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现代的危机——

和再次“文艺复兴”

在艺术和政治领域，西方已经逐渐远离了古希腊的原则；而媒体和资本，是民主社会中影响力巨大但却最不民主的因素。——作者

“文艺复兴”已经远去，她来的时候潜移默化，离去的时候亦不轰轰烈烈，然而她留下的足迹深刻无比，她激起的巨浪至今仍然涟漪犹存。“文艺复兴”无可争辩地复兴和弘扬了古希腊文明，直接铺平了通往近代和现代文明的道路，奠定了建造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大厦的基础。但是，毕竟她远去了。其实，人类总是要走向未知的空间和时间。

人类历史已经处在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不妨把这个时代称作“后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是以西方的状态来界定的，19世纪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起点。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未知“海域”航行。我们曾经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这个“海域”，但是随之而来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不知道现在的航线。看似平静的海面暗涛汹涌，晴朗天空的边际已经开始出现了乌云。

人类社会已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尽管那些耳熟能详的问题都是物质的，比如环境污染、能源浪费和短缺、人口爆炸，而真正和本质的问题是精神的。曾经让人类激动不已的精神领悟变得模糊了，让人类信心坚定的归属感开始动摇了。我们在精神上会重蹈古罗马的覆辙吗？今天的西方会像古罗马把继承来的古希腊精神逐渐抛弃吗？

这样的担忧有着充分的理由。在艺术、政治、媒体和经济等几个不同的领域里，“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已经遭到了严重的侵蚀。

将巴黎称作“艺术之都”绝不过分，因此用巴黎来诠释艺术是恰当的。在巴黎，如果想按照时间顺序参观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可以先到卢浮宫，然后到奥赛博物馆，最后到蓬皮杜（Pompidou）中心。在这些博物馆里，你会依次看到以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为代表的古典艺术，以印象派为代表的近代艺术，和以抽象派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但是，你将看到的除了不容置疑的区别外，也许并不能让你感觉欣慰。

卢浮宫所代表的艺术和蓬皮杜中心所代表的艺术似乎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卢浮宫里陈列的艺术品给人的感觉是无法超越的赞叹，那么蓬皮杜中心给人的冲击多半是出乎意料的困惑。介于两者之间的奥赛博物馆则似乎是她们之间并不完美的桥梁。当参观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后，来到塞纳河左岸的奥赛博物馆，仍然可以感觉到她们之间的联系甚至亲情，尽管奥赛博物馆似乎在奋力摆脱卢浮宫那巨大和辉煌的影响，试图独树一帜。而蓬皮杜中心已经彻底和卢浮宫没有了关联，和奥赛博物馆的藕断丝连也显得牵强附会。

仅在建筑风格上，卢浮宫（图10－1）和蓬皮杜中心（图10－2）就截然不同，卢浮宫是典型的古典建筑，庄重而典雅；而蓬皮杜中心却非常“前卫”，浮躁而张扬，其所有按照常理本应隐藏在内部的管道，都故意夸张地暴露在建筑物的外表，俨然一个人的肠子长在了身体外面。蓬皮杜中心以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命名，以纪念这个对标新立异有着异常热情的政治家。蓬皮杜甚至想把整个巴黎的老城区都改造翻新，也许都翻新成蓬皮杜中心的样子？还好巴黎人没有理睬他，否则巴黎就面目全非了。由原来的火车站改造而成的奥赛博物馆（图10－3）则比较好地继承了古典建筑的风格，她把大工业时代的内容隐含在了古典的风格之中。她的建筑风格和陈列内容似乎在谦逊而婉转地和作为“长辈”的卢浮宫诉说离“家”出走的愿望。而蓬皮杜中心的里里外外则如同彻底的叛逆，不仅已经离“家”出走，而且决心和“长辈”一刀两断。

 10－1  卢浮宫（Louvre），巴黎，笔者摄

图10－2  蓬皮杜（Pompidou）中心，巴黎

图10－3，奥赛（Orsey）博物馆，巴黎

蓬皮杜中心侧面有一个著名的“丁格尔泉”，由一个水池和里面的雕塑组成，这是一个典型的粗制滥造的现代作品。一个如此简陋的摆设被称作了“著名艺术品”，不禁令慕名前往的我大失所望。充斥蓬皮杜中心内外的基本上就是这样风格的“艺术品”。

不仅仅是巴黎，这类“艺术品”在当今各艺术馆备受推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大西洋另一侧，加拿大的国家艺术馆的陈列风格类似于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中心，而其建筑风格比奥赛博物馆要现代，但比蓬皮杜中心却要保守得多。加拿大从文艺复兴的后期开始才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在此以前，这里是印第安文明的边缘地区。作为新兴的西方国家，加拿大的艺术无可避免地经历了西方艺术近代变迁的影响。

我曾经在加拿大国家艺术馆中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作品。一个是一幅油画（图10－4），与其说是油画，不如说是一幅油漆。在5米多高2米多宽的画布上（543.6 cm x 243.8cm），规则地漆成三条等宽的不同颜色，两侧是相同的蓝色，中间是红色。这幅画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Voice of Fire”（火之声）。加拿大国家艺术馆花了180万美元购置了这幅“画”。当时有人质疑如此代价是否值得，馆长辩解说：这画已经涨价了。言下之意，这幅画买得很值。我当时愕然，这是给艺术馆购置艺术品呢，还是买股票呢？

 图10 - 4  火之声，现存于加拿大国家艺术馆

有一个渥太华地区的油漆工更加坦率和实在：“这画值这么多钱吗？给我180加元，我就可以给你这样一幅画。”诚然，此“画”确实只要两桶油漆，一个小时就足够了。尽管你可以说艺术和刷油漆截然不同，但是这样的“艺术品”真的比油漆工的作品更像艺术吗？

有一件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的“作品”是把小便池吊在门框上。更有甚者，另有一幅作品是用新鲜的牛肉连在一起做成了一件“连衣裙”，旁边展示着一幅照片，照片上是穿着这件连衣裙一个女子。这件“牛肉连衣裙”作品如此受到艺术家的青睐，以至现在陈列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图10－5）。牛肉已经干燥，成了牛肉干，唯有照片还显示了当时人体模特穿上新鲜牛肉“连衣裙”的“风姿”。

图10 - 5，牛肉连衣裙，用新鲜牛肉制作，目前陈列品已经成了“牛肉干”；小图是当时由人体模特穿上的效果。（笔者摄于巴黎蓬皮杜中心）

蓬皮杜中心也有一个小便池作品，但我不能肯定其就是曾经在加拿大国家艺术馆展出过的那件作品。这个在蓬皮杜中心陈列的作品有一个很优雅的名称——“喷泉（fontaine）”，实际上就是一个旋转了90度放置的小便池（图10－6）。

图10 - 6，冠以优美名称“喷泉”的作品 —— 旋转90度放置的小便池。（笔者摄于巴黎蓬皮杜中心）

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确实是艺术，于是问题是，什么是“艺术”？在这个问题上，文艺复兴和古希腊之间没有分歧。但发展到现代分歧就非常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如果说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艺术是寻求美好和理想，那么一些现代艺术仅仅在追求刺激和幻觉。

我并非不能欣赏这些“艺术”，对作者的幽默甚至恶作剧也常莞尔。但是，就此而已了。如果把它们和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作品相比，就如同正剧幕间的杂耍比之正剧。如果他们安于这样的地位，那未尝不可，但是问题是，他们要以此取代正剧。如果他们还不敢如此狂言的话，那么他们也在跃跃欲试。

对于那些“见仁见智”的“艺术”，我们不妨使用“垃圾原则”和“平庸原则”进行判别。亦即，把那些所谓的“艺术品”和垃圾放在一起，和平庸的日常物品放在一起，看看它们是否可以被识别。不少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在垃圾堆里也无法“鹤立鸡群”。既然如此，那么这些“艺术品”就应该是垃圾和平庸的同类。

现代西方音乐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并不对现代音乐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也可以欣赏现代音乐。但是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距离，更是高度和深度。如果说古典音乐是对理性的崇尚，那么现代音乐就是对于感觉的宣泄。理性的深刻和感觉的浅薄就是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区别。现代的“重金属音乐”以及类似的音乐，只能说是给麻木神经的刺激。越麻木，需要刺激的程度就越强烈；越刺激，神经越麻木。

当我们驻足在古典艺术面前，会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发自内心的赞赏，而面对现代艺术则可能即便经过很久的困惑也不得其解。也许，现代艺术表达了现代人对于现代的愤怒和困惑？如果说古典艺术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共鸣是由于崇高和美感，那么现代艺术所引起的共鸣就更多地是愤怒和焦虑。愤怒和焦虑是很可以引起共鸣的，正所谓“同病相怜”，这也许是现代音乐可以流行的原因。现代艺术不需要观赏者理解，而只是让观赏者一起困惑，只要可以引起共同的困惑，那么就是佳作，如果可以引起愤怒，那么就是上佳之作了。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往往对人生和社会态度积极进取，而后来的前卫艺术家不少却常常从毒品和酒精带来的幻觉中寻找灵感和宣泄感情。这绝非偶然。

显而易见，古典艺术是如此伟大，要超越她们显然已经不可能，甚至望其项背都极其困难。对此，现代艺术家心知肚明，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标新立异。这就像是一个能力不够且别出心裁的跳高选手，面对自知无法越过的横杆，他选择了从下面钻过去。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必然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原来的精细不见了，代之以粗制滥造。面对一些现代艺术品，你会感到那些“艺术家”是在侮辱你的智慧。那些“作品”令人想起“皇帝的新衣”。

这使我们更加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运动如此多地表现在了艺术领域。确实，艺术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对世界观的表述，对于艺术的赞赏和对于艺术形式的认同，反映着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于是，我们的艺术表现，就是我们世界观的流露。

如果我们对不喜欢的艺术可以选择回避，那么，政治就是无法回避的了。

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已经所向无敌，整个世界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完成而一览无余，生产力由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应用而突飞猛进，整个世界都已经在西方的掌握之中。任何非西方和西方的冲突都以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完胜而告终。但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却随之而来了。

西方内部的冲突令人想起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希腊城邦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两败俱伤，雅典作为战败者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而从来不具备领导希腊世界的精神力量的斯巴达也在战争中大伤元气。由雅典代表的民主政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严重地倒退，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黄金时代随之结束。整个希腊世界只有很不情愿地等待后起之秀马其顿的到来了。好在马其顿还是希腊世界的一员，亚历山大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嫡系弟子。否则，如果由于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最终导致波斯的统治，那么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西方内部的冲突绝不比伯罗奔尼撒战争更有道义上的意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的冲突，俄国和北欧的冲突，最终是德国和英法的冲突。这些冲突实际上利益远远高于道义，不管谁在冲突的最后成为胜利者，其在道义上都没有更高尚的地位。

19世纪以来的一些西方内部的战争实际上可以避免，比如美国旨在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美国国内的“南北战争”。加拿大并没有进行“独立战争”，但是加拿大今天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加拿大人民仍然把英国女王奉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加拿大并不比美国有丝毫的不公正，由此可见，美国的“独立战争”未必必要。如果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不必要的，那么“南北战争”显然更不必要。

进而，二战的欧洲战场也是可以避免的。二战的发动主要归罪于希特勒（Hiitler），但是英国对于德国的政策促使了这本来可以避免的结果。对此，西方不少有识之士耿耿于怀，美国政治家、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布坎南（Buchanan）就直言不讳美国参与欧战是一个错误。

二战结束不久，欧洲悲惨结局的始作俑者丘吉尔（Churchill）便装模作样地大声疾呼“铁幕正在落下”，好像那个他、罗斯福（Roosevelt）和斯大林（Stalin）在苏联度假胜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今天乌克兰境内）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会议他没有在场。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结局，但是却为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短期利益，出卖了整个自由世界和整个人类的进步。在“铁幕”落下来之后，大半个欧洲都在铁幕后面了。

如此结局让一些西方领导人，如“和稀泥大师”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一生都为此追悔莫及。由于他的命令，巴顿（Patton）强大的集团军不得不在距离布拉格不到50公里的地方停止前进，巴顿愤怒地指责最高统帅部的愚蠢决定，他知道欧洲的明天将是暗淡的。巴顿扬言要写的《我所知道的二战》由于他不幸死于车祸而未能问世，而这本书正是西方政治家非常不想看到的。按照巴顿的说法，其对二战的观点和描述将和大众所知的大相径庭。捷克的Plzen是巴顿大军占领的最西边的欧洲城镇，我由西向东驱车去布拉格途经这个小镇，从那里到布拉格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在柏林至今还旧貌尚存的“查理检查站”（Check PointCharlie）（图10 - 7 ) 驻足很久。这是当时的西方和苏联军事管制的结合部，如此敌意和对峙的“盟军”恐怕是空前的，但愿也绝后了。“查理检查站”似乎诉说着这铁与血的破碎的光荣与梦想，以及铸就的愚蠢与荒唐。

 图10 - 7  查理检查站的今天（笔者摄）

当欧洲的普通民众真正认识到这个战争的结局是如此地不美妙时，已经太晚了。他们的利益已经在雅尔塔被丘吉尔和罗斯福出卖了。铁幕后东欧的民众仰天长叹，幸免于难的西欧的民众愤怒怀疑。战争胜利的喜悦很快就被出卖和欺骗的糟糕感觉所代替。

布拉格是一个非常美丽和精致的城市，其旧城保存得很好。在布拉格狭窄的小巷里，那古典的气息几乎迎面扑来，把人带回到几个世纪以前，也把人带回到数十年以前（图10 - 8, 10 - 9）。1968年，著名的反抗苏联统治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就发生在这里。为了镇压民众，苏联的坦克开进这些狭窄的小巷，整个西方和很大一部分世界都愤怒了。尽管我到布拉格时已经是在“布拉格之春”后几乎40年了，苏军坦克留下的痕迹已经难在巷陌中寻觅，但是捷克人对于这段历史却绝难忘记。

图10 - 8  布拉格市景（笔者摄）

 图10 - 9  布拉格市景（笔者摄）

大错已经铸成，铁幕已经落下，现实必须面对。冷战成了整个世界的现实，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东西对垒、军备竞赛、穷兵黩武、剑拔弩张……整个世界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惨重的代价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稳定和安全，反而更加危机四伏。这个历史教训，西方吸取了，但却矫枉过正，犯下了另外一个严重错误。

今天让西方头疼不已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实际上是西方自己培育的。西方在冷战时和苏联集团的危险对峙和博弈中，已经不择手段，不管什么国家，即便是独裁和专制的国家，只要它们反对苏联，或者可以被西方用来牵制苏联，都被西方精心培育，即便牺牲西方的原则也在所不惜。如此策略虽然可以被理解为别无选择，但是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为了抗衡苏联集团，西方培育了伊朗的巴列维政权，激起了伊朗的反美情绪，直接导致了“伊斯兰革命”。在推翻了亲西方的巴列维皇室之后，伊朗成了西方最大的敌人之一。但是西方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把伊拉克的侯赛因拉扯大和伊朗对抗。结果伊拉克在侯赛因的领导下成了美国更加头疼的敌人。本拉登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训练基地，也是西方在和苏联的抗衡中刻意培养的，本拉登得到了来自西方的财政和武器的支持。曾几何时，本拉登的“圣战者”们被西方媒体描绘成“自由战士”。但正是这些“自由战士”在世界各地制造了反西方的恐怖事件，以及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至此，西方才如梦初醒，面对由自己精心培育出来的凶恶的敌人，长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西方并没有彻底醒悟问题所在，实际上至今还在“已知明日，执迷不悟。”

当苏联解体后，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令人费解的。在二战时，苏联是西方最凶恶的敌人，但那时，那些胆小鬼，比如丘吉尔，不敢与之对峙，而选择了拱手相让。但在俄罗斯不再是西方敌人的时候，却一再采取挑衅的姿态，把导弹放在了俄罗斯的家门口。西方应该理解这和当年的“古巴危机”中苏联把导弹架在古巴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此不明智的举动也许是西方试图补偿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在二战中对苏联的屈服和出卖，也许是西方试图伸张自己二战决策错误导致的难以下咽的屈辱。于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西方似乎要再犯一次错误以抵消过去的那次错误。但是，两次错误并不构成一次正确，就如同两个缺德并不构成一个美德。

20世纪西方政治的一系列错误绝非偶然。在这些错误后面，是民主社会中两个最不民主的因素，即媒体和资本的作祟。这就是要在这里讨论到的两个现代西方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媒体和资本。

媒体和资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前面的章节所分析的，今天的资本是昨天的劳动力，而今天的劳动力就是明天的资本。正因如此，控制了媒体就相当于左右了今天劳动力，而控制了资本则掌握了昨天的劳动力和今天的生产资料；于是，控制了媒体和资本就等于控制了今天和明天的生产资料以及昨天和今天的劳动力。

在西方，唯有媒体和资本基本上不受民主直接约束。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对这两者进行投资和控制的原因。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和作为私营公司的媒体，都可以借自由的名义不受任何监管。在西方受到监管的是公共设施和政权，由于他们是民选的，他们必须受到监管。于是媒体就当仁不让地参与“承担”了监管的“任务”。但是媒体自己又由谁来监督呢？没有！资本也同样不受监督。媒体和资本以它们不是物化的产品为理由，逃避了质量监管；又以其不是权利机构为理由，逃避了政治监管。

当然，如果在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竞争环境中，媒体和资本可以受到了竞争的约束。但是问题是，由于一些利益集团对于媒体和资本的控制，导致在这两个领域中，竞争机制已经不完全成立了，甚至完全不成立了。

比如，一些不同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实际上属于同一家公司，而即便那些属于不同公司的媒体由于它们所属的股东沆瀣一气，也失去了竞争的环境，于是媒体的公正就失去了保证。

1991年的洛杉矶骚乱完全是媒体的不公正报道一手导致的，媒体片面报导了洛杉矶警察对一个黑人（Rodney King）过度使用武力，因此导致了民众的抗议。但是关于此事件的报导是极其不公正的，媒体没有报导这个人在被警察制服以前是如何酒后驾车，拘捕，并且和警察对着干的，也不说明此人是一个罪犯，尚在服刑期间，却利用假释的机会继续犯罪。相反，媒体一味掐头去尾仅仅显示警察采取的制服罪犯的行动，而罪犯的犯罪事实却被删去。面对自己引起的洛杉矶骚乱，那些主流媒体还要把自己打扮成公正的英雄。其实，在一些问题上，美国的媒体通常采取非常不公正的立场。他们很大程度上极不公正地把警察描绘成种族主义者，而把罪犯描写成警察暴力的受害者。

媒体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北美媒体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责难很难说得上公正。我通常对宗教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但是我觉得批判应该是公正的，而北美媒体对于基督教持有的显然不公正的态度使得我不得不同情基督教。媒体的势力非同小可，他们面对明显多数的信仰基督教的人们，仍然可以在舆论上营造出轰轰烈烈。

北美的媒体基本上是由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由于民主制度，他们不得不使得自己看起来不偏不倚，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并非如此。所以，当你越来越了解美国媒体和他们背后的操纵者，就越来越怀疑它们在一些特殊问题上的动机和公正性。它们真正忠于的，并非美国人民或西方人民，亦非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而是一小群特殊利益集团和他们的利益。

美国的媒体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但它们既不代表公民也不接受来自公民的监督。媒体实际上置于民主制度之外，置于公民之上。没有人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一个媒体应该如何行为，也不能罢免或者选举媒体的管理者。主流媒体不受任何党派的控制，但是它们的确受到了媒体大亨的控制。于是它们的“监督”作用完全可能是偏见的。

作为媒体的重要部分的娱乐领域，好莱坞对历史的歪曲和偏见更是显而易见。当然在好莱坞里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其在好莱坞难以生存也难以成为主流。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好莱坞著名导演制作了一部影片《耶稣的激情》（The Passion of Christ），这部并不过分的影片招来了犹太人组织和媒体的责难。我本人并不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觉得这部影片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仅仅由于影片按照圣经描述了耶稣受难中犹太人的负面作用，所有的犹太组织和媒体对影片进行了不公正的报导和责难。但是，好莱坞的年复一年连篇累牍的对于德国人进行整体的污蔑，却得到了好莱坞本身和媒体的赞扬。斯皮尔伯格（Spielberg）用摄影机进行的对于历史的歪曲得到了好莱坞和媒体的一致喝彩，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千万不要到好莱坞的影片中挖掘真理，那些我曾经以为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好莱坞电影，实际上多是用谎言堆砌起来的，如果他们没有彻底歪曲了历史，那么他们也刻意隐瞒了历史。

这些媒体和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仅把他们自己塑造成权威的化身，而且还竭尽全力企图封堵不同的声音。

尤斯塔斯·穆林斯（Eustace Mullins）写了一本书“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美联储的秘密》）【1】，用他的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严厉的批判。我本来对于这本书一无所知，是由于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而决心买来一读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蒙特利尔报纸上看到了犹太人组织破坏一位作家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讲演，理由是这位作家写过反犹太的书。这个作家就是Mullins，他们说的书就包括《美联储的秘密》。我很震惊，在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居然有一些利益集团可以用这样卑劣手段封堵他人的话语权。我因此决心一读此书，结果发现，书中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对美联储的形成和作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书中确实批判了一些人，但总不能由于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犹太人而不许批判吧？退一万步说，就是对犹太人批判，那么又有什么呢？难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由于他们的民族背景而不被质疑或批判的吗？

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害怕民众对他们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就在言论上进行控制。不少冠以“反歧视，求公平”宗旨的组织实际上的行为和目的恰恰背道而驰，比如Anti 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 等组织，一开始我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什么民权组织，结果都是犹太极端分子背景的，他们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制止他人对于犹太极端势力的批评。本来在西方批评是一种极正常的民主手段，但是他们却把这样的民主手段描绘成煽动“仇恨”。破坏Mullins的讲演就是B’nai Brith牵头行动的，他们以民权组织的名义从政府得到了经费，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破坏西方的民主政治，在西方有识之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在西方普通民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好莱坞和媒体的背景基本相同。好莱坞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推出一些“大片”来把德国描写成恶魔，但是好莱坞从来都没有出过甚至一部片子描写苏联的恶行。他们似乎对苏联的恶劣的人权记录视而不见。原因很简单，好莱坞的大亨们代表的小集团利益和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大相径庭。好莱坞的大亨们既忽视乌克兰饥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苏联对东欧人民犯下的罪行，也看不到《古拉格群岛》揭示的铁幕后面苏联对自己公民的暴行。《古拉格群岛》在西方人民中享有盛誉，其作者还得到了诺贝尔奖，但是好莱坞却选择了不予理睬。好莱坞的斯皮尔伯格们可以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艺术”地描写德国的暴行，但是他们绝无兴趣把任何以上的历史事实搬上银幕。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其统治的短短数年间就杀死了1/5的自己的人民，这样的滔天罪行就在眼前，但是好莱坞的大亨们，却只字不提，从来没有制作过一部有关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人们绝不能指望斯皮尔伯格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拍摄苏联和红色高棉罪行的影片。

这些好莱坞和媒体的大亨们，对于带给人类更大灾难的一些历史事件讳莫如深，对于要建立以上受害者的纪念设施居然如丧考妣。他们连篇累牍甚至添油加醋自己的辛酸往事，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别人的苦难经历。这样的截然不同的对待历史只能说明那些大亨们只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走狗，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正义也没有历史，有的只是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所艺术描绘的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也大可怀疑。

他们如此的不公大行其道的同时，自然是他人的权利被损害。英国一位历史学家David Irving由于对于二战中一些事件的看法不同而被以所谓的“否认大屠杀”罪被判3年监禁，而且他不是唯一的由于对历史事件的见解而被囚禁的人。在以自由和民主为宗旨的西方社会里，居然会有人由于不同的政治见解而被定罪和坐牢，简直难以想象！这是现代西方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在西方，你可以质疑上帝，可以批判圣经，可以痛斥总统，指责政府，但是你不能质疑一个称作“大屠杀”（Holocaust）的历史事件。奇怪的是，对任何别的民族的大屠杀都可以质疑，苏联对于自己公民和东欧的人民进行的屠杀可以质疑，日寇在亚洲的暴行也可以质疑，但是对于二战中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却不能质疑。这让西方蒙受了政治上的巨大损失。西方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中输掉了物质，而且也输掉了精神。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不允许质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只有那些禁不起质疑的理论，才需要用法律或者武力来封堵质疑。剥夺人们陈述观点和表达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做法，是让西方丢尽道德原则和丧失道德底线的愚蠢行为。

就在有人为质疑历史事件的描述而坐牢的同时，一个同样在二战中犯下了屠杀和残害平民罪行的罪犯Solomon Morel却可以逍遥在法律之外。此人在二战结束后在苏联占领的波兰建立了一个集中营，把所有他可以找到的德国族裔的人囚禁在集中营里，这些囚犯都是没有参与战争的平民。他对于他囚禁的德国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残害，其残忍使历史学家不得不说“对比Morel所经营的集中营，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就像是夏令营了。”这个罪犯现在躲在以色列，逍遥于法律之外。犹太人组织和以色列还嘲笑波兰试图引渡这个罪犯回波兰接受法律制裁的努力，“居然你波兰还有权利想惩罚犹太人”，意思是，你波兰算老几。以色列仗着美国的支持，俨然这个世界上他们不受法律约束和正义惩罚。

对于这个罪犯，通常大声疾呼严惩二战战犯的Anti Deformation League，Simon Wiesenthal Center，B’nai Brith却视而不见、沉默无语。那份“矜持”，对比他们通常的凶神恶煞、气急败坏，充分说明了这些所谓的“人权组织”只寻求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绝非为了普适的人权。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目的只是要把历史事件打扮成他们希望的样子，为他们今天的利益服务。

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的主流媒体采取了非常不公正的态度，几乎一边倒支持奥巴马（Obama），有意忽视奥巴马的一些问题，而穷追猛打迈凯恩（McCain）阵营的问题。如此偏袒，实在不忍目睹。CNN一开始还对其偏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但是到了竞选后期整个赤膊上阵了，简直就成了奥巴马的竞选班子的一部分。这些媒体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他们把持的系统灌输到民众之中，这和新闻公正的原则背道而驰，其所作所为严重地降低了美国媒体的可信度。

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立媒体已经很少了，很多不同名字的报纸实际上都被控制在同一家传媒公司，而整个传媒界都在几个媒体寡头的控制之下。媒体的公正性正在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媒体的权利和影响巨大，而且它们想如何解释事情就如何解释事情，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想袒护谁就袒护谁。由于媒体的私营性质，其权力既不来自于人民，也不受监督于民主的机构；由于媒体的被垄断，他们的行为也不受限制于竞争。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世纪后，人口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深入的讨论都被禁止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一些严肃的关于人口数量和质量的讨论，结果被冠以种族主义而打入冷宫。当时其所在的安大略省的省长振振有词：“我们不要坏科学。”言下之意就是一旦被扣上来“坏科学”的帽子，就只能被禁止了。这是对人类进步的双重反动，一方面任凭影响人类前途的人口问题恶化，另一方面破坏了科学得以生存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资本了。和以上已经阐述到的艺术、政治和媒体相比，资本既不属于经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资本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介质，资本同时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资本还不仅是金钱，而是管理和金钱的混合体。

如果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么即使是民主社会，对资本的行为也无能为力。一旦极少数人拥有极大的资本，那么实际上这些人就已经操纵了金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资本流向任何他们希望的地方，资本的到来会带来经济繁荣，而资本的离去会引起经济萧条。由于资本的操纵者拥有支配手中资本的绝对自由，于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将成为一股巨大的不受民主制度管辖的力量。

正如我们在科学和民主一章中论述的那样，资本作为昨天的劳动力具有的力量甚至比今天的劳动力还要巨大。今天的劳动力具有独立的思想，难以被操纵，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些劳动力的话语权，他们手中的选票就是对权力最好的限制。（正因如此，一些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对于媒体的控制来左右今天人们的思想）。但是昨天的劳动力却没有选票，其一旦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劳动力”的话语权就完全控制在这些少数人手里。

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利益集团在西方受到民众普遍的痛恨，这并不是由于西方存在着种族主义，而是由于这样的资本运营总是在由这样一些人操纵，而他们的道德准则显然背离了西方普遍的原则。在美国，华尔街的大亨们被美国普通民众痛恨，但是对于这些人，民主没有办法制约。一个民主的社会，对于权力的监管来自公民，对于权力的赋予也来自公民，因此对于政府人员的营私舞弊行为，会很快得到纠正。但资本的支配并不来自公民，而是极少数的操纵者。

政府和资本在民主社会中形成了对立，前者是民主的，而后者是独裁的。由于资本的伟力，资本成为一种权力。资本操纵者的权力不来自人民，没有三权分立，因此资本可以为所欲为。资本的操纵者使用杠杆方法，把手中的资本放大到极限去为他们自己谋取利益和权势。后者的独裁不仅仅源于私有资本集中在极少数富人的手里，而且也由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资本也由极少数人操纵。他们创造出所谓“基金”和“财富管理”，把不属于他们的钱也圈到他们的手下，成为他们谋取利益和权力的工具。他们的权力之大，不是一般人容易想象的。金融资本才可以呼风唤雨，翻江倒海。就那么几个“金融大鳄”，就可以掀起金融风暴，把一个国家的货币升上去，降下来，甚至打倒。

美国的联邦储蓄机构其实名不副实，它既不联邦，也没有储蓄，其本身并非政府机构，而仅仅是一些私营大银行联合的一个空架子。因此由它制订的货币政策很难保证不带私心。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和政策都无法说是民主的。不错，美联储主席需要美国总统的推荐和国会的确定，而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是由全体公民选出的，在这点上说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环节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判断美联储主席的选择到底是基于公民还是廊说者的意愿。因此，美联储制订的政策也很难判定其是否以美国公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有人这样说：“重要的不是谁当总统，而是谁当美联储主席。”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却不无道理。美联储主席想怎么调整利率就怎么调整利率，没有人可以干预他。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多年，而正是他对于最近的美国金融风暴以及由其导致的全球金融风暴负有难以推托的责任。他的低利率政策首先引发了股市的泡沫，在股市泡沫破裂之后又继续以低利率刺激房屋市场，制造了房屋市场的泡沫，引发了“次贷”危机，最终导致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这个帐不能全部算在格林斯潘身上，因为这样一个其规则漏洞巨大的金融体系，不是格林斯潘也会有别的人制造这样的经济混乱。

美国庞大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没有任何约束，其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监督，也不受政府的控制，由于资本操纵者们沆瀣一气，也就没有了来自竞争的限制。这样一个金融体制，实际上是独裁和专制的系统。其唯一目的就是利润，其手段就是利用手里的资本和其控制的金融规则来操控市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正是这个有缺陷的机制的总爆发。

有人把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次贷危机。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火灾起因仅仅归结于抽烟者的不小心，而忽略了整个防火系统和消防规则的缺失。换言之，如果没有次贷危机，那么也会有另外一个危机导致全面金融危机。这是一个没有完善消防设施和规则的系统，火灾迟早会发生。

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其实西方对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民主就是为了避免独裁的最好的措施，不仅可以防止不合适的人进入政府，而且可以把不合适的政府扫地出门。三权分立则是制约执政者的最好的制度，可以对任期内的国家各管理部门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使得任何人都不能滥用由公民赋予的权力。但是这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在金融体系中都没有。

我们来看看作为金融危机导火索的“次贷”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低利率刺激了普通人们的贷款欲望，而银行则进一步兴风作浪把这样的欲望变成贪婪和铤而走险。房屋抵押贷款（按揭）本来对贷款者审查严格，因此几无风险。但是审查严格就减少了贷款者，于是银行就放宽审查，这就有了“次贷”（Sub-Prime），亦即把钱借给了信誉和还贷能力本来不够格的人。

比如银行A有100亿美元，为了暴利，它进行30倍的“杠杆”操作，于是它就有了3000亿的运作资金。因为只有把钱借出去才可以赚钱，于是就到处找人来借它的钱，其中就有很多“次贷”。但是A并不傻，他并不自己承担风险，而是找另一家金融机构B为这些贷款做了保险，这就是CDS合同（Credit Default Swap），如果A不能偿还，这些合同就归了B，由B来承担。但是B也不傻，它买了公司C的保险。这样的一层层的投保，每层的保险公司都很精明，按照常规的坏账率计算，都是只赚不赔的。但是房屋市场价格一跌，那些本来指望着房屋涨价出手赚钱的“次贷”贷款者的如意算盘落空，只好断供，接着，公司A根本无法对付如此大量的断供者，于是找B来赔偿。这样一层层到最后的担保者，但它也同样赔不起，于是它就不得不完蛋了。它一完蛋，所有的都一起完蛋。

因此，“次贷”仅仅是美国金融问题的症状，而远非问题的根源。美国金融系统的规则和操作，才是根源。

在美国，所有的产业和产品都有质量标准机构。比如食品和药品有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药品总署），各种材料有美国测试和材料学会ASTM（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Materials），但是对于资本最集中的金融机构的产品和运作，却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甚至没有任何标准。格林斯潘振振有词说金融机构自己会管理自己，再退一步，市场也会管理它们。自由市场的确有调节机能，但是其必须通过竞争起作用，而由于金融寡头们的控制和勾结，自由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所以市场调节也就不存在了。格林斯潘一直指望这实际上不存在的竞争机制来调节金融业，因此他自己就不必做什么，却火上浇油把本来过低的利率调得更低。怪不得他每天拎一个不足半公斤的皮包把美国经济导向了危机。

没有了规则和监督的金融寡头们，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在股市上扬、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不许任何机构监督它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但是当股市大跌、出现亏本的时候，这些大银行却要国家（亦即纳税人）来拯救它们。它们在挣钱的时候采取的是资本主义，而在亏本的时候采取的是社会主义；挣钱的时候它们把钱攫为己有，亏钱的时候要纳税人来买单。

那些普通纳税人通过金融机构的投资本来就回报甚微，没有哪个基金从长远来看跑赢了大市，股票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给股民带来财富的机制。从1966年到2006年的40年间，纽约的股市增加了14.5倍，这折合成年利6.90%。而这段时间的年通货膨胀也有4.56%，再减去由于投资所得回报的税收，实际上，投资的回报还跟不上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亦即普通投资者的财富并没有增加。

于是普通的纳税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首先他们用自己的税后收入进行投资，他们辛勤所得的少量资本被金融寡头汇集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进而被这些金融寡头用来谋取私利。当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还要通过政府用他们所纳的税向这些坑害了他们的金融公司注资。因此这些普通的纳税人的受害是双重的。

显然资本的流动很多时候并不符合西方人民的利益，而仅仅符合资本运作者的利益。难怪西方所有领域的发展都迟缓于发展中国家，究其原因，资本追求的利润在发展中国家高于西方国家，于是这些由西方创造的本可留在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被投到了发展中国家，这些由西方创造的本可留在西方的工作机会流向了发展中国家，这正是资本和其运作者使然。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从1900年到现在西方的几次重大经济危机，没有一次是从实体经济开始的：制造业没有问题，服务业也没有问题，而危机都是从金融开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供需平衡有一个自然的周期，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会经常出现，但由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负反馈作用，它们只在小范围内波动，不会酿成大规模的危机。

1929年始于美国的“大萧条”，美联储要负很大责任。这个1913年被创造出来稳定金融系统的机构，却恰恰没有起到稳定所需的负反馈作用，而是以正反馈使本来并不严重的经济问题演变成危机。

那些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设法进一步刺激繁荣，“创造”了并不存在的需求，使得本来并不严重的供不应求看起来更加严重，制造了虚假的需求信号；当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放大了本来并不严重的供过于求，制造了虚假的过剩信号。

如果说今天的劳动力决定了政府，那么昨天的劳动力（资本）则影响了政策。政府是由公民决定的，不管财富多少，每人有一票，也仅仅有一票。但是在政府形成之后，作为昨天劳动力的资本就会以各种形式影响政府的政策。当然，公民，也就是今天的劳动力也会以有组织甚至示威游行的方式对政府施压，但是资本的拥有者和运作者对政府的施压通常是非常隐秘的。在西方有一个常见的政治现象——“廊说”（Lobby）。这是一些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资本和其它资源，向政府和议会施压和谏言，从而影响议会通过的法案和政府的决策。

古希腊的科学和民主彻底解决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正是由于科学和民主所到之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必然减轻，所以一些寻求自己特殊利益的人和集团必然会躲避科学和民主。于是在民主的社会中总是有一些人和集团设法制造它们可以控制的同时又是游离于民主制度以外的机制，以便使他们可以逃避责任和约束。这就是西方媒体和资本现状的成因。

媒体和资本成为了不受科学和民主约束的两个独立的权力机构。之所以说它们是权力机构，是由于它们实际上享有的影响力和权力。可以说，媒体和资本是民主国家中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在民主国家，理应所有的权力都属于公民，但是媒体和资本却不属于公民，而仅仅属于极少数利益集团。正因如此，一些利益集团竭尽全力对媒体和资本进行控制。他们知道，控制了这两个，实际上就左右了政府的政策和民众的思想。于是就在民主权利之外又创造了一个权力体系。这个权力体系和独裁没有什么两样，只要把媒体和资本控制在自己的小集团手里，就可以获取暴利和控制思想，就可以左右政府和民意。这正是独裁者梦寐以求而无法在民主国家实现的梦想，但是通过这样的对于媒体和资本的控制就可以梦想成真。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媒体和资本背后的操纵者，会发现，他们都是背景极其相似的利益集团。

当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奴役。当媒体和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也将遭到不同程度的奴役。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家和媒体大亨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要进行资本和媒体的垄断——用资本控制过去的劳动力，用媒体左右今天的劳动力。

西方必须对自己社会中最不民主的两个因素，媒体和资本，进行彻底的审视和改革。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民主制度将是跛足的。

这是现代民主的一个漏洞，这样的漏洞不可能由堵塞去解决问题，因为仅仅靠堵塞就会造成更大的独裁问题，而是要有一个竞争系统和机制来解决。在这一点上，古希腊的竞争精神仍然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如果我们真正地使古希腊的四个公理（或者说是四种精神），亦即竞争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把古希腊的两个定理（科学和民主）作为我们的指南，我们就必然会彻底解决这个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

人类迄今的历史表明，文明和进步的社会不一定可以战胜野蛮和落后的社会，这就如同人的健康肌体未必可以战胜癌细胞。代表了恶势力的癌细胞可以依靠它在某些方面的强大扼杀健康的肌体，并且用它强大的扩张能力占领整个肌体，从而让整个肌体死亡。在开始的时候，癌细胞可以在数量上和能量上都很小，但是如果不及时清除，原本健康的肌体将最后死亡。人类的历史也如此。

如果说人类在古希腊文明后期被迫地接受了她的消亡，那么人类在文艺复兴后的今天主动地扬弃了文艺复兴所弘扬的价值。古希腊文明已经是数千年前的事情了，文艺复兴也过去了数百年，曾经高举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大旗的西方已经逐渐远离了作为其文明源泉的古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精神领域，西方实际上已经在背离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古罗马的悲剧会再现吗？这绝非杞人忧天或耸人听闻。我们绝不希望到失去之后才理解曾经拥有的意义。

古罗马人最终丢失了古希腊文明，从而欧洲步入了漫长的暗夜。人类是幸运的，在这几近千年的漫漫长夜后，迎来了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的复苏。如果我们现代人最终也丢失了古希腊文明，那么我们也将无可避免地再次进入漫漫长夜。在那长夜的尽头还会有再一次的“文艺复兴”吗？人类的失而复得的幸运未必会重复，人类未必会有再一次的机会。

因此，让我们在还未失去的时候就开始珍惜吧。也许，现在是需要重温“文艺复兴”的时候了。

注：

【1】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Staunton, VA24401，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