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中旬，一則中國留學生大規模作弊案的新聞成為不少中文媒體的報道焦點。事情發生在筆者母校愛荷華大學，涉及至少3門與法律及經濟有關的在線課程。在線課程的上課及考試過程中，學生需打開電腦的攝像頭，另一端有老師通過攝像頭注意學生的情況。老師發現攝像頭前一些學生的長相，與學生證的照片不符，經過查證，終於坐實了這些代課及代考的作弊活動，開始開除相關學生。媒體最初報道，涉及近百名中國學生，但學校最後確認，約30多人受到處理。

事件曝光後，一些人指責中國留學生敗壞了美國的誠信系統，也有少數人興風作浪、不負責任地對中國留學生群體進行簡單化和臉譜化的發泄。其實，近年來在美國高等教育界，若按人頭比例算，愛荷華中國留學生作弊案，既不是規模最大，也不是影響最大，更不是處理人數最多。這三方面的集大成者，應該是2012年的哈佛大學作弊案。

沒錯，是哈佛！涉及的幾乎全是美國學生、而且是那些被視作哈佛中的哈佛的哈佛本科生。

2012年4月底，有279名學生選修的哈佛本科大課 “Government 1310: Introduction to Congress”給學生一周時間，在家完成期末開卷考試。評卷時發現答案很多雷同，有的連拼寫錯誤都一致，於是學校對大約125名嫌疑學生進行了作弊調查，最後約70名學生被勒令退學。這個事件，涉案嫌疑學生占這門課的學生總人數一半，最後確認占25%，比例之高，令人震驚。 哈佛大學對事件的處理及公布，反映了一所名校維護自己學術誠信標準的決心，但事件也說明，即使哈佛的本科生，給予機會，也會偷吃禁果。

既然哈佛的學生也會大規模作弊，簡單地指控中國留學生敗壞美國學術誠信，就不成立了。但為什麼美國學生確實普遍遵守學術誠信？為什麼美國的正規大學確實普遍要求美國學生遵守學術誠信？

說到底，這還是一個人性和制度的問題；而制度要有效，又涉及利益各方的制衡。

哈佛大學對2012年作弊學生的懲處，非常值得探討。被勒令退學的70名學生，不少在一年後恢復了學籍。作為恢復學籍的條件，學生必須在不屬於自己家庭的雇主那裡，獲得一份和學術或教育無關的全時付薪工作，至少工作6個月。其實，這個條件，也是很多美國正規大學對不好好讀書的學生普遍採取的最嚴厲的懲處方法。

這項懲處的潛台詞是：對不知道珍惜的孩子，讓他到社會上做點苦工，吃點苦頭，讓現實社會教訓他。這種做法的後面，又折射出美國大學和社會的關係：即大學是為社會輸送人才的，大學必須滿足社會的預期，以社會的標準要求規範學生。

而代表美國社會的，又是雇主。在一個以私人業主為主體的成熟市場經濟里，雇主要在競爭中生存發展，必須提供可被社會接受的產品，這需要有合格員工參與其產品的生產銷售的各個環節；雇一個員工，對每個雇主而言，實質上都是一筆生意；雇主希望得到貨真價實、綜合素質最好的員工。如果一個大學培養的學生大都能達到甚至超越雇主的一般預期，這個學校的學生就有了出路，學校也就能吸引雇主及校友的捐贈，形成良性循環。如果一個學校的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這個學校的在讀學生馬上就會跑光，學校就要關門。理清了這個相互制衡的利益鏈，就不難明白，一個正規的美國大學，必須要保證其教育質量，對挑戰其學術誠信標準的群體性行為，絕對不會容忍，必要時一定會殺一儆百。當然，像哈佛和愛荷華大學這樣大開殺戒的，也不多見。

正是利益制衡機制的斷裂，現在有的美國正規大學才會對中國留學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設置專門平台，在執行學術誠信標準上採取雙重標準：這些留學生進不了美國的勞動力市場，這些美國大學不會受到來自美國雇主的抱怨和報復！既然中國學生有這個需求，於己無害，又能賺錢，何樂不為？

與美國不同，中國的大學和社會的關係正好顛倒，大學凌駕於社會之上。大學教授和擁有高等學位的人，占據了較高的社會地位。中國文化，一直寵着讀書人。上世紀80年代筆者讀大學時，大學畢業生就是國家幹部，即使什麼事情都不做，在辦公室喝茶看報紙，也照拿比車間工人高得多的工資。最近幾年回國，筆者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一些很有成就的專業人士的名片上印着“教授級首席工程師”、“教授級主任醫生”等頭銜。在波士頓，一個有穩定病人群和一定規模診所的醫生，哈佛醫學院或塔夫茨大學醫學院恐怕都會積極請他去當它們的教授和臨床實習點；美國大公司的首席工程師和科學家，往往是想跳槽的大學教授覬覦的位子。但在中國，做實事有成就的人，竟然需要一個“教授級”的裝飾！ 中國實體經濟不振，忽悠文化盛行，和中國教育系統與社會間的這種畸形關係不無關係。

哪一天，如果一位中國大學教授的名片上印着“主任醫生級教授”、“首席工程師級教授”，中國就能生產圓珠筆芯了，中國學生就不會出這麼多作弊了，很多中國學生也就不必到美國留學了。

全文《中國留學生作弊門》原發於2016年8月13日《世界日報》教育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