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本位的法家

法家講法術勢。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商鞅重法，韓非子則集法家之大成，為法家之正宗。

或說法家將道德法律化，大錯。道德制度化、法律化的是儒家。法家恰恰相反，商鞅和韓非主張“不貴義而貴法”,“不務德而務法”，把法律與道德割裂開來並對立起來，有法無禮，有政無道。如此，法律難免淪為惡法，政治難免淪為暴政，哪有什麼道德可言？

或說法家是法治主義，也不對。法家的政治實質是君主至上兼國家主義，其對法律的重視和執法的嚴肅，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君國利益，其法術勢都是為君主及其國家服務的工具。法家主張法生於君，包括立法權在內的一切權力都歸君主所有。本質上仍然是人治，“法治”完全成了一種手段，一種以國家為名義的暴力。

《韓非子》有這麼一段話：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韓非子說得很明白，法與術都是帝王的工具，可謂有法無禮，有術無道。

法家的理論和實踐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前期法家管子頗為重視道德的作用，如管子，在開篇《牧民》中開宗明義，提出了著名的“四維”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謂頗有儒風---不過管子與儒家終究性質不同。儒家民本位，管子君本位。請看他“利出一孔”的主張：

“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餘的財富），隘（限）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君本位思想暴露無遺。

法家有兩種：一種是重道德的法家，“假仁假義”，導出的是霸道政治；一種是反道德的法家，違仁悖義，導出極權暴政。後一種法家才是法家正宗，如商鞅、韓非子、李斯、嬴政、趙高們。注意，霸道與暴政性質截然不同。霸道是“尊王攘夷”，暴政本身就是夷狄，夷狄中的夷狄。

或說法家是法律掛帥、法律本位，也不對。法家是君本位。對於君主來說，法律仍然是工具。君本位。就是時時、事事、處處為君主考慮，一切圍繞着君主利益轉，把君主放在第一位，法術勢都是為君主服務的。李斯說：

“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

當時陳勝吳廣起義，天下大亂，秦二世多次諷刺指責李斯：身居三公之位，如何讓盜賊猖狂如此！《史記》稱“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云云。其實“書”中所言，是李斯和“正宗”法家一貫的思想，不純粹是由於恐懼重爵祿而阿諛討好。秦二世高興了，“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以法家為指導思想的國家，君主權力最大又最不受限制，其它一切包括國民及其生命都被工具化。法家主張民可用其勇，而不可使其有智，主張以懲罰使人民恐懼，用物質獎勵讓百姓服從於國家的利益（事實上是君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只有功利，不問是非。

法家強調“壹”。《商君書》中這個字出現的頻率特別高，什麼“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聖王之治也，歸心於壹而已矣”，“利出一孔者，其國無亂”，“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什麼壹山澤，壹言，壹民，壹務，壹賞，壹刑，壹教，壹於農，壹於戰等等等等。同而不和，整齊劃一，一切以君主利益為依歸。

法家是極端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哲學，以非道德、反道德的立場對待衡量一切，對道德價值持完全否定、堅決拒絕的態度，致力於“去道德化”，將道德摒出法律、政治、社會等一切領域，堪稱徹底的“反道德主義”。

當然，法家反道德，反的是正常道德，儒家道德，並非完全不講“道德”。只不過對道德有不同的理解，把“忠君”當做最高道德，也幾乎是唯一的道德。此外，法家對一切倫理道德大加抨擊、詆毀和剿滅。而法家提倡的“政治道德”尊君和“尚公”，恰恰是最不道德的。

儒家也尊君，但有條件、有限度，主張“以道制勢”、“以道事君”，並堅持“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原則。法家正好相反，是君為重社稷次之民為輕，完全站在君主以及國家的角度和立場考慮問題，一切為君主及其國家利益着想。

法家倡導的“尚公”與儒家追求的“公天下”性質截然不同。“天下為公”指的是政權來源於“選賢舉能”的公選，是權力行使的公開公平公正；法家剝奪民眾基本自由尊嚴和權益，“以天下奉一人”，名為“尚公”，實質上是最大的“尚私”，“尚”君主的一己之私，就像“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質上是最惡劣的私有制“權有”制一樣。

法家提倡的“道德”，類似於毛時代特別是文革期間所強調的“道德”，都是把真道德打到和消滅，然後以非道德、反道德的東西冒充道德，與真正的道德南轅北轍。

暴政訴諸於國民的貪婪之欲和恐懼之心，或可收一時之效，成一時之強，但由於不仁不義非禮，沒有根基，肯定是堅而不久的。汪縉說得好：

“強於本者植，強於末者折。強於本者，開無盡之藏，塞無隙之竇，強於末者，盡其藏矣，隙其竇矣，此本末之效也。秦之強，本邪？末邪？刑賞農戰，強之具也，道德仁義，強之本也，剛決刻急，強之末也。強之具藏之深則愈完，暴之急則速敗，剛決刻急，所以暴之也。道德仁義，所以藏之也。古者藏刑賞農戰於道德，道德威，藏刑賞農戰於仁義，仁義張。秦孝公商鞅，知有強之具，不知有藏，以強立強，勢已易竭。始皇李斯更從而暴之，暴之不已而具竭，竭之不已而具敗矣，其卒盡於胡亥趙高也宜也。”（《繩荀》）

“藏刑賞農戰於仁義”，就是以仁義為原則，以之指導刑賞農戰等政治工作。仁義道德為本，刑賞農戰為末。秦朝以末為本，政治“無本”，所以敗亡也。

法家與西方法西斯款曲暗通。蘇珊.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中寫道：

“法西斯主義的戲劇表演集中在強權與其傀儡之間的狂歡交易，他們身穿統一的制服，人數呈現出不斷膨脹的勢頭。其編舞術在不斷的變幻與定格的、靜止的、“雄性的”造型之間來回切換。法西斯主義藝術歌頌服從，讚揚盲目，美化死亡。”

歌頌服從讚揚盲目正是法家的思想要素，高崇軍功與美化死亡亦本質無異。

公正地說，法家也有長處。相對而言，在“一人之下”的臣民層面，它比較注重法律的公開性、平等性、統一性和司法的嚴肅性、公正性。商鞅云：

“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韓非子云：“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這在專制特權社會難能可貴，值得學習借鑑。

余東海

註：本文摘自於東海著作《儒家文化實踐史》（2013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轉發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