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標本4：七千人大會毛澤東被迫檢討

“反右”消滅了黨外民主，廬山會議重創了黨內民主，中國政治舞台成了毛澤東的“一言堂”，無人再敢“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結果是“大躍進”盲動失敗，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大饑荒導致農村幾千萬人餓死，執政黨和毛澤東的威信嚴重受損。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承認“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成績與錯誤“可能不是一個手指頭和九個手指頭的關係，而是三個手指頭和七個手指頭的關係，或者比例更加懸殊”。

1962年1月18日，彭真在七千人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上發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帳，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圍繞“大躍進”責任問題的爭論，導致會場情緒失控，許多代表反映，還有話要說。於是不得不延長會期，開成了從地方到中央各級幹部的“出氣會”。儘管林彪、陳伯達發言為毛澤東開脫，毛澤東迫於壓力，不得不當眾作檢討。

當時黨內公認的經濟專家陳雲，沒有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大會結束後，陳雲在1962年2月8日的“西樓會議”上，批評“大躍進”以來的黨風：“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

黨史標本5：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發動“文革”

七千人大會被視為毛劉關係的分水嶺。同年7月，毛澤東泡在中南海游泳池裡質問劉少奇：“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少奇解釋無效，當面頂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從此被毛澤東視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經過四年多的運籌謀劃，毛澤東聯手國防部長林彪發動政變，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這場以“妄議中央”發端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經由憲法程序選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並囚禁迫害致死；更將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拖入一場歷時十年的歷史浩劫。迄今為止，毛澤東的歷史罪惡不僅未得到徹底清算，反而在官方史書和教材中被美化為“探索中的失誤”。

黨史標本6：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紀要”揭老底

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林彪矛盾激化，林彪之子林立果等少壯派軍人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堪稱中共黨史上“妄議中央”的傑作。

“紀要”指責中共政權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該文件對毛澤東的個人評價，更是入木三分：“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紀要”還深入分析了毛氏“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

……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的關壓，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象（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更多歷史標本：“妄議中央”不勝枚舉

中共黨史中“妄議中央”的標本還有很多，無法一一盡述，再大致羅列一下毛澤東身後的一些事例：

黨史標本7：1976年9-10月，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等串聯密議，以宮廷政變方式，抓捕毛氏遺孀江青及其政治盟友（四人幫）。

黨史標本8：1978年5月，胡耀邦推動發起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杯葛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大政方針，當時也被視為“妄議”。  

黨史標本9：1978年11月12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難，提出毛時代遺留的六個歷史問題要解決，其中包括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陳雲此舉推動了對毛時代冤假錯案的平反。

黨史標本10：1980年10月，中共黨內四千高級幹部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這是繼七千人大會之後，對毛時代錯誤的最大規模“妄議”，會場上群情激憤。後經反覆修改，決議於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黨史標本11：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鄧小平、陳雲等元老策劃下，中南海召開連續七天的“黨內生活會”上，批判總書記胡耀邦，逼迫他下台。兩年後胡耀邦猝然病逝，觸發了全國性的學潮，最終以歷史悲劇收場。

……

1957年的大鳴大放運動、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運動”和1989年的“八九學潮”，堪稱共和國歷史上三場規模最大的群眾性“妄議中央”。但嚴格來講屬於國史範疇，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成王敗寇：禁止“妄議”走不出歷史怪圈

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因事同毛澤東爭論。毛澤東抓起雞毛撣子要打他，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

我此前在文章中分析過：“黨天下”是放大了的“家天下”。在毛澤東心中，共產黨也該是“毛家祠堂”，否則不會為絕嗣而記恨彭德懷。在權鬥未占上風時，毛澤東反對“帝王思想”；一旦大權在握，就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命，厲行“言者有罪”。“帝王思想”進入“新時代”，成了不准“妄議中央”的金科玉律，很像是“兩個凡是”又回來了。

“邦有道，則庶人不議”，一個政權果真有 “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何必擔心有人“妄議”？中共元老陳雲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認為一個人說了算，一言堂，一邊倒，不好。他說：“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我看這不是壞事。有不同意見，大家可以謹慎一些，把事情辦得更合理一些。允許有不同意見的辯論，這樣可以少犯錯誤。”相對於當今“總有刁民想害朕”的各種心病，這在體制內至少還算正常思維。

從中共的歷史經驗來看，“妄議”是一種歷史常態，未必一定有是非對錯。“妄議”失敗了就是“反黨”，“妄議”成功了就是政治路線正確。禁止“妄議中央”，未能走出“成王敗寇”的歷史怪圈。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真理標準大討論”四十周年紀念日

        《明報月刊》2018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