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的中學沒什麼名氣，校址卻不一般 - 它曾是清末大臣李鴻章的私人住宅。 在說中堂大人官邸的前世今生以前，先發個感嘆：原來一百多年前當官的和今日當官的一樣，擼權，斂財，置業，忙得不亦樂乎，然而，結局卻是他們料想不到的, 真應着聖經里的一句話： 世人行動實系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積蓄財寶，不知將來有誰收取。 不是嗎？曾經的當朝高官的私產，百年之後成了學娃洗腦受教的地方。 

關於李鴻章，國人似乎早有定論，就是漢奸，賣國賊一個（是否如此，準備另寫一篇來說這事）。 寫此文時正是他代表清廷向八國聯軍簽署《辛丑條約》滿兩個甲子，你說他有多招國人恨？  所以，剝奪漢奸賣國賊的產業為“人民”所用，豈不善莫大焉？ 

不過經過改革開放這幾十年，家家戶戶或許都經歷過房產買賣，房產轉移的操作，對房產所有權有了新的認識，不免有這樣那樣的疑問： 李鴻章的房子是他的私產，現在成了“公產”，是怎麼個過程？ 合理合法嗎？他的後人願意嗎？作一類比，現在當官的有幾套房產不足為奇，後來犯錯了，可以把它們充公嗎？像這種情況，房產歸國家，但是國家是誰？是人民嗎？是政府嗎？諸如此類的房產，解放後是一大筆收入，前朝官員的，商人的，資本家的，統統一筆糊塗賬，就是不讓人搞清楚。

當然，當年在這裡讀書的毛孩子們是不會想到到這些的，只是有點抱怨。 教室太小，一個班五十幾個學生，擠成一團。 記得班裡有個“高冷”的女生，嫌坐在旁邊的男生靠得太近，說他“真討厭”，讓他把邊門打開，側過身子，把腳伸到教室外面去。

回頭來說我記憶中的學校。 學校的教學樓由三棟樓房組成。 它們看似獨立，其實樓與樓之間是有房間聯成的一體，只是樓與樓的交接處退後不少，前面又有連接大樓的過橋，遮住了後面的房間，所以看起來像是三棟獨立的樓房，每層都有過橋鏈接。 

每棟樓的教室分布是一樣的，每層兩個教室，共用一面牆，不知道原來就是這樣的，還是隔成兩半變成這樣。我猜想是後者，因為做教室，如果一層一間，太大了，隔成兩間正合適。但中堂大人在籌劃自己的居所未必會嫌房間太大吧。 當然，改建的教室並不理想，它們緊挨在一起，總有點妨礙，特別是當一個班的學生齊聲朗讀課文的時候肯定會影響隔壁班級上課。

每層教室的三邊有鉄鑄的圍欄，齊胸高，從造型來看，應該是原配的，已百年有餘了。圍欄和教室之間是寬寬的走道，大理石面，下課時學生們就在這裡嬉鬧，也有在大理石地面上“溜冰”的。 教學樓的正面離操場不遠，二樓以上就是現成的看台。每每有球賽，大家依着欄杆觀看，倒也不用擔心欄杆是否會被壓塌，也從來沒聽說有“跳樓”或“被跳樓”的事情發生過。 初中部占了兩棟樓，初一在一樓，初二升到二樓，初三再升一層。 高中學生少些，使用最靠里那一棟樓，也是級級高升。

每層教室遠離操場的那邊，是辦公室，隔着過道。不記得別的，但記得二樓有學校黨支部辦公室，因為有牌子掛在門上，明明白白寫着：“黨支部”。 如今用什麼詞來描述黨的辦公地點呢？當然最好是“偉光正的所在地”。但那時黨機關給人的印象是有點神秘，畢竟是一小撮嘛，不比現在有九千多萬，一大幫子； 另外，好像黨支部辦公室的門總是關着的，甚至都沒見過有人進出，不知道他們在裡面幹什麼，所以說“神秘”是準確的。 當然，那時候的黨支部雖然也是發號施令的場所，但比不得現在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那種。 

開篇說了，我和我的同學們在這裡既洗腦也受教。 記得初一就有政治課，不記得什麼內容，但並不像現在那種窮凶極惡的灌輸。政治課老師是個退伍軍人，這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光這一點就讓我們對他敬仰不已。但我實在記不起他教會我們什麼東西。 這也許不怪他，他不過是用胳膊撐着講台 - 這是他慣用的姿勢 - 照本宣科。 他也知道政治課有點乏味，一直鼓勵我們提問題，還說什麼問題都可以。 提問的學生不多，就記得有同學問“為什們還不收回香港？” 我也曾斗膽問過“太陽曬在身上暖烘烘的，到底發生了什麼？ 有看不見的東西注進去了嗎？” 他都沒有回答，這讓我們有點失望。

教學樓的邊沿種着灌木、花草。 之所以記得這些，是因為開學第一天我和另一位同學一邊交朋友一邊看花草。不料有位女老師走過來，將近四十來歲，嬌小的樣子。 她問我們，“初一新生嗎？認識這花嗎？” 我們不知所措。她告訴我們她是生物老師。果然，上植物科的時候走進我們教室的就是她。這樣的事情現在還在學校里發生嗎？ 大概不會吧，課外輔導都是要付錢的，哪個老師會吃飽了飯沒事幹做那種事？

教學樓的邊上有幢獨立的小房子，房間的正前方放着一台鋼琴，我們在那裡上音樂課。老師是個男的。每堂課40分鐘，他總要花頭一刻鐘的時間把大家安定下來，然後趕緊教我們唱歌。這是件很難的差事，因為教一群毫無音樂修養的“野孩子們”唱歌無疑像教牛彈琴。大家亂唱一氣。 大多時候，老師顯得無奈，下課鈴一響就放我們出去，好像巴不得的樣子。 有時老師也會生氣，讓我們停下來。 他給我們做示範，唱了一遍，問我們 “和你們唱的有什麼不同呀？” 他見大家不吱聲，就點名一位坐在前排的同學，該學生回答說，“你唱的有點抖”，於是全班哄堂大笑。 

出音樂房，有一片沙坑，這裡是我們上體育課跳遠、跳高，和使用單槓、雙槓的地方。上完音樂課，男生就順便在這裡練肌肉。 那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我們初一的小鬼們個個都是三根筋挑着一個頭。不過人瘦點也有好處，在單槓上做引體向上比較容易，就看見兩根筋拽着身體上去下來。

教我們的老師中至少有兩個右派分子，一個是數學老師，另一個是英語老師。不知道這種消息是怎麼傳到我們班來的。 初一的小鬼知道什麼，也不在乎，反而覺得他們和藹可親。 也確實，階級敵人不敢翹尾巴，說話，行事都小心謹慎。學校，社會教導我們痛恨這些人是後來的事，特別是進入文革以後。

文革是我讀初二時發生的。 其實一年前，也就是從我進校起，政治氣氛就很緊張了。所謂一人發瘋，全國上下也跟着一起瘋狂。 根據最高統帥的指示，黨里藏着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要被揪出來打到的。 我們的學校也不列外，在李鴻章的私宅里也發生過革命小將批鬥學校的黨支部書記的革命行動。關於這方面的事，本來也想寫點什麼，因為我是目擊了學校支部書記在操場上被批鬥，我的數學老師被我的同班同學在教室里扇耳光，但現在有個說法 - “文革是艱辛的探索”； 既然是探索，總是要付點學費，出點代價的，艱辛一點怕什麼。 這不， 瘋子後繼有人啊。 既然如此，我就不好說什麼了，這方面的事留着以後再說吧。

至於我同學打老師的事，請讀我的另一篇博文，《我的中學同學 - 甲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