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科學和民主

——人類永恆的主題

科學的本質是以嚴肅的方式探索自然界的真理，民主的本質是以妥協的方式尋求人類社會的公正。—— 作者

科學和民主解決了人類社會最棘手的問題——“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 作者

通過此前的闡述和對比，偉大的古希臘精神理念已經展示在我們面前。我相信闡述這些偉大精神的文字，必定在讀者心中引起多種不同的感受，無論是對古希臘文明的不可置信，還是對華夏文明的情有獨鍾，但這都不妨礙我們感受到內心的盪氣迴腸和外界的風雷激盪。重返心平氣和之後，我們回味：難道這些都是真的嗎？是的！不僅這些偉大的古希臘精神是真實的，而且由這些精神所必然導出的結論將更加讓我們感到不可置信，但又無可置疑。

這四種古希臘精神，即競爭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義精神，可以被理解為古希臘文明的四個公理。從這四個公理出發，古希臘人導出了決定人類命運和社會公正的兩個偉大定理——科學和民主。這些公理和定理為古希臘獨有，不見於任何別的民族和文化。

古希臘人第一次把理性和科學帶給了人類。在世界其它地區尚處於蒙昧和恐懼的時代裡，是古希臘人首先把理性的光芒灑向了人間。古希臘學者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崇尚理性的知識分子，理性至上的原則誕生於古希臘，在她向其它地區擴展以前，也僅僅存在於古希臘。

古希臘人首先提出了民主的理念並進行了民主的實踐，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公民”、“主權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這是現代民主制度的源頭。前面提到的伯里克利的偉大演講描述了古希臘雅典民主的實踐和理想，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進一步從哲學的高度將民主政治系統化和理論化，並提出了為了防止獨裁，將議事、行政和司法三種權力分立，形成三足鼎立相互約束的設想。這是現代民主“三權分立”【1】學說的最初起源。

於是，人類文明從古希臘開始出現了科學和民主，歐幾里得幾何和雅典政製成為了科學的典範和民主的榜樣。

科學並非正確的代名詞，科學具有“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所有特點，她允許錯誤，但不允許欺騙；允許權威，但不允許扼殺異議；追求真理，但從不以真理自居；解答疑問，但鼓勵質疑。她最本質的特點是對於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對於批判的無限寬容。

民主也絕非多數的代名詞，民主在尊重多數人意志的同時，也保護少數人的利益。民主的本質是“人本主義精神”和“競爭精神”，她由基於多數意志的統治和對於全體公民的尊重兩方面構成。亦即，不管多麼“多數”，都不能以任何方式迫害“少數”；不管如何“少數”，都不會喪失公民應該享有的任何“權利”。

一個合理的社會，科學和民主是完全不能分割的，她們必須同時存在。我們將在稍後對此探討。表象上，科學是一種傳統，民主是一種制度。但實質上，科學是由精神形成的一種傳統，而民主是由意識導致的一種制度。在她們背後，是理想和理念，是人的精神和意識。因此，科學和民主都要求有高素質的公民。

科學的本質是以嚴肅的方式探索自然界的真理，民主的本質是以妥協的方式尋求人類社會的公正。一部人類的文明史，就是這兩個概念的夢想史；一部人類的進步史，就是這兩個概念的普及史。在真理和公正之間，在嚴肅和妥協之間，古希臘人制定了人類社會永恆和崇高的原則——“科學和民主”。

科學和民主是普適的。科學是人類的共同語言，不管什麼文化背景、民族背景、宗教背景，科學都使用了同樣的標準。民主也絕不例外。科學的語言不僅對地球文明是普適的，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對於任何其它地球以外可能的文明也是普適的。美國的航天器攜給“地外文明”的信息中就有數學公式，因為我們確信，科學是所有文明共同的語言，也許書寫的形式不同，但所表達的內容都必然一致。

百年以來，“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逐漸走進了普通國人的視野。請進來，還是拒之門外？這是近代中國進步和反動的根本之爭。這兩位“先生”，對一部分國人來說，如慈禧太后，是來自西方的噩夢；對另外一些國人，如仁人志士，則是遙遠的憧憬；而對還有相當一部分國人，比如阿Q之流，則是不可理解的多餘的痛苦——有飯吃的時候，這純粹是吃飽了撐着沒事找事；沒飯吃的時候，其又不能當飯吃。於是，無論是吃飽了還是餓着，對於阿Q們，科學和民主毫無用處。確實，這不能直接吃喝的科學和民主極難成為他們的理想和實踐。

難以想象，今天在世界許多地方仍然不被理解的科學和民主，在兩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臘即已成為理想和現實。對於我們曾經引用過的學者安·邦納對古希臘文明的評價——“全部希臘文明的出發點和對象是人。它從人的需要出發，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進步，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進步。它同時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過一方探索另一方。”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這裡所說的探索人的一方，就是人本主義、民主；而探索世界的一方，就是自然哲學、科學。

但這人類最偉大的理念和實踐，卻在古希臘消亡後的漫長歲月中銷聲匿跡。隨着文藝復興，這古希臘理念在西方重生。輾轉徘徊，歷經坎坷，人類作為整體距離這一夢想的實現似乎已近在咫尺了。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對於很多國家和民族來說，其中也包括中國，用“艱難坎坷、任重道遠”來形容科學和民主從夢想走向現實的旅途絕不為過。

人類社會的進步，無非就是精神和物質的進步。人類社會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分成不同的階段，可以按照材料和工具的使用分成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鋼鐵時代和複合材料時代；也可以按照社會產品的所占比重分成游牧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類似的劃分不一而足，但都不曾對人類社會用精神標準做一個劃分。人類社會真正意義上的進步，是精神文明。如果從這個出發點考慮，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劃分僅僅需要按照精神文明標準，作為人類精神文明最重要的部分“科學和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與否的關鍵標誌，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

在社會演變中，精神和物質必然是互相影響的。精神的進步促進了物質的發展，同樣，物質的進步給予精神的進一步提高提供了更好的條件。比如，科學的進步是精神的，其導致了技術的進步，導致了儀器的改進，這就是物質的了；而儀器的改進給予科學的發展以更加強大的工具，從而給予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加堅實的基礎和有力的手段。但是，物質進步並不能保證精神進步的必然發生。在深入地闡述科學和民主對於人類社會的意義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一些本質上的困難。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總會有兩個困擾，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絕對貧困”是指社會的財富非常貧乏，不管如何分配，都無法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而“相對貧困”是指社會的財富由於分配不均勻而導致了一部分人占有的財富在比例上遠遠少於另外一部分人。人們在肉體上對於“絕對貧困”較為敏感，但是在心理上則對“相對貧困”更加敏感。

在人類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以及在此以前的史前時代中，每個部落都處於“絕對貧困”之中。那是物質赤貧時代，沒有由物質作為標準的社會階層可言；同樣，那是精神赤貧時代，也沒有由精神作為標準的社會階層可言。但此狀況在人類進入青銅時代後逐漸改變了。

但是，物質改善並不一定導致同步的精神進步。華夏漢朝以前的物質進步和古希臘古羅馬不相上下，但是華夏從來沒有發展出科學或民主；古羅馬在物質上的進步超過了古希臘，但是古羅馬在科學和民主上都落後於古希臘；美洲的阿茲特克文明、瑪雅文明和印加文明都曾經在物質上達到過古希臘時代的水平（儘管年代晚了很多），但是它們都不曾產生科學或者民主。因此，人類的精神文明並非物質文明的必然產物。

因此，僅僅從物質的角度，無法解釋科學和民主在古希臘的誕生，也無法解釋直接導致了科學和民主的四種精神在古希臘的誕生。換言之，競爭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義精神的誕生以及科學和民主的誕生都不直接源於物質文明。世界上的古文明各種各樣，但沒有一個曾經誕生了這些人類偉大理念中的任何一個。

於是，人類社會誕生科學和民主這一現象，與其說是必然，還不如說是奇蹟。現在很難想象，如果人類沒有科學和民主將會是何境況，就如同很難想象，如果今天的社會沒有電的應用將會如何。

科學和民主在今天已經沒有爭議，即便她們最兇惡的敵人也不得不偽裝成忠實的信徒。如此無可爭議和嘆為觀止的偉大卻誕生在距今兩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臘那片相對貧瘠的土地上，古希臘人創造了這樣一個精神文明，她至今都是人類社會的典範和榜樣，一個至今我們尚且難以完全理解和難以達到的典範和榜樣。

文藝復興後的西方，重新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人類社會在精神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並因此物質上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是古希臘的精神文明導致了文藝復興後的西方社會的深刻變革和進步。誠然，文藝復興後的西方並不是簡單地回到了古希臘，而是在更高的物質發展層次上再現了古希臘的精神文明。

此後的社會發展並非一帆風順。由於物質的高度發展，反而導致了一些過去未曾出現的社會問題。“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變得越來越矚目了。我們將看到人類最偉大的精神文明——科學和民主，如何解決了人類最棘手的物質困難——“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

隨着財富的逐步積累，人類從整體上減輕了來自“絕對貧困”的威脅。財富的積累使得財富分配的不均更加容易發生，從而加大了“相對貧困”。正是這樣的相對貧困造成了不同經濟狀況的社會階層之間的對抗。在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直接導致了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突飛猛進的提高，整個社會已經就此擺脫了絕對貧困；但同時也由於社會二次分配製度的不完善而導致了嚴重的相對貧困。本來絕對貧困已經緩解，但是相對貧困的擴大使得人們反而認為絕對貧困更加嚴峻。這樣的情況在進入大工業生產的社會後的初期顯得更加嚴重，因為，生產力的高速發展遠遠超過了社會法律和道德與其同步和適應的能力。

正是這樣的社會管理領域的滯後，亦即法律和體制等對於生產領域的滯後，被一些學者以為是精神對於物質的滯後。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不錯的，但是，這些滯後的部分並非精神文明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亦即僅僅是精神文明中的對於物質文明的管理部分，而不是精神文明中的創造部分。

談及文藝復興後的大工業時代，即一些學者定義的資本主義時代，就不得不談到資本。其實資本和金錢之間並沒有區別，金錢用於投資就成為了資本。人類社會對於金錢的感情是極其複雜的：人們詛咒金錢，稱之為萬惡之源；人們追逐金錢，為之鋌而走險；人們痛恨金錢，認為其使社會道德淪喪；人們熱愛金錢，因為沒有了它就寸步難行。但是金錢是什麼？

在金錢出現以前，社會的交易是以物易物進行的。這樣的不便，由於金錢的出現而克服了。但是，社會商業交易的實質並沒有變化。過去以物易物，現在用產品換到了的是貨幣。這個貨幣並非持有者最終希望擁有的，它僅僅是一個媒介，當一個人把要出售的產品變成貨幣，這個交易實際上並沒有完成，直到他用此貨幣再購買了他所需要的另外的產品，這個過程才算是暫時完成了。但是這樣的對於一個人來說已經完成的過程，對於另外一個人很可能是一個交易的開始，所以這樣的交易和流通實際上並沒有完成的時刻。每一次把貨物變成貨幣和把貨幣變成貨物都是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一個永遠沒有終結的過程的一部分。

一個人把自己生產的物品出售換到的貨幣，一個人做工一天后領到的工錢，都是他們對於社會貢獻的證據。從這個意義上，金錢是勞動的證據。在一個合理的社會中，金錢是一種社會認可的符號，它表明其持有者為社會提供了某種產品或者服務，從而他有權利在他需要的時候向這個社會索取等值的產品或者服務。於是我們恍然大悟，金錢本身絕非萬惡之源。但是，正由於金錢具有如此地位和功效，導致一些人不擇手段追逐之，甚至坑蒙拐騙、殺人越貨。這不擇手段背後的動機，才是萬惡之源。

在進入大工業化後演變成資本的那部分金錢更是無比強大，引來不盡的崇拜和詛咒。如果說勞動是明天的金錢，那麼金錢就是昨天的勞動。或者說，金錢是已經實現了價值的勞動，而勞動是尚未實現價值的金錢。當我們今天並不消費昨天的勞動成果時，資本的積累就開始了。大工業時代急劇增加的生產力已經使得人們根本沒有必要在今天把昨天的勞動所得全部消費掉，而是積累得越來越多。就如同大工業時代的勞動力具有越來越巨大的力量一樣，金錢作為昨天的勞動力，其力量自然同步增加。

如果說今天的勞動成為明天的金錢還有不確定的因素，因為畢竟風險是存在的，勞動未必總是可以得到預期的回報，那麼金錢作為昨天的勞動，則是更加確定的，因為這是已經實現了價值的勞動。同時，由於勞動力的集約化所需要的高超組織和集約化後的勞動力的巨大力量，使得由於社會分配不均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金錢實際上比等值的勞動力具有更加強大的力量。這些金錢由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就相當於等同數量和價值的勞動力由極少數人調動和指揮，並且這些勞動力絕對服從，因為金錢絕不會罷工或異議。可想而知，金錢擁有者的影響力是何等之大。

資本和勞動力作為生產的兩個重要因素，從來沒有像進入工業化以後這樣形成激烈的對抗。其實，資本和勞動力的矛盾並不是進入“資本主義”階段才有的，而是存在於以前的所有社會形式。只是由於那些時代資本稀缺，其無法和勞動力形成廣泛對立。進入大工業時代後，由於資本的積累和分配的不均，造成資本和勞動力的擁有者通常是不同的人群。絕大部分資本被少數人擁有，但是勞動力卻屬於所有大眾。

資本主義的產生需要兩個條件——資本和自由。僅僅有資本是不夠的，還要有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選擇。資本主義的真正含義是資本和勞動力可以自由地結合。允許這樣結合的，就是資本主義，而不允許的，就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含義是，在那裡不僅僅產品是自由出售的，而且勞動力和資本也是自由出售的，因此資本和勞動力的結合就是自由的。資本可以僱傭勞動力，勞動力也可以通過借貸來僱傭資本。通常，民主制度尊重和允許個人的選擇，在那裡實行資本主義很容易，於是，所謂的資本主義時代，在西方民主國家首先到來了。

由於民主國家通常會自然地產生資本主義，因此導致了有人把民主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混為一談。其實，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資本主義不僅可以在民主國家產生，也可以在不民主的國家出現。比如國家資本主義就可以在集權國家出現。通常集權國家由於一些嚴厲的限製造成資本和勞動力無法結合，此時資本主義就無法形成。但是如果在政權的有意倡導下鼓勵資本和勞動力的結合，那麼同樣可以形成資本主義，在國家倡導下形成的資本主義就是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高度不均衡的時代，窮國政府所倡導的引進外資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在國家倡導下的由富國的資本和窮國的勞動力的結合，因此這也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這些不同的資本主義形式實際上和民主的關係並不唯一。亦即，民主國家一定會有資本主義產生，但是資本主義並不限定在民主國家。

資本和勞動力都以各自的方式尋求最大的利益，儘管採用的方式不同，但它們對於利益的追求都必須通過和對方的結合而進行。它們彼此依賴，也互相對立，至少它們的相對利益是對立的，其矛盾似乎不可調和。其實在大工業化初期，這兩者確實顯得不共戴天，進而導致從19世紀開始，有學者斷定，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不可避免，而且愈演愈烈，亦即，大工業時代必然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我相信下這個結論的人一定熟知“馬太定律”並且認為這是一個普適的規律。本來，如果沒有環境制約或者人為限制，“馬太定律”是必須遵守的自然和社會定律。“馬太定律”可以表述為“剝奪那些所剩無幾的，給予那些綽綽有餘的。”“馬太定律”在自然界的例子很多，在非生命領域，例如，那些大肥皂泡以吞噬小肥皂泡的方式越長越大，而小肥皂泡越來越小，直至消失。學過金屬物理的讀者知道，在金屬的結晶過程中，那些大晶粒以吞噬小晶粒的方式長大。在生命領域，那些個體比較強壯的會由於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食物而更加強壯，而那些弱小的，卻由於相反的原因越來越弱小。因此，“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理論僅是“馬太定律”在社會領域的另外一種陳述。

但是，歷史證明西方大工業時代並沒有導致“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愈演愈烈，而且逐漸緩解和解決了這兩個問題。那麼，為什麼這個看似普適的“馬太定律”在這個領域的應用是完全錯誤的呢？我一直在考慮到底是什麼拯救了人類社會於看似不可自拔的困境，解決了人類社會中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

答案就是——“科學和民主”。

科學的發展帶來了技術的改進，科學技術是最大的生產力，市場經濟和競爭制度給這種生產力提供了海闊天空的環境，於是社會生產力大幅提高，整個社會從整體上迅速擺脫了“絕對貧困”，因此也有能力讓每個社會成員脫離“絕對貧困”。在一個崇尚科學的國度里，“絕對貧困”是不可能存在的。

“相對貧困”的被消滅是民主的功績。在整個社會的財富激增下的財富分配肯定會不均勻，從而使得一小部分人占有多得不成比例的社會財富。幸而，由於民主的存在，選票掌握在每個人的手中。極富的人數比較少，而普通的勞動者卻具有人數上的絕對優勢。民主程序使得政治家和立法者不得不代表選民的利益而不斷地修正法律，從而使得社會的分配和二次分配逐漸趨於公平。人們手中的選票將決定議會立法者的傾向和最終的立法，於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再分配都會逐漸對大多數人有利。西方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就是這樣產生的，其是“相對貧困”被消滅的一個重要象徵。

今天在我居住的加拿大，“絕對貧困”早已不復存在，最貧困的加拿大公民，也有足夠的政府提供的基本生活費保障他基本的衣食住行和醫療。當然，一個人不可能用政府津貼生活得很好，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府給低收入者的津貼實際上來自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向政府納的稅。因此政府津貼領取者的生活水準絕不應該和正常工作的人一樣。

我攻讀博士時候的報酬完全可以使得我生活得很好，但是由於希望有所積攢，我的花費實際上是自覺限定在官方的絕對貧困線以下的。即便這樣，我也生活得很好。因此，我自己的經歷說明，加拿大實際上完全告別了絕對貧困。所謂的“貧困線”以下並不意味着真正的絕對貧困。

加拿大還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依。每個老人都可以領取到退休金和養老金。甚至對於那些從來沒有在加拿大工作過的在退休後才成為加拿大移民和公民的人，加拿大政府也給予了一視同仁的照顧。一些以和自己的子女團聚為理由從中國移民到加拿大的老人，到了加拿大幾年後就有資格從加拿大政府領取養老金，只要他們的年齡超過65歲。而且這份養老金是不薄的，超過了每月1000加元，相當於人民幣6000元。

我是拿加拿大的研究助理獎學金才得以完成我的博士學業的，當時每個月可以領取到900加元，當時僅用其中不到一半的錢就可以生活得很不錯，所以我明白1000加元/月可以生活得很好。我從加拿大大學得到的這筆獎學金不僅讓我完成了學業，也讓我深刻體會到了加拿大乃至整個西方社會的立世原則。

加拿大如此慷慨，使得在她國土上合法居住的所有人都沒有“絕對貧困”之憂。至於“相對貧困”，今天在西方也只是學術上的術語而已。在西方，每次選舉都會把社會仍然存在的貧困現象拿出來重點討論。政府在如何花納稅人的錢方面特別謹慎，一方面政府要儘可能縮小貧富差別，另一方面，政府必須讓辛勤勞動者有更好的回報。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的競選和政府執政中，稅收的多少和如何花費永遠是一個重要的競選綱領。

稅收的使用和花費，永遠在公眾和媒體監督之下。每年政府財政預算總是在國會裡吵得沸沸揚揚，就是因為反對黨和執政黨對於納稅人的錢如何花的看法不同。如果政府預算在議會通不過，政府就垮台了，就要進行重新的選舉。政府在稅收的使用問題上的任何閃失，都會立即導致公眾和媒體的鋪天蓋地的批評。在下次選舉中，執政黨肯定要因此下台了。下台後的執政黨也就臥薪嘗膽，爭取更好的表現，以求選民下次再給它一次機會。要執政總會有錯誤，所以總會有下台的時候。但是由於別人也有下台的時候，於是它也會有東山再起的一天。關鍵是，善待公民和他們所納的稅收。

正因為如此，政府要證明自己善待納稅人的錢，至少如何花納稅人錢的賬本是一清二楚的，到底什麼花了多少，都有記錄也可以隨時備查。比如，教育花錢多少，醫療花錢多少，軍備花錢多少，對外經濟援助多少，撥款給市政建設多少，公路花錢多少，等等。而且每項都有更加詳細的花費記錄。

在西方公路上經常可以看到修路的地段上類似這樣的標語：“你所納的稅正在為你工作！”、“你納稅的每一元錢都在為你工作！”意思就是，政府明白這是納稅人的錢，也在努力善用之。政府對納稅人的謙卑和對稅收使用的謹慎由此可見一斑。

寬容的人民、求真的理念、科學的態度和民主的制度，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必然代表選民的意願，從而逐漸完善了社會的第二次分配。所謂的社會第二次分配是通過政府稅收和政府開支完成的，首先，收入高的公民要繳納更多的所得稅，比如收入低的繳納的稅率低，有的甚至是零，而收入高的稅率可以高達50%。亦即一些收入高的，其收入的50%都作為稅收給了政府。所以收入高的不僅僅納稅總額高，而且比例也高。這些稅收都由民選的政府安排來做一些有益於民眾和社會的事情，其中包括了給予生活比較困難的以補貼。

當然，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是不可能平均的，因為如果這樣，就完全摒棄了競爭精神，一個社會就會陷入惰性和停滯。我們慶幸古希臘也給人類留下了競爭精神。正如我們已經在前面闡述過的，所謂競爭，就必須公平。這樣的公平必須是起點和過程的公平，而非終點的一致。也就如同古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所有的賽跑者在同時同地起跑，而最終結果的參差不齊則是公平競爭的一部分。這樣競爭的公平避免了一個社會“大鍋飯”或“平均主義”的產生。在一個合理的社會中，每個人的財富占有率一定是不同的，這是競爭的必然。只要競爭還存在，在終點的參差不齊就不可避免也不應該避免。

倫敦，也許是當年科學和民主在大工業時代戰勝社會貧困和不公的最矚目的戰場，而大英博物館（圖8－1）無疑見證了這一切。大英博物館，這個如雷貫耳的名詞，她不僅意味着藝術、文化、歷史和政治，也傾注了幾乎所有人的想象和爭議。她也是我從巴黎坐“歐洲之星”列車去倫敦作“一日游”的唯一目的地，清晨從巴黎出發，兩個小時後就抵達了倫敦。我一頭扎進大英博物館，一整天全都花在了那裡。博物館像時空隧道，讓我一日便遊歷了萬年，把我從現代帶回到了史前文明、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和近代，再回到現代。在這濃縮的歷史長廊里，文明和野蠻的較量，進步和倒退的對比，令人感慨萬分。在古希臘時代那睿智和平和的哲學背景下，大工業時代的激越和衝突更顯得突兀。

圖8-1  倫敦大英博物館（筆者攝）

當我帶着猶如亂麻的腦袋從大英博物館鑽出來時，已近黃昏。原本以為對大英博物館已經瞭如指掌，參觀僅僅是證實一下自己的看法，看來並非如此。但是，錯綜複雜之間，那頭緒卻是更加清晰了，正如同那塊陳列在博物館中神秘的古希臘托勒密時代亞歷山大城的“羅塞塔石（Rosetta Stone）”（圖－2），儘管鐫刻於其上的古埃及文撲朔迷離，卻由於有古希臘文的同在而有了解答的辦法。我沒有走向火車站，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向了泰晤士河，以期泰晤士河的晚風梳理我頭腦中的亂麻。雖然大工業時代初期的嘈雜，已經遠離了這座城市，但是仲夏泰晤士河的黃昏，依舊喧囂。在這裡，和許多當年熱情地擁抱了“文藝復興”的地區一樣，“絕對貧困”已經無可救藥地遠去了，“相對貧困”的“葬禮”也正在進行之中。為它們送終的，是誕生在古希臘時代的兩位巨人——“賽先生”和“德先生”。

圖8-2  古希臘托勒密時代（公元前4 - 1世紀）亞歷山大城的“羅塞塔石”。石碑上用三種不同的文字表達了相同的內容：上部是五千年前的官方古埃及文，中間是當時托勒密時代日常通用的埃及文，下部是古希臘文。“羅塞塔石”因此成為解密古埃及文的線索（筆者攝於倫敦大英博物館）

在夜幕降臨時，我再次登上“歐洲之星”列車，離開倫敦，穿越英吉利海峽的海底隧道，奔向巴黎。在舒適的車廂里，我想到了腳下平穩的鐵軌，四周堅實的隧道和頭頂波濤洶湧的海峽。這一切都顯得如此輕鬆自如，但是這一切曾經是那樣步履艱難和困苦卓絕。是“文藝復興”後的大工業時代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生產力，使得過去的不可思議成為今天的輕而易舉。腳下的鐵軌已經鋪向所有大陸，四周的隧道已經遍及全世界，把曾經看似無法征服的自然天塹，變成在談笑間便可穿越的坦途。我陷入到無法避免的思考和質問之中：所有這一切，離開了“文藝復興”可能嗎？絕無！沒有古希臘文明就沒有“文藝復興”，沒有“文藝復興”也就不會有工業革命。

總而言之，正是科學和民主消滅了“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也只有科學和民主可以消滅“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絕對貧困”只有在那些沒有科學的社會才無法消除，而“相對貧困”只有在沒有民主的社會才根深蒂固。人類的精神文明成果——科學和民主，最終戰勝了人類物質文明的終極挑戰——“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學過數學和邏輯的，都知道術語“充分必要條件”的含義，科學和民主就是消滅“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充分必要條件。讓我們用一句拗口的邏輯語言闡述這個結論：當且僅當科學和民主存在，“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就必然被消滅。

這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勝利。需要提醒科學和民主的誕生時間和地點嗎？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

應該指出的是，在古希臘，科學和哲學的誕生和存在並非意在解決民眾的衣食住行，而是為了認識自然和人類自己，理解自然和人類存在的意義。這偉大的對知識的渴求和對理性的信念，終於在成為人類最偉大的精神財富的同時，也派生為人類最偉大的物質財富。超脫自然和淡泊名利是古希臘精神的特徵，因此，在古希臘哲學中，從來沒有把人類分成不同的階級從而進行鬥爭的學說，更加沒有充滿仇恨的讓人類對立和不共戴天的理論。古希臘哲學的睿智平和、超凡脫俗和淡泊功利，卻在不經意間，為人類提供了解決人類社會最棘手的問題的方法。

在科學和民主為主導下，西方社會從總體上是非常公平和公正的，事實上，在任何具備科學和民主的國度，不管他們是在西半球還是在東半球，在北半球還是在南半球，都顯現國家繁榮、人民幸福，更加重要的是公民人格的健全。儘管這樣的國家也有問題，人民也有抱怨，但是從整體上來說，她們具有別的國家不可比擬的優勢。

科學和民主是不能分割的一個完整的文明體系，亦即，僅僅科學是不夠的，而僅僅民主也是不夠的。一個僅僅有科學而沒有民主的社會將忽略了社會之本——人；而一個僅有民主而沒有科學的社會將不可能成為一個理性或求真的社會，因此民主也不可能長久。

民主並不是發現真理的充分條件。每次人類發現和接近真理都是通過極少數人的智慧和勇敢，而他們在當時的觀點一般不為絕大多數人認可。因此，人類

真理跨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艱難，這艱難的一方面來自揭示真理本身的困難，而另一方面則是來自社會多數的對於真理探討的抵制和不理解。

例如，大地球形和日心說從提出到最終被人們普遍接受居然歷經近兩千年。從古希臘的阿里斯塔克到文藝復興的哥白尼（Copernicus，圖8－3），日心說的經歷是人類探索真理之艱難的縮影；從古希臘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到文藝復興後的哥倫布（Columbers，Christopher，圖8－4）和麥哲倫（Magellan，Firdinand，圖8－5），對大地球形的認識是科學由少數人掌握的真理戰勝大眾偏見的典範。直到哥白尼之後很久，絕大部分民眾仍不接受日心說。至於大地球形，在被麥哲倫1519－1522年的成功環球航海直接證明之後，仍然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如果那時讓全人類對大地是否球形舉行全民公決，其結果一定是：大地是平的。

圖8－3  哥白尼（Copernicus）

圖8－4  哥倫布（Columbus，Christopher）

圖8－5  麥哲倫（Magellan，Firdinand）

如果今天讓全體人類來投票表決近代物理的“哥本哈根解釋”是否合理，結果很可能是否定的。“哥本哈根解釋”對於不諳近代物理的絕大多數人來說，簡直荒謬絕倫。但正是它，很好地解釋了過去無法解釋的現象並且準確預言了一些現象。即便“哥本哈根解釋”還不是終極真理，它也比那些看起來邏輯正常的對立面（比如愛因斯坦的觀點）要正確得多。

因此，民主和真理並沒有直接關係，真理不可能由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這就是民主的局限，離開了科學，民主將名存實亡、誤入歧途，其非但不可能帶領人類走向理性和真理，反而會導致集體的愚昧和平庸。

同樣，僅僅有科學而沒有民主也不能形成一個合理的社會。因為如果這樣，社會將失去真正的目標。一個社會如果不能以人為本，那麼這個社會就失去了對於人類來說的合理意義，一切成就都會和這個社會的公民毫不相干。

因此，科學和民主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是一個自洽和完整的系統，它們缺一不可。科學和民主是形成合理的人類社會的充分必要條件，亦即，如果一個社會有科學和民主，其必定是合理的；如果一個社會的科學和民主不完整，其必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說伯里克利的講演是民主治國的縮影，那麼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是科學治國的綱領。柏拉圖強調了國家領袖必須精通哲學，其大部分即今天所說的科學。正如柏拉圖的學園禁止不懂數學的入內，柏拉圖也要禁止不懂科學的進入國家管理階層。

今天的世界，已經絕少有人正面否認科學和民主的價值，即便是最不民主的人也要用“民主”標榜自己，最不科學的人也會把“科學”掛在嘴邊。科學和民主的普適性已經不容懷疑。但是對於科學和民主的抵抗卻並沒有由此而減少或減弱。其實，既然科學和民主是人類共同的理想和價值，何必在意其來自何處？

古希臘偉大先哲們開啟了科學和民主的先河，留給人類社會難以估價的精神財富和永不消逝的理性共鳴。科學和民主在古希臘成為理想、付諸實踐並且變成現實，這無疑是一個奇蹟。人類也許至今還不解這奇蹟誕生的理由，但世世代代都將承蒙這奇蹟的恩澤。

科學和民主的坎坷歷程令人無限感慨，她們曾經隨着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被焚燒的濃煙從人類社會消失，那完全可能成為古希臘文明的絕響，人類社會完全可能再也無法領略其風采。且幸鳳凰涅槃，文藝復興使得這個奇蹟在千年沉寂後再次降臨人間。

我們可以不信神跡，但難以質疑這是上蒼對人類最慷慨的饋贈和最神聖的啟示。

科學和民主，人類社會至高的價值、終極的標準和永恆的主題。

註：

【1】“三權分立”在英文中稱作“Checks and Balances”，意即“制約和平衡”，亦稱作“Separation of Power”，意即“權力分割”。更加準確的表達是其拉丁語詞源“Trias Politica”，意即“三權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