它们的stake？

正因为财力充实，哈佛等名校得以能够实行一些非常理念的社会职责，能够不考虑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择优录取学生，对贫民子弟免除学费，提供各种名目的奖学金。这点，戈登显然意识到了，并在书中专门用最后一章，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利益交换的捐赠，名校如何维持目前的运作？他提出了一些设想，但太理想主义；他将一所很特殊的加州理工学院作为其它名校应该学习的样板，反映了他对文理综合性大学管理运作的复杂性缺乏深度的把握。

平民子弟，尤其那些天资极佳的学生，因为所处环境，往往对社会公平特别敏感。接触负面信息时，如果引导不当，很容易形成愤世嫉俗的心理，影响他们以后事业的发展，这点，做父母的或许应该警惕。

战后犹太裔学生不再受美国名校歧视的原因，不是采取极端的斗争措施赢得的；相反，这个族裔很多人出钱出力、实实在在渗透进入了美国名校的运行，他们甚至自己创办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大波士顿地区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当时想把它办成犹太人的哈佛。可以这么概括，犹太人的成功，离不开两点：在舆论层面，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在操作层面，他们握住了财务命根子。

关于哈佛等名校给亚裔设置隐性配额的争论，值得华人深思：为什么犹太裔不再受配额限制？除了财力上影响名校，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哈佛、耶鲁等名校对自己的定位，是培养社会各行各业的未来领袖。一个人群里，不管什么行业，能当领袖的，只能是少数人。一个族裔，如果影响力无法超越自己的族裔界限，那么，它能创造的领袖位置就只能那么多。犹太移民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把美国当着自己的家园在经营，建立了自己的软硬实力，影响到美国各个社会阶层。犹太民族已经不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孤立族裔了。

或许，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务实和进取，才最值得华裔社区借鉴。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可以预料，华人会在哈佛等名校逐渐赢得更多说话的实力，但只有整个华裔社区把美国当着自己真正的家，承担义务和责任，尊重诚信，华裔子弟才会普遍获益。否则，华人实业家即使向名校捐赠了再多的钱，也找不到足够数量可以提携可以信任的后生晚辈、并且最终通过他们影响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哈佛虽然不断修改招生规则，但它一直没有修改它的招生原则：即培养未来的社会领袖。社会的栋梁，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做人做事做出来的，人品情商胸怀更重要。对天赋优秀的华裔子弟，要培养积极正面的心态，关心公益，学会“吃亏”，懂得感恩。哈佛不是完美的，但哈佛是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有理念的一所大学，培养了众多富有理想的社会精英，包括戈登、乌兹和卡拉贝尔这三位指责哈佛的意见领袖，也全部是哈佛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