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良知坎陷論”和牟宗三先生

學界對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論”有多種理解。無論作何理解，此論皆不妥當，坎陷二字不宜加諸良知故。良知徹上徹下徹內徹外。要追求外王事業，建設外王政治，實現外王理想，對於良知只能擴充之、提升之、圓大之而不是坎陷之。

儒家文化在朝野的影響大到一定程度，政治道德就會提升；政治道德提升到一定程度，仁政禮制、王道政治的建設就會啟動。換言之，政治良知擴充到一定程度，就會落實為良制良法。這就是徹外，從內聖徹向外王，從道德徹向政治和制度。

良知至誠無息，生生不息，於穆不已，現為四端。四端擴充起來，於個體，發為良心良言良行；於政治，發為良政良制良法；於社會，發為良風良俗良序。良知體全用大，大用無邊，大學八條目都是良知之用。格物致知，所致之知包括一切人文道德知識和宇宙萬物知識。

我說擴充良知，是針對牟先生坎陷良知而言。其實論良知本體，既不能坎陷也不能擴充。擴充良知，實為擴充四端之心。孟子說：“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東海曰，四端之心，苟能充之，足以內立人極致良知，外建皇極致良制。

或謂“道德不能直接實現自己，而必須通過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辯證的方式才能實現自身！”以此為良知坎陷說的根據，大謬不然。道德實踐於政治，就是仁政；落實於制度，就是禮制。認為道德必須通過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方式才能實現於政治和制度，是不明道德良知真義的妄斷。

或說：“坎陷是要自無執變有執以兼顧人的知性主體而開出關於制度的知識，無知識則無法建構客觀對象。故有坎陷一說。然究竟能不能開出另說，邏輯則是成立的。”邏輯或許成立，但不切良知之實際。蓋良知並非無執，而是擇善固執、允執厥中，可以格宇宙生命一切物而致一切知，包括關於制度的知識。
    
或說：“良知直接發用，與物無對，固能愛人，但人我邊界不明確，權利義務不清晰”雲，這個假設不成立，有誤看良知為真如之嫌。良知知是知非知愛，知道如何才愛得正確。良知之愛，自有差等，自知人我邊界和權利義務。良知之愛落實到政治上，必有王道禮制，落實到現代政治，必為儒家憲政。

如果牟宗三提出的是真如坎陷論，那就沒有問題。因為佛教認為，真如無生無執，當然無法開出關於制度的知識，無法建構客觀對象和仁政良制，不能直接實現自己。所以，必須先坎陷之，通過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方式，才能將之實現於政治和制度之中去。

牟宗三是個很優秀的儒者，然未達聖賢之境，思想頗有局限。概乎言之有二過：一是過於抬舉民主制，視之為外王，無意中貶低了王道；二是過於抬舉西學和佛道兩家，又無意中貶低了聖學。相比於儒學，佛道極高明而未能道中庸，包括康德在內的西學既不高明又不中庸。

民國諸儒中，以熊十力，錢穆，牟宗三三人為優，都是真儒、大儒，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精通佛道而辟之，並且是以國學立場批判唯物論之第一人，然對虵蜖主義認知有誤，也是一蔽。

錢穆、牟宗三對馬學非常警惕，堅決辟斥，然對佛道和西學西制過度抬舉。作為儒家，錢牟皆真而不醇，牟尤為粗疏渾雜，佞佛佞道佞禪，以儒理為之狡護強辯。王財貴先生將佛道經典引入私塾，或許就是受了牟的影響。

牟宗三還曾把戲說當真：“元朝人分為十等：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又依民族不同分成四等。第一等當然是蒙古人，第二等人是色目人，其它的不必說；但在這十等人中將知識分子分到第九等，居於娼優之下，你說這是該多悲慘！”（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演講：《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牟一再說元朝知識分子如何悲慘，無根游談耳。元朝儒佛道諸家都頗受尊重優待，儒戶與釋道可以免除賦役。元人張鉉《至正金陵新志》載：“大德十一年，系籍儒戶，雜泛差役並行蠲免。至大二年，儒人免差。延佑元年設科取士，儒風大振。其明年再詔，隸籍在學儒人，毋得非禮科役煩擾”雲。
余東海初作於2018-4，自集於2019-11-22


【附記】前不久吳光老先生駕臨廣西參會，謝君設宴款待，席間元明問及吳老對“良知坎陷論”的看法。吳老與東海所見略同，亦認為牟宗三多此一舉，一言定音：何必坎陷良知，才能開出民主和科學，良知又豈能坎陷雲。2020-12-30
首發於東海儒鍾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