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客厅发了一个思考题：“春秋战国之时，堕落之势已成，孔孟为什么仍然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游说君主和推销王道？是脱离现实不了解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大势，不能预知行道无望？是他们对各国君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东海自答如下。

孔孟当然明白春秋战国之堕落，行道机会之渺茫。但他们仍然不离不弃，不懈弘扬儒学、追求王道，总而言之可以用清儒陆陇其先生的一句话回答：“圣贤之救乱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絶，亦不肯丢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家法。”（《四书讲义困勉录》）

明儒吕坤说：“知其不可为而遂委心任之者，达人智士之见也；知其不可为而亦竭力图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呻吟语》）知其不可为而亦竭力图之，这是忠臣孝子之心，也是圣贤救世精神。

儒家不问可不可为，只问应不应为。只要值得为、应该为、份所当为的事，就当仁不让地为之，死而后已。追求王道本身，既是成德成圣的功夫，又是内圣修养勃勃不容已的表现。

其次，天下很多人和事，可不可为，不可必，不绝对，圣贤不会把人和社会看死。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晨门对孔子的评价，不无道理，未必中肯。《论语》中这个晨门颇有智慧，应该是个隐于市的隐士。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而委心任运，正是道家人物的特点，故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个与道家相反的特点形容孔子。

正人善人可能变坏，坏人也有可能改良。佛教说：“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对他人的理念品德也当作如是观。孔子对于各国君主自有相当了解，但不会看死他们。不把人和事看死，也就不会把社会看死。关于可不可为，《朱子语类》中有一段对话值得学习，特录于左：

“或问：孔子当衰周时，可以有为否？曰：圣人无有不可为之事，只恐权柄不入手。若得权柄在手，则兵随印转，将逐符行。近温左氏传，见定哀时煞有可做底事。问：固是圣人无不可为之事。圣人有不可为之时否？曰：便是圣人无不可为之时。若时节变了，圣人又自处之不同。又问：孔子当衰周，岂不知时君必不能用己？曰：圣人却无此心。岂有逆料人君能用我与否？到得后来说‘吾不复梦见周公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时，圣人亦自知其不可为矣。〔广〕”

另复须知，宣传、追求王道，即使当世不能成功，也可以影响天下，示范后世，在寒冷的长夜为天下后世播下了火种和春天的种子。东海有偈曰：

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之未必必不可。

为之不可自有得，千秋万代受惠泽。2021-2-22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

诸子百家中，儒家最实诚------不诚无物微论

余东海

历史有其趋势，大势之所趋向，圣贤豪杰莫挽。时运就是大势，大势根于人心。人心所向，小流氓都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人心不附，大圣贤也只能悲凤泣麟，自叹道穷。------东海律

真善美，真居第一。真未必善美，善美必须真。不真则不诚，不诚无物，不诚无善。不真不诚则假伪，是儒家大忌，亦人道大忌。假伪的东西具有本质的丑陋性和虚弱性，无论怎样貌似美好和强大一时，都是有限的，不可持续的，经不起思想追问和正义打击。

诸子百家中，儒家最实诚，论理纪事都强调诚实，论理没有寓言，著史不许虚构。这种实诚扎根于于儒家文化的至诚的原则。

程颐先生说：“诚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事则事理，临人则人化，无往而不得志之正也。”（《二程粹言·论道篇》）北宋诗人郑侠有诗《论诚》：“万事以诚立，不诚心不专。诚心非铁石，铁石被诚穿。”东海有一副赠给友人的嵌名联：

能动人能格物能感天能造命，诚于极至奇迹显；

多读书多为善多求真多明理，德到高崇大道通。

不仅此也，《中庸》以“诚”为天道第一特征，以“诚之”为人道第一要义，强调“至诚无息”，警示“不诚无物”。天不诚，宇宙不能运转；人不诚，生命无法延续。故儒家以“不诚”为为人为政之大忌，天子无戏言，君子无戏言，儒经无戏言。一切虚妄不实的言论都属于戏言。

儒经无虚，可以破除百年来一个普遍的误会，认为尧舜是被神化、圣化的人物，这是是以现代人之心，度古圣人之腹。尧舜之前的人物姑不论，其它学派如何说尧舜亦不论，孔子所编之书经中的尧舜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神化。尧舜作为圣王，凭的是他的言行和政治之中正，不是孔子刻意圣化的。

不诚无物，包括不诚无命。不诚之人，寿命会缩短，生命不能久延；后嗣会丧失，血缘无法久续。《麻衣相法·相心》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这里的相，原指相貌，理解为生命现象，包括肉体相和意识相，此言照样成立。

不诚则无心，无心则无命，轻则生命脆弱化，身心多病，行尸走肉；重则生命彻底丧失，魂飞魄散，消灭无遗。相反，圣贤君子至诚，故生命力特别强大，特别经得起折腾，自身普遍健康高寿，后嗣绵延永续不绝。

不诚则妄，妄言妄语妄信妄行都是妄。妄语即戏言，指一切不诚实、欺骗性的言语。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方便妄语，妄语都有罪业。在佛教，未得言得，未证言证，或自诩受天龙鬼神供养等语，以诳愚人，以取利养，都属于大妄语，其罪很重，死后当入大地狱。

姑不论死后如何，妄语有罪业和恶果，符合儒理。一切非诚实的假话、非善良的恶语、非正义的邪言、非真理的邪说都可以纳入妄语的范畴。古来所有歪理邪说的发明家、理论家、宣传家都属于大妄语者，各有各的大恶业、大恶果和大恶报。

诲淫诲盗都是大妄语，恶报都很大。著邪书诲暴君，导出极权主义暴政恶制，罪孽和恶报自当更加深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马学大宗师m恩，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恶行，但一生都很不幸，或死于非命，或死于恶疾；都无血脉延续，或完全没有，或一传而绝。而且连累它们家人受罪。这就是大妄语业的报应。

不诚无物，是道德真理；失民心者失天下，是政治真理。然须知三点，其一、从不诚到无物，从失民心到失天下，都有一个过程；其二，不诚和失民心的程度，不易判断；其三，成气候的邪教恶势力，有其特定意义的诚意和民心。诚于邪恶也是一种诚，愚民刁民暴民的支持，通过邪说洗脑、舆论愚弄等恶性手段获得的支持，也是一种得民心。

历史有其趋势，大势之所趋向，圣贤豪杰莫挽。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运就是大势，大势根于民心。民心所向，小流氓都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想不成功都不可能；人心不附，圣贤豪杰也只能悲凤泣麟，望着芸芸苍生扑向苦难的深渊而自叹道穷。

注意，马学马制虽然邪恶，并非完全不得人心。相反，在马帮成长、成功过程中，真诚信奉支持者很多，很多人是真的以为马学马制伟光正，值得为之奉献乃至献身，马帮的崛起和成功遂势不可挡。现在知识群体和弱势群体中，固然有很多人虚情假意阳奉阴违，但仍然有不少人是真诚地信奉马学、支持马制的。

儒家说诚，多指天道天性之诚，即良知之诚。然复须知，真诚崇拜信仰邪恶，也是一种特殊状态的诚，可称为恶习之诚。正如王夫之先生所说：“天下相师于伪，不但伪以迹也，并其心亦移而诚于伪，故小人之诚，不如其无诚也。”

例如，极左分子和小金朝人的信仰崇拜，固然毫无良知之诚，却也并非虚情假意，那就是典型诚于伪，诚于邪。王夫之感叹王莽时代之伪：“呜呼！伪以迹，而公论自伸于迹露之日；伪以诚，而举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乐喜怒者，于是而天理、民彝澌灭尽矣。”（《读通鉴论》）毛时代和小金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诚于伪，诚于邪，诚于恶，归根结底归到天性良知层面，还是不诚，大不诚，背诚而驰，故终归于无。不诚无物，虚伪邪恶的东西，无论怎样庞大猖獗一时，都是难以持久、没有未来的。邪恶的信仰和支持者，轻则饱受折磨，深陷苦难，重则自绝未来，与邪恶势力同归于无。2021-2-21余东海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www.bjs.org/

愿推赤心，共求自由----儒家应该怎样对待自由派

余东海

论文化之品质，仁本主义最高，其次人本主义，其次佛本主义和道本主义，其次良性神本主义，其次国本主义，其次民粹主义，恶性神本主义，最次物本主义。

与之相对应的群体是儒家、自由派、佛道徒、耶教徒、爱国贼、民粹派、伊教徒、马列派。儒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近交远攻”，以尽天责！近交，就是与自由派和佛道两家交往。

儒家和自由派都是正派。论正义性，除了儒家，自由派最高。两派虽然文化政治立场不同，但不矛盾，在自由方面完全可以建立一定共识。

双方目前虽然力量皆弱，却是当代吾国最重要的两个文化群体，对于未来中国都有相应的代表性。儒群思想、道德要更好地成长，更好地复兴儒家，重建中华，就应该对自由派的思想行为有一定的了解和理解。自由派也不能昧于儒家。

为此，双方进行和平的思想争鸣和商榷就很有必要。特以程颢先生劝王安石的一句话，与双方共勉：“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

自由派对待儒家的态度因人而异，概乎言之有二：一尊儒，一反儒。反儒派的伎俩有二：一是炒鲁迅、胡适们的剩饭，一是道德诬蔑，人身攻击。但自由派反儒，反的往往是他们虚构起来的靶子，与真正的儒家没什么关系。

对于两种自由派，儒家可以区别对待。对尊儒派当亲近之，共同致力于自由追求；对反儒派不妨疏远或存异求同，更应该辩异求同，把儒家思想、道德真相揭示给他们看，唯独不宜敌视。这方面欢迎儒生们向东海学习。

东海本来大肚能容，对自由派又特别容忍。无论是否故人旧识，任凭他们怎么态度无礼或批判无理，我都毫不计较，或温言相对，或一笑了之。有儒友认为没必要那样客气。儒友有所不知，我不是客气。

我是从自由主义转向儒家的，虽与自由派文化立场大异，政治立场有异，但我深知，论德行，自由派批判现实、反对极权最勇敢，奉献精神最充沛，对自由事业贡献最大。儒家对自由派自有思想批评的必要，但还没有道德批评的资格。德行方面，儒家群体应该向自由派好好学习、致敬。

其次，我与自由派颇有感情。东海还是老枭的时候，有两大爱好：一骂马，二维权。国内外自由派朋友给了我很多很大的支持和声援。这是让我一直感念的。

只要对方是豪杰之士和自由志士，无论怎么批判我，怎么误会我的思想和品德，我都不会生气，不离不气。无论对方态度如何，我都保持友好，以对待亲属和朋友的态度相待。如颜回：“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或如子贡：“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己耳。”（语见《韩诗外传》）

当然，难免伤心。于世俗的误解，早已完全无动于衷，别说解释，连一笑了之的“一笑”都欠奉。因为我深知，误会误解总是难免的。孔子就被当时和后世无数人误解，之后还有无数的误解等着他老人家呢，我辈被误解，算得了什么。然而，来自亲友和自由志士的误解，仍然会让我遗憾和伤心。

顺便指出自由派一个比较比较普遍的错误：制度决定论，唯制度论。自由派强调制度的重要没错，错在对文化和领导人的重要性认识不清。

对政治品质、国家品格作用最大者有三：文化、制度、领导人。好制度要建设成功，背后需要好文化，前面需要好领导。不仅建设礼乐制度需要领导人非常好，建设民主制度也需要领导人相当好，美国的宪政，俄罗斯和台湾的民主化，就离不开华盛顿、戈尔巴乔夫、蒋经国三位领导人的努力。

文化、制度、领导人三者之中，文化才是决定性的。其实，真正的自由主义也明白文化的根本性，明白民主制度是由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导出来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五个价值观，就植根于人本主义文化体系之中。唯制度论者不明文化的决定性和道德的根本性，难免滑向文化虚无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思想争鸣的时候，道理最大。东海真言直发，指出某些自由派思想误区，希望一些朋友不以为忤，并欢迎反批评，虽最有道理就听谁的。2016年郑州思想沙龙出版二十年纪念集，东海曾奉题一首七律，特录于此，以与自由派共勉。诗曰：

长夜茫茫待启明，中原廿载聚群英。

左争右论风雷激，下索上求肝胆倾。

扫地斯文期共振，仁民有道望同行。

自由理想良知士，历尽劫波发正声。2021-2-21

首发于东海儒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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