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拷問古希臘 ——當代的自責
我們從來不乏拷問久遠過去和遙遠他鄉的“勇氣”,但是我們真的敢於拷問自己的時代和腳下的故鄉嗎? ——作者
人類真的在數千年前曾經有過一個我們今天都難以企及的文明嗎?隨着嘆惜和感慨,我們承認:是的,這就是古希臘。她創立了科學體系,誕生了民主制度,她孕育的競爭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義精神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基礎和準則。 但古希臘並非天堂,亦非完美無缺。讓我們把古希臘請出來細細拷問,因為我們不想讓此時此地輸給遙遠的他鄉和過去。 古希臘有奴隸的存在是其不完美的重要特徵。在古希臘,奴隸沒有公民的權利。任何一個將人劃分成不平等階層的社會都不能被稱作完美的社會。因此,古希臘是不完美的。不過,古希臘奴隸的生活條件並不像國人想象的那樣悲慘。國人曾刻意把久遠的過去和遙遠的他鄉描繪成人間煉獄,以便讓此時此地的現實顯得容易忍受。但是隨着深入了解古希臘奴隸生活狀況,我不禁額頭滲出冷汗:絕非由於古希臘奴隸境況之悲慘,而是相比之下我的經歷更加不堪。 古希臘的奴隸有兩種,一種是為家庭服務的奴隸:當一個家庭接受奴隸的時候,必須舉行一種儀式,比如把乾果甜品灑到新來的奴隸頭上和身上,此形式和一個家庭領養孩子是一樣的。此後,此奴隸就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奴隸死後也葬在這個家庭的墓地里。另一種是為社會服務的奴隸:他們的工作幾乎涵蓋了所有的社會領域,也包括了經商和金融。 奴隸經營生意的利潤在理論上都屬於他所服務的對象,但實際上作為主人的總是把利潤的一部分給奴隸。所以才有了奴隸在經濟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前面章節中徳摩斯梯尼講述的那兩個奴隸,他們在銀行工作,後來不僅成為富翁,還成為了公民。回想我當初在太行山那“人不如驢”的親身經歷,絕無底氣對古希臘的奴隸居高臨下。 和奴隸問題相當的還有古希臘的婦女問題。細心的讀者應該注意到在本書的附錄《伯里克利在殉國將士葬禮上的講演》中有這樣一句話,“我也應該對那些今後成為寡婦的人講一些婦道美德。我只說簡短的忠告。你們最大的光榮是不要讓自己表現得比自然賦予你們的更弱,並且,不要讓男人以任何理由議論你們,無論是由於好還是壞。” 正如伯里克利精闢地論述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也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古希臘社會對婦女的偏見。古希臘社會的婦女社會地位低於男子,她們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因此,在古希臘的民主中,沒有婦女的直接的參與。這絕非一個完美的社會應該有的現象。 但是古希臘的婦女不必裹腳,不必成為男人的殉葬,不必遭受即便近代婦女也難以避免的虐待。婦女可以不從命於丈夫,可以拒絕和丈夫做愛,顯然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並不比男人低多少。古希臘社會有錢人家婦女的活動範圍通常限於家中,而家境比較差的和奴隸階層的婦女卻為了謀生而拋頭露面於社會。不管社會地位如何,婦女都有自己經常的社交和聚會,也可以理所當然地到劇場和男人一樣看演出,參加莊嚴的聚會和儀式。 即便在近代婦女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的西方,其政治權利也來得相當晚。不少歐洲國家的婦女到20世紀後才得到了選舉和被選舉權。而西方以外的很多國家,婦女至今的境況絕不樂觀。 由於奴隸和婦女的問題,古希臘的民主權利就並非人人擁有,而僅屬於成年的男性公民。即便如此,也很難說古希臘的民主就不如今天的民主。現在民主國家的議會由議員組成,他們代表了各自選區的公民,而古希臘的議會(公民大會)由全體公民組成,他們肯定也兼顧了那些不能投票的家庭成員的利益,所以公民大會中的公民類似於現在議會中的議員。在結構上和制度上,現代民主更加精細,也更加完整,但是古希臘的公民大會比現在任何形式的代表大會制度都更直接地體現了選民的意願,古希臘公民的參政比今天任何國家的公民都更認真和更具責任心。 我們還可以指責古希臘人有“種族歧視”,理由是他們經常把其它民族說成是“野蠻人”。這顯然可以構成今天我們定義的“種族歧視”。 古希臘人確實把自己和所謂的“野蠻人”區別開來,但是在古希臘人眼裡,所謂“野蠻人”並非是智力的問題,而是人品的問題。因此很難說古希臘人有種族歧視,也許有文化歧視的嫌疑,但是絕非種族歧視。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在《波斯人》中這樣定義了“野蠻人”:他們追求奢侈;不約束自己的感情和行為;俯首讓獨裁者統治。對於古希臘人來說,這三條是構成“野蠻人”的最根本的特徵,至於民族背景,卻並不重要。 和古希臘時代的哲學、科學、藝術、文學的完美相比,古希臘時代的法律顯得稚嫩和遜色。後來的羅馬人在法律上繼承和發展了古希臘的傳統,這是羅馬人超越古希臘人的唯一領域。 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古希臘在法律上的持續進步。人類歷史上每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做法:一人犯法,全家治罪,甚至一人犯法,株連九族,古中國也不例外。而古希臘在荷馬史詩時代就已經開始廢除連坐治罪。 德拉古(Draco,公元前7世紀)(圖11-1)是古希臘雅典的立法者。當時法律之嚴厲,令後世的西方從德拉古的名字派生出一個形容詞Draconian以形容嚴酷,這想必出自後世的角度。但也正是這個德拉古用準確的文字將憲法和法律公之於眾,並細化了罪行的分類(比如故意殺人和過失殺人),他也徹底廢除了連帶治罪,從此僅僅罪犯本人被懲治,而其家人朋友不受牽連。
圖11-1 德拉古(Draco) 古希臘也有酷刑。有一種酷刑是用桎梏固定犯人的手足和頭部,然後棄之不管,直至餓斃。今天看來很殘忍,但這和其它民族的酷刑相比,則仁慈了很多。在華夏歷史上,炮烙、車裂、凌遲等等,不勝枚舉。相比之下,這類似於絕食而死的酷刑就相形見絀了。研究也表明古希臘死刑中可能包括把犯人釘死在十字架和砍頭,而類似閹割這樣旨在消滅人尊嚴的酷刑,從未在古希臘出現過,而是東方的發明,包括波斯和古代中國。 我覺得古希臘雅典最不能被原諒的錯誤是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蘇格拉底的定罪過程非常複雜,但是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和由於什麼環境和背景,這都足以指明雅典的法律缺陷和民主制度存在的問題。蘇格拉底面對指控的答辯詞顯示了他仍然有權利和機會申訴自己的觀點,他當時也可以選擇流亡而免予死刑,但是高貴的蘇格拉底拒絕選擇流亡。 蘇格拉底的罪名是用異端邪說教壞了年輕人,但是這個罪名實際上在法庭上也是不能成立的。當時的雅典對異端邪說的寬容程度從對阿里斯托芬的諷刺喜劇的普遍被接受和歡迎中可見一斑。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雲彩》是一個典型,其劇情是這樣的: 一對父子,由於生活方式不對,欠下了一屁股債。於是商量如何應對,此時父親聽說在雅典有一個學校,專門教授知識給“聰明的笨蛋”,據說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在那裡找到解決的辦法。在父親的建議下,兒子去了那裡學習。學的東西不着邊際,但是很新穎。他了解到,真正對人類生活起作用的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天上的雲彩。並且,一切權威都可以蔑視。正講授着,雅典最聰明的哲人蘇格拉底坐着籮筐由別人抬進來了。學問到手,兒子就回家了,但是還債還是無從談起,父親質問他為什麼沒有學到辦法,兒子想到了蔑視一切權威的教導,於是推論,既然所有的權威都可以蔑視,那麼父親也不例外,於是他就把父親捆了起來,痛打一頓,趕了出去。但是債務問題依然如故。 從這個令人捧腹的的劇目可以看到,在民主的雅典,言論自由,蘇格拉底由於名聲遠揚,所以也就容易成為眾矢之的,要想蠱惑人心也實在不容易,樹大招風倒是很有可能。蘇格拉底自稱牛虻,意為用刺痛的方式教育民眾。由此看來,雅典人並非聖賢,還是有被激怒的時候。雅典容忍了阿里斯托芬的辛辣諷刺,但是雅典人還是證明了他們不是聖賢。又有誰是聖賢呢?連古希臘人所創造的諸神也非聖賢。 我們需要把古希臘理想化為完美無缺嗎?著名研究古希臘文明的學者Robert Flaceliere這樣說雅典人:“他們的偉大遠遠超過了他們的不足,以至於根本沒有必要來粉飾和理想化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確實,雅典人不公正地置蘇格拉底於死地,但是,蘇格拉底自己也是雅典人,作為人來說,世上還有比蘇格拉底更偉大的嗎?”【1】 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是民主的典範,但是強大的雅典也奉行了霸權主義和對海外的擴張。後來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圖11-2)更是霸權的典型。如果說亞歷山大對于波斯的一些過激做法還情有可原,那麼他對於古希臘城邦、詩人品達故鄉的底比斯(Thebes)的殺戮就絕難被原諒。不管亞歷山大的文治武功對於傳播古希臘文明起了多大的作用,這一罪行必定是亞歷山大乃至古希臘的污點,被人詬病千年也咎由自取。
圖11-2 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但是亞歷山大在東征中普遍開明的做法使得其大軍沿途得到了很多民眾的支持。畢竟是波斯首先在亞歷山大之前侵略了古希臘,因此亞歷山大的東征更像是解放者,尤其是對被波斯占領的愛奧尼亞地區的古希臘城邦來說。亞歷山大善待了被打敗的波斯國王大流士的妻女家人,也善待了波斯民眾和軍人。而他的擴張所隨之帶去的文明使得他的遠征不僅僅是征服,隨軍東進的自然哲學家不僅帶回各種動植物進行研究,而且也帶去了古希臘文化。而他所創建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隨後超越了雅典成為希臘世界的學術中心。在他英年早逝後興起的希臘化時期,是人類在古希臘古典時代後最重要的文明時期。 至於雅典的霸權和擴張也許是人類歷史中過程和結果都是最文明的霸權和擴張了。如果後世的霸權都如雅典,也許人類歷史就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了。 今人還可以指責古希臘的有,古希臘的科學不注重應用,因此沒有給古希臘帶來本應更加廣泛的技術應用和生產力的提高。但是,科學是否一定要以實際應用來衡量其價值?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爭論。科學的力量通常要經過很久的沉澱才可以顯現,而古希臘人有這個耐心,因為他們不急功近利。這恐怕難以說成是古希臘的弱點。相反,古希臘科學的非功利特徵和古希臘文明的從容不迫也許正是現代人類文明需要回歸的本源。 科學進入近代給人類帶來的不僅是福祉,也有災禍。正是科學,使得核能的利用成為可能,一方面,作為能源造福人類,而另一方面,作為武器威脅人類。科學,帶領人類告別蒙昧,又讓人類面臨更大威脅;治癒了許多可怕的絕症,但又製造出眾多人為的災難;賦予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但又讓人類的任何錯誤都變得不可寬恕:一場由棍棒做武器的戰爭,即便竭盡全力也傷亡有限,但是一場核戰爭,一個錯誤就可能摧毀人類文明。科學就是這樣一柄雙刃劍,在幫助人類所向披靡的同時,也讓人類面臨利刃的威脅。當人類慶幸越來越遠離洪荒的時候,卻陡然發現,終極的災難是如此近在咫尺。難道我們數千年為了遠離洪荒的艱難跋涉終究會變成走向毀滅的不歸之路嗎? 人類也許必須責怪德謨克里特和古希臘,如果不是他的原子學說和古希臘的科學精神,世界不會認識核能,於是也不會有核武器,不會飽受核威脅。但我們能如此責怪德謨克里特嗎?如前所述,古希臘人其實並不急於把知識轉變為改造世界的生產力,這是一個從現代角度來看的缺陷,但也是一個人類久違了的美德。如果現代社會也如同古希臘那樣不急功近利,那樣從容不迫,那麼我們的科學應用就會審慎得多,於是未必就會有這麼多的副作用。 我本想寫出古希臘的不足之處,從而說明古希臘並非一個完美的社會,以此顯得公允,也使得具有東方背景的我,心態可以更加平衡一些。在為此絞盡腦汁搜腸刮肚之中,逐漸意識到我在做一件極不公平的事情:我在用當代世界最好和最輝煌的成就做標尺來衡量古希臘的不足。但這以今人的標準和眼光審視古希臘的不足之拷問,最終仍然演變成了對我自己和當代世界的拷問。誠然,必須要用今天的社會和準則來搜刮古希臘的不完美,這本身就是對古希臘的褒獎。 在迄今不可思議的物質成就下,當代人可能忘乎所以起來。當頓然意識到所有這些物質成就都來自於科學技術,而科學正源於古希臘時,我們所有的高傲立即代之以卑謙。數千年過去了,如果除去技術進步帶來的生活便利,當代世界少有資本可誇耀自己優於古希臘。可以不誇張地斷言:我們所有的成就都是在古希臘的框架中取得的,而所有的麻煩,都是背離了古希臘原則的結果。 和古希臘相比,現代社會少了一些理性,多了一些功利;少了一些超脫,多了一些現實;少了一些崇高,多了一些世俗。比起古希臘來,當今社會的問題更多、更嚴重。古希臘不會信奉一個被稱作完美的權威,讓人類世世代代為了祖先曾經偷吃的一個蘋果而承擔沉重的罪責,比如宗教所教導的;古希臘不會為虐待婦女製造理論上的依據,比如一些民眾所篤信的;古希臘更不曾把公民當作自己權勢的墊腳石和可以隨意犧牲的數字,比如所有的近代獨裁者所奉行的。古希臘,不曾有過被迫或從被迫演變成自覺行動的蒙面隱形的婦女,不曾有過從未見過選票更不知選舉為何事的所謂“公民”。 當我用同樣的標準來審視現代社會時,驟然發現,把我們指責古希臘的不完美之處放大百倍,就是人類社會今天需要解決的問題。難道這些現代的困難和尷尬不正是背離了古希臘精神的緣故嗎?如果我們今天在物質文明中仍然保有了古希臘的競爭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義精神,我們便不必有這些問題;如果我們今天可以把科學和民主作為真正的理想和行動準則,就不必有如此困境。 這正是在我,作為當代人拷問古希臘時,來自內心的自責,對此我愕然和語塞,因此我額頭沁出冷汗,身上汗流浹背。面對這數千年前的偉大精神文明,我們應該不再將其尚不完美之處作為自我驕傲的理由和自我辯護的藉口。在這個偉大文明面前,我們每次試圖作為仲裁的努力,都會以更像被告而告終。我們不必追究古希臘社會是否完美,因為古希臘精神已經足夠讓我們自嘆弗如。 於是,我將中止對古希臘的拷問,而轉向我們自己的時代和社會,也許,這才是需要我們真正拷問的。 但是,我們有這樣的勇氣嗎?我們從來不乏拷問久遠過去和遙遠他鄉的“勇氣”,但是我們真的敢於拷問當今的時代和腳下的故鄉嗎? 註:
【1】R. Flaceliere,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London,Phoenix Press,2002年,第2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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