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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化和现代化 2020-10-21 00:31:40

儒家化和现代化

余东海

有学者在《环球时报》撰文说:“现代无法割断传统,想割也割不断,这也是历史与现实所证明了的。这就是文化的主体性。然而,关键问题在于,儒家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底色,现代化绝不等于传统化,更不等于儒家化。”(王话:《儒学不可能回到“独尊”时代》)

 

这段话似是而非,是不明儒家真相之言。文化的主体性需要人去维护,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例如五四以后,儒家文化就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四九以后更是尸骨无存。在一定时间段内,传统是可以被重伤和割断的,殷鉴不远。

 

儒家化和现代化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儒家化完全可以涵盖现代化。儒家有时中原则,时代性是时中原则的要旨,也是礼制的要义。《礼记-礼器篇》说“礼以时为大”,认为合乎时宜和时代性是礼制最重要的精神。

 

《礼器篇》接着说:“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尧舜禅让,汤武革命,都是合时的。儒家化,就意味着制度要要先进性,要与时俱进,该禅让就禅让,该革命就革命。禅让是敬天保民,革命是顺天应人,是禅让还是革命,根据时代环境和民心民意而定。

 

《易经》革卦就是讲改革和革命的。“郑玄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也。”革卦象辞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意谓修订原来的历法,明晓季节的变化。古代改朝换代之季,往往要颁布新历,如夏历、商历、周历,都各有损益。

 

《易经》有变易、不易、简易三原则,变易就是改变、变化、变通。《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穷困,就要变化,变化才能不断发展。政治和制度也一样,落后了,不合时宜了,陷入困境了,就必须加以改革,或者改良,或者革命。

 

儒家最重义德。义者宜也,合乎时宜、与时偕宜是义德的重要表现。儒家有“礼以义起”说,意谓礼制要根据“义”来建设。北宋马令说:“圣人制礼,立天下之大经,为天下之大防也。情伪之变无穷,而礼之所载有常,以有常之礼,御无穷之变,则亦随其宣而已矣。故礼不尽而义有余,则礼以义起;义不足而礼有余,则义以礼达。君子遭变乱而无旷于礼者,在审其义尔。”(《南唐书》)

 

乾隆朝刑部尚书秦蕙田说:“礼以义起,法缘情立。不衷诸古,则无以探礼之本;不通于时,不足以尽物情。”“论礼者慎无泥古以违今也”。( 《五礼通考》)

 

法久蔽生,与时偕宜的时代性和因地制宜的适宜性,正是礼制的内在要求。因此,儒家坚决反对复古主义。《中庸》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王莽搞复古主义,生乎汉世,返用周礼,灾及其身,家破人亡,为这句圣言作了最好的注脚。

 

儒家化是返本开新,返儒家文化之本,开政治文明之新;返仁义道德之本,开制度法律之新,同时主张“中体西用”,以儒家文化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无论制度科技何处发明,只要是利民利国的好东西,来者不拒,从善如流。

 

儒家化就是仁义化、礼仪化、智慧化、诚信化,现代化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儒家化程度越高,仁人义士越多,社会道德、政治道德越好,现代化就越容易,越良性。因为道德资源和底蕴深厚,现代化的品质自然水涨船高。建立在儒家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可称为中华特色的现代化,中华特色的文明。

 

相反,反掉了儒,一切就成为不可能,王道德治不可能,民主法治也不可能。反儒的社会,正义追求特别艰难,多以失败告终;邪恶事业特别顺利,往往登峰造极。五四至今百年风雨沧桑,为东海这一论断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明。

 

当务之急是良知启蒙,即儒家文化道德启蒙。没有一定的文化道德奠基,民主科学启蒙将事倍功半,甚至产生所知障和负面作用;至于反儒教育,更是纯属“蒙启”,越启越蒙。日本能够将西方很多好东西学到手,就是因为有儒家垫底。

 

儒家化不等于传统化,王话先生这句话倒没错,但请注意传统和道统的区别。中华传统的核心是道统。传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道统则是纯粹绝对的精华。道统者,中道传承之谱系也。儒家是真正的或最高的中道,大中至正,故儒经是人类最优秀而伟大的经典,真正“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国古今种种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偏离或违背儒经和中道所致。

 

儒家有三统,除了道统,还讲政统和学统。三统都有教化的功能,然各有侧重。学统为学术的传承,重在教育;政统为权力的传承,重在政治;道统为中道的传承,重在道德。三统相辅相成,以道统为本,政统学统依道统而立。道统最高,高于政统和学统;道统为主,主导政统和学统。

 

儒家于个体为仁宅,于政治和社会为义路,正常、正义、正大的道路。道德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儒家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自古以来,无道政治,无不短命鬼,缺德政客,难得好下场。接受道德制约规范,恰恰是接受最好的保护;儒家政治,以民为本,有序而自由,最符合国民的根本利益。

 

横塘四句教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良知仁性就是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传承学统和道统即为往圣继绝学,在仁本道统指导下建设“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宪政良制,即为万世开太平。四为”方针充分体现了儒家崇高的道德境界和社会理想,也是儒家生命和社会双重功能的如实阐说。2014-10-15余东海写于南宁

首发于2014年10月24日《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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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模式和历史方向的背后 2020-10-20 20:18:34

文明模式和历史方向的背后

-----仁本主义系列之文化决定论

余东海

 

现中国有三大敌。政治大敌是恶性既得利益集团,制度大敌是党主制和公有制,文化大敌是马学毛思。这是政治变革、儒家复兴、中华重建最大的拦路虎。

----题记

 

一、文明的背后是文化

文明这个概念有二义。其一,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道德的状态,与野蛮相对;其二,是指一种政治、社会模式和体系。

 

亨廷顿将之划分为七种或八种模式,分别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这个文明体的划类法很混乱。日本文明是儒家文明的外围。西方文明,现代是自由主义文明,古代是耶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的分支。西方历史上的基督教文明体,已被人本文明所取代。

 

东海将现代主要文明共同体分为四个: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北狄文明(马列文明)、伊教文明。也可以称为仁本文明、人本文明、物本文明、神本文明。论品质,仁本文明最高,人本文明次之,其它又次之。神本文明有良性恶性之别,耶教良性,伊教恶性。恶性神本文明与物本文明都很野蛮。谁更野蛮,倒不易分。

 

亨廷顿关于儒家文明会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的预测,是完全昧于儒家文明的谬论。他是错认马家为儒家了。马克思和伊斯兰有可能联合,不过它们的联合也只能是暂时性的苟合。马家物本主义与儒家仁本主义背道而驰,与伊教神本主义同样格格不入。

 

文明模式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体系,即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即文明的根基是文化。这是仁本主义历史观的一大要义。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和文明模式。故文明共同体的核心是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要旨,是三观大致相同或相通,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即“行同伦”。

 

没有相同的文化体系,没有相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就没有文明共同体可言,纵靠诈力强行合体,必持而不坚、坚而不久。如果文化不良,三观不正,所建立的共同体,文明程度就不高。纵然勉强延续,也是问题多多黑暗重重,轻黑暗如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一片灰暗;重黑暗如伊斯兰“文明”,极端野蛮。

 

文化的支柱是三观。作为文化共同体,还必须具有相当正确性、正义性和普适性的三观。这是一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长治久安、长命永续的基本保障。

 

不同的文化政治立场有不同的文明标准。中华的标准是仁本主义标准,与人本主义标准同中有异,与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标准格格不入。

 

二、文明和文化常脱节

虽然文明模式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体系,但是,文明竞争落败是否因为文化不行,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文化理论与文明实践都很难一致,儒家也不例外。儒家王朝,自尧舜禹之后,理论和实践的差距逐渐拉大,政治品质逐渐降低,汉唐宋低于夏商周,元明清又低于汉唐宋,清朝是历代儒家王朝中品质最低者。

 

清朝虽然以儒立国,但满族主义、君本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偏离儒家政治原则非常严重。同时,儒家王朝的晚期,理论和实践的差距都很大,清朝末期也一样,

慈禧牝鸡司晨和杀害改良六君子,更是彻底自绝于儒。清朝的衰败和灭亡,恰恰是背离儒家所致。对此,我有《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一文详论。

 

历史上的今日,18989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害。这是清朝彻底自绝于儒家、自绝于道统的一天,也就是自绝天命的一天。此后,清朝彻底丧失了代表中国的资格,彻底沦为以儒为敌、以民为敌、以天下为敌的满族小朝廷,人人得而唾弃之,天下可以共诛之!

 

可见,清朝败亡只能说明其统治者不行,不能用来证明儒家文化不行。百年来国人普遍将清朝败亡的原因归结于儒家文化,就是一大误会。

 

不同的文化,还会会培养不同的圣贤英雄,会从根本上影响民德民智和社会共业,从而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故仁本主义之文化决定论,包括文化决定思想和道德,文化决定政治和制度,文化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

 

三、文化决定历史方向

日前在“东海客厅”发了一个思考题: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

 

答案有以下几种: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即社会生产方式;二、人民群众;三、上帝;四、英雄;五、圣贤;六、政治制度;七、社会共业;八、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你赞同哪一种答案,或者你的答案是什么?

 

除了第三,其它答案各得一端,都不全面。第七社会共业,全面但没有着立点,让人无所措手足。佛教称一切行为、言语、思想为业,包括善恶两面。社会共业,指全社会、整体性的德智,相当于天下官德民智、官心民意的统一。这确实可以决定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停留于此没有意义。

 

唯有文化才能对社会共业产生决定性影响,唯有弘扬中道,建设王道,才能从根本上改良社会共业,提升社会善业。故最为正确、中肯的答案是第八个。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即主体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和方向,意味着不同的文明模式和形态,文明形态植根于并取决于文化形态。

 

我在《中华历史精神》一书中提出圣经创史、圣雄造史、儒家写史等观点,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归结为文化决定论。崇儒弘道的特别重要,意义特别重大,原因在此。人要弘道,必须借助儒家文化。

 

唯有儒家文化,才是立足人道而上达天道的中道,才能造就中道圣贤,培养多多的正人君子和豪杰,才能建设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才能全方位地提升民德民智,多层次地改善社会共业,将人类历史推上仁本主义的道路和天下大同的方向。

 

个体要成德成圣,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境;政治要建设王道,并追求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都必须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抓住儒家中道不放松。如此,才能让文明的发展、历史的发展不至于背离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崇儒辟邪,相辅相成。儒学在上,一切好说,民德坏了,可以教化;官德坏了,可以教导;制度坏了,可以改良;君主坏了,可以撤换或革命。邪说在上,一切不可收拾纵有圣贤君子,只能徒叹奈何。

 

韩愈称赞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下”,孟子也以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比喻自己,就是因为深深地认识到辟邪的重要性。对于邪说,略成气候就要及时批判破斥。一旦等它成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就难免延续一定时间,付出沉重代价,马学之鉴就在眼前。

 

四、驱除马列救中国

中国为什么落后?这是一个流行已久的命题,就我的阅读范围,还无缘见到全面而中肯的回答。我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错误主要有四:一是马列主义,即马学,二是民族主义,三是反儒主义,四是民粹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都可以纳入民粹主义范畴。

 

民国和共和国的道德、政治、制度、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意识形态问题。

 

民族主义问题可以上溯到清朝,清朝就有严重的满族主义倾向,也就是说,现中国落后的根子,清朝就已扎下。所谓的革命党,以汉族主义对治满族主义,以错纠错,错上加错,同时三民主义又具有严重的民粹主义色彩。(广义而言,民族主义、反儒主义也可以纳入民粹主义范畴。)所以民国从另一个方向继续落后。

 

马学集极权主义民粹主义之大成,导致中国全方位、加速度地落后。

 

现中国有三大敌。政治大敌是恶性既得利益集团,上上下下盘根错节的贪官恶吏。制度大敌是党主制和公有制。文化大敌是马学毛思,现流行的拜权主义、拜金主义,反孔反儒反自由的价值观无不根源于此。三大敌中最大敌是马学,这是政治变革、儒家复兴、中华重建最大的拦路虎。

 

马学之毒不一而足,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剧毒。某些人戒了阶级斗争、计划经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毒,就自以为戒毒了,殊不知还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核毒在。认为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正确,就是深度中毒者。

 

或谓贪官恶吏为“害群之马”,认为整个马群是好的;或谓马经是好经正经,只是被歪嘴和尚念坏念歪了,列斯毛波们无非歪嘴和尚。这意味着说它们都是“害马之群”。东海认为,应该是“马害之群”。所有马党马国马家官民都是受害者,都被马经所害,马经不愧为古今中西第一邪经也。

 

王阳明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东海曰,天下之大乱,由邪说胜而真理衰也。马学堪称有史以来邪说之最。只要马学在宪,执政党永远是马帮,共和国永远是马邦,政治无道,社会缺德,人民没有人权自由。这种野蛮之帮和奴隶之邦,无论怎么折腾,官德民智永远提升不起来,经济科技军事也永远发达不起来。别说赶英超美了,追随美国、亦步亦趋也不可能。

 

马学在上,无论左中右都是马路,人民必然苦难深重,国家必然内忧外患。马路上建设起来的只能是、必然是噩运共同体。

 

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统治大陆期间,只要未能将马学批倒批臭,无论有多少、多大的功勋,都是功不抵过。何况纵容马学泛滥,放纵马党猖獗,政治罪过太大了。正如吾诗所说:当年恨蒋今尤恨,剿匪无能纵匪多!

 

真正读通了儒家经典,必会尊儒,绝不会反儒;真正读通了马列著作,必会反马,绝不会信马。里根总统说过:“谁是共产主义者,你如何判断?那是研读马克思和列宁作品的人。谁是反共产主义者,你如何判断?那是读懂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人。”读懂了马列依旧尊马,必是真诚的马列派,四端泯灭、善根断绝者。

 

根据文化决定论,马学不去,人民无救,文明无望,国难未已。只有将马学批倒批臭,驱离宪位,才能从根本改革马政马制马法马官群体,才能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中华文明的辉煌。2020-10-13定稿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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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为鬼神之主 2020-10-19 18:02:46

圣贤为鬼神之主

------鬼神漫谈

 

可以说儒家信鬼神,但必须说明,这里的信只是相信鬼神的存在,并非信仰鬼神,更非以神为本。天地之性、即性与天道才是儒家的信仰。

 

也就是说,儒家是有神论,但不是神本论。耶教以神为本,为它们的神虚构了创世造人的功能,是臆造的伪神。这种神本论与唯物论和无神论一样都是错误的。

 

鬼神是个多义词,或指某种神灵,或指精气,或指死去的祖先,或指形体与精灵,或指天地间精气的聚散变化现象。无论作何解释,都属于天地之性的一种作用和天地之间的一种现象。用朱熹的话说:“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仁本主义承认鬼神存在的意义,但强调在人与万物、人与神之关系中以人为本,在民与神之关系中以民为本。《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是春秋初期有“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之称的随国大夫季梁的话。

 

这句话是对民与神之关系的正确定位,民为主体,神为附属,圣王首先成就民事,然后再去致力敬神。季梁又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忠民信神,民主神附,正是王道原则之一。《尚书·泰誓》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东海补充曰,天矜于民,鬼神畏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鬼神必从之。

 

人与神之关系中以人为本,圣贤君子作为人中最优秀者,堪为鬼神之主,故儒家又有“神所凭依在德”之说。语出《左传·僖公五年》:

 

“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

 

这是春秋时期虞国贤大夫宫之奇之言。宫之奇原与百里奚共同辅助虞君。后来晋国向虞国借道讨伐虢国,并贿赂虞公,宫之奇劝谏不听,率领妻子族人逃往曹国。晋军借道灭掉虢国,返回途中趁机袭灭了虞国。

 

其言大意,鬼神不确定亲近何人,只凭依有德之人。所以《周书》说:天道不分亲疏,只帮助有德的人。又说:五谷祭品不算芳香,只有美德芳香四溢。又说:人们的祭品都差不多,有德行的人的祭品才能为鬼神所享用。这样的话,君主没有德行,民众就不和睦,鬼神也不会享用他的祭品。鬼神所依凭的是德行。

 

“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冯依即凭依,依靠、依附义。鬼神作为某种神灵,喜欢依附有德之人,可谓德主神附,圣贤君子为鬼神之主。

 

总有人说孔子是人不是神,不要神化,不要把孔子的话教条化。殊不知,孔子和历代圣贤都高于鬼神。孔子作为民族魂、中华魂,方便说成中国神,也无不可。另外,教条者,教育原则、文化政治原则也。孔子很多话,真理性、正义性和普适性至高无上,作为人类教条,原无不当。

 

我常说,德到大处,鬼神都要让你三分,不仅礼让,还会护法。非虚言也。于人类而言,尊贤重士,维护保障圣贤君子,本是敬天立德之大法。孔子说“诬文武者罪及四世”,反过来也成立,赞美拥戴圣贤,宣传圣贤思想,功及四世。如果有鬼神,有真有文明度高于人类的外星生命到来,也一定会站在圣贤君子一边,吉凶同患,甘苦与同。

 

良知仁性,万德之源东海一再强调,良知是最好的护身符。信者得福,不信者不幸也。盖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类之中圣贤君子为贵。圣贤君子,德之大者,自然为鬼神所凭依和护佑。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

 

《风俗通义》也有类似记载:“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帝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克伤害,而巫者忽死。”(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九》)汉武帝迷信鬼神巫术,不听董仲舒劝谏,还令巫者诅咒董仲舒。董仲舒无碍,巫者忽死。这就是良知护身的好事例。东海有联自题曰:

 

气养浩然天地塞,相成精进鬼神钦!

 

上联用《孟子》典。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孔子闲居》:“志气塞乎天地。”下联用佛典。《大智度论》:“于事必能,起发无难,志意坚强,心无疲倦,所作究竟,如是等名精进相。”接着讲了个故事:释迦牟尼佛先世贾客主遇罗刹鬼,好在精进力大,鬼不敢欺。

 

孟子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拥有天爵,就是人世间最吉祥的人。吉人天相,神明护佑,恶鬼不能侵,邪术不能害。凡是试图使用邪术危害君子的邪人,都会受到其邪术和鬼神的反噬。

 

我在随笔《黑恶社会自救法》中说:“古小说赞美君主,往往有一句套话:圣天子百神护佑。把圣天子置换为圣贤,这句话完全成立。圣贤所在即良知大光明所在,即使邪魔恶鬼,接近到一定程度,都会不由自主地转为护法。为圣贤君子护法,是三界众生赎罪、消业、建功、立德和重获新生的无上大法。”

 

有人认为上述之言虚幻,不知此说自有经典依据。

 

或问:你说良知护身,君子天相,为什么古来无数圣贤君子受尽迫害甚至被害死?答:圣无败局,贤无死地,古来没有死于非命的圣贤。正人君子被害死,有些是勇敢有余而智慧不足,大多是主动求死以取义成仁。另复须知,危害圣贤君子是自绝于天人的滔天大恶,这种人物和势力必有奇灾大祸。法律罚不了,天理饶不了,因果饶不得,鬼神饶不过!

 

或谓“圣贤君子为鬼神之主”之说,犹曰“孝子贤孙是祖先之主”。东海答:鬼神一词多义,这里泛指精气、神灵、造化的一种特殊迹象,不必狭隘僵化于“死去的祖先”身上。且孝子贤孙应祭祖法祖,更应敬畏圣贤。如果狭隘僵化地理解,《左传》说:“夫民,神之主也。”岂非成了“人民是祖先之主”?

 

圣贤君子,徳之大者,良知光明,神所冯依,德主神辅,内涵鬼神依圣贤君子为主之意。说圣贤君子为鬼神之主,相当于说良知为鬼神之主。圣人是徳之最大者,是天道在人间的最高代表,说圣人为鬼神之主,就更准确而不会引起疑义了。2020-10-19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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