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三恥，言論須三正

余東海

自勉聯：君子於言無所苟，大人處世必全真。

一

相比諸子百家，儒家最重視、最擅長言論，言論著作也最豐富。《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其父司馬談言：“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雲。

楊雄《法言·寡見》也有類似的話：“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可見六藝經傳之豐盛。千萬數的六藝經傳中，樂經遺失，遺失的傳顯然很多，應該是拜暴秦和項羽兩場歷史性的惡火所賜。

儒家最重要的工作有二：一是行道，而是傳道。傳道最重要的有二：一是身教，二是言傳。文字語言就是最重要的傳道工具，包括正理、正義和正確的思想觀念的傳達，都離不開語言文字。

注意，言傳身教，相輔相成，言傳離不開身教，身教離不開言傳，兩者不可割裂。凡主張離言傳法，離言傳道者，往往非真儒，或真而不正，正而不中，產生了佛道化傾向。

重視訓詁也是重視言論的表現。每個名相，即詞語、術語、概念，都有其本義和習慣義，不能自作聰明胡亂解釋和引申。即使要引申，也要明白其本義，並在尊重其本義的基礎上明明白白地進行。名相有古今，現代儒者對於一些重要的現代名相應該有所理解。現代名相訓詁應該成為現代小學的內容之一。

儒家有三重視，除了重視訓詁，還有重視學習，重視知識，都有重視言論密切相關。關於學習，《論語》開頭即強調“學而時習之”，習即重複學習，學習成熟。東海《論語點睛》將習等同於行，解釋為行為實踐，是過度理解。

關於知識，儒家把知識當作智慧的前提，又把智慧看成道德的要素。學習、知識、訓詁三方面相輔相成，為儒家高度重視，視之為入德之門和成德之基。這是儒家一大特色，非佛道所能也。

這方面道家差得遠，對於學習、訓詁、知識和言論都不重視。老子反對多言，說什麼：“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殊不知，言多言少不是問題，言論正誤才是關鍵。三非性言論當然越少越好，沒有最好；三正性言論卻是多多益善，聖賢君子言論越多，越有利於人民和人道，自己功德也越大。三正者，正常、正確、正義也。

二

道德與言論是本末關係，但“末”並非不重要。本大則末全，末大則本全，無末則無本。而正言正行都是成德成聖的必須。

故儒家將言與行並列，並且置先。《易經繫辭上》說：“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這句話含有兩層要義：一、君子必須有相應的言行，有善言正言，善行正行，否則無以榮自己，無以動天地；二、君子必須慎言慎行，一字不苟，儘量避免說錯話做錯事，否則就是君子之恥，並會造成不良影響。

思想和行為、理論和實踐同樣重要，而且思想理論更為基礎。《大學》教導：“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思想和行為的關係就是先後、始終的關係。不知先後，則遠道矣。

《大學》不說始終，而說終始，是因為很多事的終並非結束，也不能結束，必須自始至終、又終而復始地循環往復。言論和行為的關係就是如此。言論指導行為，行為又反過來進一步導良言論，直到言行都高度正確，達入聖賢境界。

正確是儒家對言論的基本要求。故儒家強調慎言，發言、立言必須慎之又慎。孔子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表示，可能有不知道創妄立新說的人，我沒有這個毛病。

孔子又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君子對自己不知道的事，該先存疑。

《集注》：“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二程說：“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讓知德者厭、不知德者惑，這種言論無益有害，不如不言。二程又說：“傳道為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二程粹言》）欲傳君子之道，就應言發於衷，一字不苟，語合乎理，一字不差。

當然，抵達聖賢境界之前，任何人都可能犯錯誤，包括言論錯誤和行為錯誤。只要能夠過而改之就好，不必過於自責。東海皈儒以後，從以前的放縱狂肆變為謹慎收斂，有一段時間自我要求特嚴格。常常三省吾身，一旦發現言行有疵，常會懊惱久之，自己與自己過不去。

慢慢感覺過了。任何人在抵達聖境之前，言行德性都難免有罅漏，有時不妨灑脫一點。錯了，過而改之就是了；有漏，可以補則補，不方便則順其自然，小德出入可也。元士說過：“追求完美，包容缺憾。”這正是君子修養。包容缺憾，包括包容他人之缺憾和自己之缺憾。

三

言論方面，儒家有三可恥：面對政治無道、社會不公而不言，是不負社會責任，可恥也；明知他人錯誤而不言，可與言而不言，是不負道德責任，可恥也；先知真理、先覺天理而不言，是不負文化責任，可恥也；不過，真正知覺道德真理、政治真理者，不可能不言，良知勃勃不容已故，有其德必有其言故。

“三可恥”不需要證據，因為這是仁義邏輯的必然，說出來了，就成立了。但有人一定要我拿出“三可恥”的經典依據和歷史證據。沒問題，很豐富。歷代儒者批判政治無道社會不公、批判他人錯誤和覺後知覺後覺之言，不可勝數。

司馬遷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范寧說：“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可見孔子作《春秋》，就有批判亂賊、摧邪顯正、撥亂反正的意義。包括《春秋》的所有儒家經典和歷代大儒著作，都有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誨人不倦和批評他人錯誤的內容，都可以充當“三可恥”之說的證據。

另外，儒家又以妄言妄語和錯誤言論為恥。不過，是否正言正語，言論是否正確，世人俗儒說了不算。《史記·高祖本紀》：“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羅貫中《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

劉季和諸葛都遭到大言之譏，然諸葛亮千古名相，劉季更是“成就了四百年漢朝，兩千餘年之漢族，民到於今受其賜。”（廣毅廳友語）譏笑他們的人有何成就？故世人俗儒耳中的誇大之言，未必不是正大之言。

巧的是，大言一詞多義，既可指誇大的言辭，也可指正大的言論。《莊子·齊物論》：“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成玄英疏：“夫詮理大言，猶猛火炎燎原野，清盪無遺。”2021-7-22余東海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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