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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 2020-10-22 03:52:56

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

 

尧舜禹前三代,可称为大同的古典模式。(详见东海《儒家文化实践史》一书)

其基本原则是:“大道之行也,大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篇》)

未来的大同社会同此原则,未来王道政治即中华宪政,可以充分汲取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优点和精华。

 

马克思认为人类终结于共产主义,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真正终结,邪正不同,都是昧于德性的思想狂妄。人类文明进步永无止境,文化的发展、道德的上升和制度的完善永无止境。就是大同理想实现,也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人类新一轮高级文明的开幕。

 

儒家的眼光和理想是世界性的。在仁本主义思想指导下,重建中华,继而重建大中华文明圈、大东亚共荣圈,继而追求“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大同理想。当然,前提是驱马兴儒,这是所有君子和华人的责任。

 

天道无限,宇宙无限,良知无限,智慧无限,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的发展不可限量,宇宙和生命都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文明进程只要不被极权主义恶意摧毁和中断,人类未来的美好不可思议。全球儒化、天下大同之后,人类探索的触角将向宇宙深处挺进。

 

那时,人类消除了战争和一切恶性竞争,人类道德和智慧大幅度提高,发展科学技术、开发利用物质、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也将加速度提升,开发宇宙、探索外星将成为很多人的主要兴趣和人类的第一要务,其成果将难以想象,长生永生等科幻小说所想,完全可能梦想成真。

 

或说:人类如果长生不死,维生资源不足、地球挤不下怎么办?答:宇宙生命奥妙无穷,不要用现代眼光预料未来。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维生资源取之不尽,宜居星球不止地球。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英国科学家确认,被称为超级地球和宜居星球的“格利泽581d”行星确实存在。

 

全球儒化是大同理想实现的前提。全球儒化,进而全世界统一于仁本主义大旗之下,自由而有序,就像宇宙万物自由而有序地统一于乾纲之下一样。儒化全球,首先从儒化中国、重建中华开始,首先要将中国建设成为王道乐土,成为仁本主义文明始发站和大同理想的根据地。

 

王道消亡,霸道称王。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道义性,但又不中正,说坏它不坏,说好不够好,相当于霸道,比蛮夷大有余,比极权主义大有余,比王道政治大不足。王道只能筑基于礼制,由仁学导出来。仁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血脉,就是民族魂,民族精神,同时是最优秀的人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性。当仁学成为世界第一学科、仁道成为全球信仰的时候,大同理想就水到渠成了。

 

总有人将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相提并论,肯定共产主义的伟大,殊不知两者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选择的道路和方向,追求的方式和手段,无不截然相反,性质天地悬殊。大同是正善的理想,共产主义纯属空想。

 

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所展示的境界大不同。大同重在道德之大、文化之同,大则群龙无首,同则天下归仁。人类大同,是统一于道统即仁本主义文化之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共产主义理想重在物产的取之不尽和共有共享,土豪式的愿景。“共产”这个概念就暴露了其“理想”的低劣。

 

马家千经万论搞来搞去,无非围绕着“物”和“产”两个字转悠,连最高理想都要以“共产”为中心。说是农民的空想都是对农民的侮辱,只能称为三民(愚民刁民暴民)主义的梦想。

 

不识道体和本性,是唯物主义与生俱来的宿疾和死穴,所以只知意识的能动性,不知良知的主动性,所以唯物、唯产,将物质、物产、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作用放在决定性的地位,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无非拿“产”做文章,以无产有产区分阶级和好坏,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着眼点都在于“产”字。

 

其实,即使是这种土豪式的愿景和“三民主义”(愚民刁民暴民)的梦想,也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这条道路只能通往共同贫穷、穷折腾和尸山血海。所谓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彻头彻尾的空中楼阁。大同则是实实在在的理想,那是人类道德智慧高度发达,政治制度精神物质高度文明的水到渠成。

 

江湖上流传着这么一段话:

 

“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空想,被野心家歪曲并加以利用了。它的阶级斗争、专政等都有暴力倾向,是反人类文明的。他的公有制或共产主义更是虚构,只能通向奴役之路。垄断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再剥夺个人私产,公权就可为所欲为,人们无法反抗。前苏联正是典型,集举国之力与文明对抗,注定会失败灭亡解体。”

 

这段话挂在默克尔名下,不知是否属实,但说得很对,录此共赏

 

有教授说:“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体制中和古代思想家(例如儒家)的体系中,早就有了某种程度的表现…马克思提出的某些理想,很多暗合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东西”云,无知妄言也。重视社会与社会本位,文化道德之大同憧憬与物质经济上的共产追求,截然不同。

 

或说毛氏是大同理想追求者。更是大谬。大同理想的追求过程,必须坚持道德仁本和政治民本两大原则,以人为目的。孟子和荀子都强调:“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以人为工具和手段,通过牺牲无辜和邪恶手段去追求的所谓理想,只能是空想和灾难。

 

撇开儒家,没有大同可言。这一最高社会理想,只有建立在仁本和民本基础上的王道才能通往。各种民粹主义、极权主义、集体主义与之背道而驰,自由主义非中道,道德精神不足,其政治非王道,法度缺陷弊端多多,足以“与能”不足以“选贤”,也不能通往大同。

 

佛学很高明,但作为出世法,不关心政治文明建设。佛智有内无外,唯上达无下学,缺乏格物致知、开物利用的科学智慧,缺乏修齐治平、制礼作乐及改良革命的政治智慧,不足以导向大同。唯儒家将世出世间、形上形下、内圣外王打成一片,作用四通八达。要成就个体圣德政治王道,要建设人间乐园实现大同理想,皆非儒智莫属。

 

儒学对宇宙生命本质认证最中正,三观最正确。她的好体现于三方面:一可以培养最好的人,是最好的道德学和人格主义学说;二可以建设最好的政治和社会,是最好的政治学。只有接受儒学指导,个体才有望抵达“不逾矩”的圣境,社会才有望实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

 

儒学无漏,一是理论圆满:彻上彻下,全体大用,彻里彻外,内圣外王;二是理想圆满:人格理想为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社会理想为大同,群龙无首,万物咸宁,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儒家个体和政治之理想,可以通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实践逐步抵达。

 

嬴政焚书坑儒之后,迎来了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毛氏反孔灭儒之后,迎来的仁本主义文明辉煌,可不止两千年五千年,而是永远。由中华民族主导的大同理想实现后,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良知光明,政治文明建设将让位于科技文明追求,启动的将是开发星河的宇宙文明工程。2015-4-10

首发于儒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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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生命与仁爱无疆---施韦泽其学其人的儒家精神 2020-10-21 19:53:51

敬畏生命与仁爱无疆

---施韦泽其学其人的儒家精神

“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人不分东西,都具有认证真理的智慧。中西文化和哲学到了高处,都可以相通。人心相通,天理良知相通故。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对生命本质和人性本质就有相当认识,颇多真知灼见,颇为接近儒家。

 

在儒眼里,文明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本质是道德,道德的本源是良知。施韦泽强调伦理为文化的本质,与儒家异曲同工。施韦泽认为,实现知识、能力和人的社会化的一切可能的进步的目的,应该是借此促进精神伦理的发展和个人的内在完善,在敬畏生命中完善生命,这才是文化的根本目的。

 

“敬畏生命”是施韦泽伦理学的核心和基石,施韦泽认为,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任何生命都有平等的存在价值。不仅对人类生命,对一切动物生物的生命都应该保持敬畏的态度。

 

人类同情和爱的范围的扩大,是道德进步的重要标志。把敬畏生命的伦理范围扩展到一切生物,是施韦泽伦理学的重要特征。他非常自信地说:“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

 

他说:“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又说:“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有关人对人行为的伦理绝不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

 

又说:“我们越是观察自然,我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人不再能仅仅只为自己活着。我们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出于这种认识,产生了我们与宇宙的亲和关系。”

 

又说:“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

 

这种理念与儒家仁本思想颇为巧合。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个个人心有仲尼,即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因此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存在价值。但大而言之,不仅国家,不仅人类,所有生命乃至宇宙万物都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此即“天地万物一体同仁”的真义。因此,仁爱无疆,不仅要爱人,亲亲仁民,还要爱物,要有民胞物与、仁及禽兽的情怀。《史记·殷本纪》载: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这就是成汤网开三面、恩及禽兽的故事。注意,儒家对生命,不讲敬畏只讲尊重。儒家敬天,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证悟良知仁性,自然敬天和三畏,自然尊重生命,仁及万物,大爱无疆。

 

施韦泽说:“不开化的人的互助范围是很狭隘的。这种互助局限于他的血缘亲属,即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家庭的体现的氏族成员。”“但是,当人一开始反思自身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他就会意识到,其他人本身就是他的同类和同胞。在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人看到他的责任范围扩大了,直到把他所有与自己有关系的人都包括在内。”“如果人们扩展了与其他人的互助关系,那么可以说,伦理的发展实现了它的最初进步。”云。

 

这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不谋而合。“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君子贵在推己及人,不断将这种良知良能充实、扩展和推广开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施韦泽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以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为善,以毁灭生命、压制生命为恶。这种善恶标准和道德法则与儒家“同工”。仁者爱人,自爱爱人,自立立人,自利利人。利人利己为善,害人害己为恶。某种意义上说说,五常道三达德中庸诚信诸原则,包括一般情况下明哲保身和特殊情况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和促进人类整体生命的发展。

 

施韦泽认为,人对其他生命的关怀根本上是对自己的关怀;儒家强调,利他有利己的效果,利己有利他的作用(只要不损人),利己利他一体同仁,都是良知仁性的作用,都有利于人类生命的保持和促进。

 

施韦泽说:“惟一的关键在于,我们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人会感受到他人的这种追求。哪里的人心中有光明,就会从他那里发出光来。”这种“追求心中的光明”的努力,就属于明明德致良知功夫。这种功夫的前提是真知坚信“心中的光明”和“善的本质性”。

 

敬畏生命伦理的提出,有赖于对人性本质一定程度的把握。施韦泽堪称“西式性善论”者。他说:“就像白色光线产生于彩色光线一样,敬畏生命本身也包含着构成伦理的一切:爱、善良、同甘共苦、温和、宽恕的能力等等。”

 

他又说:“由于我们不敢如我们的本性一样表现真诚,因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许多冷酷的现象。”反过来,只要依照本性去表现真诚,人与人之间许多冷酷的现象就可以逐步消除了。施韦泽所说的本性,或相当于孟子的“良知良能”。

 

难能的是,施韦泽知行合一,坐言起行,怎么说就怎么做,极富道德践履功夫。

 

1896年他作出一个人生决定:“30岁以前献身于传教、学术和音乐活动。然后,如果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就要作为一个人走直接服务的道路。”1904年,施韦泽知道刚果传教站缺少医生的消息,决定到非洲行医。

 

历经9年的学习准备,他获得了行医证和医学博士学位。1913年,施韦泽退出一系列神职机构和辞去大学教职,在非洲加蓬的兰巴雷内建立了丛林诊所,在此服务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65年逝世。作为一个医生,他医治了无数的非洲土著,被称为“非洲之子”。徐复观称之为“西方圣人”,当之无愧。

 

可贵的是,出身于牧师家庭、在宗教环境中长大并且身为基督徒的施韦泽,能够突破基督教教义的约束,对于基督教教义,既有继承又有扬弃。有牧师劝他“在信仰面前必须停止一切思考”,他说:“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必须通过思考理解最崇高的思想。这种确信以欢快的热忱充实着我。”他指出:

 

“我们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宗教在我们这一世纪的精神生活中是否还有力量?我以它的名义和我的名义答道:不!”

 

他强调理性精神,“反对至今关于耶稣生平的解释”,以科学的方式分析《圣经》,认为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并没有超脱当时的思想观念,其独特之处是强调了爱的伦理。不是历史上的耶稣而是耶稣所体现的伦理精神,才能征服世界利益时代。著名神学家巴拉德说:

 

“施韦泽的著作完全否定了基督教正统。他只保留了对其父亲布道的共鸣,即突出宗教的伦理要求。施韦泽难以想象任何有关人格神的观念。”

 

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两个基本要素:肯定世界和生命、伦理,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本质性真实及伦理的原则性意义,与基督教的神本主义立场也大不同。

 

有必要指出的是,儒家仁学与施韦泽的伦理学虽有相通,仍有高低、精粗、深浅之别。尽管施韦泽对人性和生命本质有一定认识,并不全面圆满,其学远逊于仁学的深刻中正。

 

例如,施韦泽认为,“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任何生命都是神圣的,不应对生命的价值序列有所区分。因此他常常陷入一种两难境遇:为拯救人的生命而牺牲其他生命。

 

他说:“由于受制于神秘的残酷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处于这样的境地: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以牺牲其他生命为代价,即由于伤害、毁灭生命而不断犯下罪过。”

 

他举例:“过去无法治愈的令人痛苦的昏睡病,现在已有了能挽救其患者生命的药品。但是,每当我用显微镜观察昏睡病的病原体时,我始终在想,为了挽救其他生命,我只得消灭这种生命。”

 

殊不知,仁固无局限,爱却有差等。“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应该“把爱的原则扩展到一切动物”,这里的主体应该是人,不能将人与其它动物相提并论,人类和动物的生命价值并不平等,没必要也不可能同等看待。

 

生命当然都是有价值的,但价值有高低之别,人类高于动物,动物高于植物,故人权高于动物权,对人的爱超过对动植物的爱,都是情理之常。必要时为了人的生存而牺牲动物生命,理所当然,不得不然。施韦泽如果明白这一道理,就没必要为此责了。

 

有时候为了人类生命得到更好的防卫、保持和促进,杀戮是必要的,不仅有必要杀戮狂犬蚊子之类恶物,甚至有必要杀人。复父仇,诛一夫,汤武革命,都离不开一定限度的杀戮。威严不碍慈悲,杀戮不碍仁义,此之谓也。在恶习深重恶行不断、豺狼当道暴政猖獗的情况下,不能反对“义刑义杀义战”,否则,仁就有了残缺。仁义二德,相辅相成,仁而不义,实为不仁。

 

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孟子·梁惠王下》说:“《书》曰: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尚书-仲虺之诰》载:

 

“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

 

大意是,葛伯把送饭人当仇人,初次征讨就从葛伯开始。大王征讨东方,西夷埋怨;征讨南方,北狄埋怨,都说:怎么把我们放在后面?所征讨地区的人民,家家欢庆,都说:等待我们的大王,您来了我们就新生了!人民拥戴商王,已经很久了!”

 

类似情况,古今中外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受侵国家都深切期盼美国早日参战。但美国开始不愿冒险,实行中立,受到各国强烈指责。

 

施韦泽十分赞赏老子。老子说过:“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但老子也不是完全反战的。他接着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正义之战,就是不得已而用兵,打了胜仗,也不要赞美,而要处之以丧礼,以悲哀的心情追悼战争中的死亡者。

 

施韦泽又举例说:“我在一些土著人的沙滩上捉住了一只幼小的鱼鹰,为了从这些残忍的渔夫手中收下它,我出钱把它买了下来。可是这个时候陷入了困惑,是每天让这只鱼鹰挨饿呢?还是为了使它活下来,每天杀死许多小鱼?”

 

这一困惑更是多余。鱼鹰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自然秩序的规定,生态链条的必须,无关乎善恶,顺其自然可也。2013-8-21

本文资料来源:陈泽环《阿尔伯特-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发于2014年4月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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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化和现代化 2020-10-21 00:31:40

儒家化和现代化

余东海

有学者在《环球时报》撰文说:“现代无法割断传统,想割也割不断,这也是历史与现实所证明了的。这就是文化的主体性。然而,关键问题在于,儒家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底色,现代化绝不等于传统化,更不等于儒家化。”(王话:《儒学不可能回到“独尊”时代》)

 

这段话似是而非,是不明儒家真相之言。文化的主体性需要人去维护,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例如五四以后,儒家文化就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四九以后更是尸骨无存。在一定时间段内,传统是可以被重伤和割断的,殷鉴不远。

 

儒家化和现代化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儒家化完全可以涵盖现代化。儒家有时中原则,时代性是时中原则的要旨,也是礼制的要义。《礼记-礼器篇》说“礼以时为大”,认为合乎时宜和时代性是礼制最重要的精神。

 

《礼器篇》接着说:“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尧舜禅让,汤武革命,都是合时的。儒家化,就意味着制度要要先进性,要与时俱进,该禅让就禅让,该革命就革命。禅让是敬天保民,革命是顺天应人,是禅让还是革命,根据时代环境和民心民意而定。

 

《易经》革卦就是讲改革和革命的。“郑玄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也。”革卦象辞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意谓修订原来的历法,明晓季节的变化。古代改朝换代之季,往往要颁布新历,如夏历、商历、周历,都各有损益。

 

《易经》有变易、不易、简易三原则,变易就是改变、变化、变通。《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穷困,就要变化,变化才能不断发展。政治和制度也一样,落后了,不合时宜了,陷入困境了,就必须加以改革,或者改良,或者革命。

 

儒家最重义德。义者宜也,合乎时宜、与时偕宜是义德的重要表现。儒家有“礼以义起”说,意谓礼制要根据“义”来建设。北宋马令说:“圣人制礼,立天下之大经,为天下之大防也。情伪之变无穷,而礼之所载有常,以有常之礼,御无穷之变,则亦随其宣而已矣。故礼不尽而义有余,则礼以义起;义不足而礼有余,则义以礼达。君子遭变乱而无旷于礼者,在审其义尔。”(《南唐书》)

 

乾隆朝刑部尚书秦蕙田说:“礼以义起,法缘情立。不衷诸古,则无以探礼之本;不通于时,不足以尽物情。”“论礼者慎无泥古以违今也”。( 《五礼通考》)

 

法久蔽生,与时偕宜的时代性和因地制宜的适宜性,正是礼制的内在要求。因此,儒家坚决反对复古主义。《中庸》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王莽搞复古主义,生乎汉世,返用周礼,灾及其身,家破人亡,为这句圣言作了最好的注脚。

 

儒家化是返本开新,返儒家文化之本,开政治文明之新;返仁义道德之本,开制度法律之新,同时主张“中体西用”,以儒家文化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无论制度科技何处发明,只要是利民利国的好东西,来者不拒,从善如流。

 

儒家化就是仁义化、礼仪化、智慧化、诚信化,现代化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儒家化程度越高,仁人义士越多,社会道德、政治道德越好,现代化就越容易,越良性。因为道德资源和底蕴深厚,现代化的品质自然水涨船高。建立在儒家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可称为中华特色的现代化,中华特色的文明。

 

相反,反掉了儒,一切就成为不可能,王道德治不可能,民主法治也不可能。反儒的社会,正义追求特别艰难,多以失败告终;邪恶事业特别顺利,往往登峰造极。五四至今百年风雨沧桑,为东海这一论断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明。

 

当务之急是良知启蒙,即儒家文化道德启蒙。没有一定的文化道德奠基,民主科学启蒙将事倍功半,甚至产生所知障和负面作用;至于反儒教育,更是纯属“蒙启”,越启越蒙。日本能够将西方很多好东西学到手,就是因为有儒家垫底。

 

儒家化不等于传统化,王话先生这句话倒没错,但请注意传统和道统的区别。中华传统的核心是道统。传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道统则是纯粹绝对的精华。道统者,中道传承之谱系也。儒家是真正的或最高的中道,大中至正,故儒经是人类最优秀而伟大的经典,真正“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国古今种种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偏离或违背儒经和中道所致。

 

儒家有三统,除了道统,还讲政统和学统。三统都有教化的功能,然各有侧重。学统为学术的传承,重在教育;政统为权力的传承,重在政治;道统为中道的传承,重在道德。三统相辅相成,以道统为本,政统学统依道统而立。道统最高,高于政统和学统;道统为主,主导政统和学统。

 

儒家于个体为仁宅,于政治和社会为义路,正常、正义、正大的道路。道德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儒家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自古以来,无道政治,无不短命鬼,缺德政客,难得好下场。接受道德制约规范,恰恰是接受最好的保护;儒家政治,以民为本,有序而自由,最符合国民的根本利益。

 

横塘四句教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良知仁性就是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传承学统和道统即为往圣继绝学,在仁本道统指导下建设“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宪政良制,即为万世开太平。四为”方针充分体现了儒家崇高的道德境界和社会理想,也是儒家生命和社会双重功能的如实阐说。2014-10-15余东海写于南宁

首发于2014年10月24日《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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