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念11按：中國人本來就是一個黑社會，哪怕是一堆博士。。。更何況，唐人街還充斥毒賭黃。。。不過，黃不多，因為排華法案，中國女人無法來美。。。白人娼妓則有限。

有幾個比較大的黑幫（堂）。。。但老實說，稱他們黑幫稍微有點過於貶義。。。雖然收取’保護費‘，更不要說殺人越貨，確實黑。但中國人還是有一點傳統文化的。。。順便說一句，中國千年黑幫都是自翔有文化，祭拜孔子，關公之類。真信還是裝偶不知道，但任何組織總要有文化凝聚力。

而且人家也是愛國的，（不是美國）。。。為了抗日，捐出百萬（那個時代這是巨款了），比偶們愛國的多。。。黑幫也知亡國恨。

很多具體人事就不展開評論了，不重要。

嚴歌苓的‘扶桑’，偶是推薦的. 這和“堂斗”說的幾乎是同一年代的美國華人。。。“堂斗”其實是史料匯集，信息量大，作者筆調客觀。不偏不倚。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就是華人討生活不易，真正的壞人不多，雖然狠心的殺手不少。但殺人大多是為了報復的快感，分泌多巴胺，所以頭頭三令五申也很難禁絕。

當然，玩刀的，必死於刀下，所以也就有不少人被打死。。。到了最後，黑幫大佬發現如此火併無異於是同歸於盡，那不如妥協？所以和平協議了很多次，但最後都因為雙方殺手的多巴胺效應而告吹。。。最後，一定程度是因為日本侵略中國凝聚了各個黑幫而終於最後真正的和解了。

現在網上去查，安良堂在美國還是不小（3萬），估計都是商人。協勝堂改名協勝公會了。。。安良堂的頭目甚至在大陸當上了政協常委。這些主，在美國已經百年，可能仍然有點身在曹營心在漢？這可能和美國對華僑社團有所打擊有點關係。。。

說實在的，那些年的唐人街的個人談不上被主流系統的歧視，但整體是妖魔化的。。。儘管唐人街罪惡累累，但和其他移民黑社會罪惡比，小巫見大巫。但華人壞名聲則如雷貫耳。。。

各黑幫頭子斂財是很難免的了。。。畢竟人家不是共產黨。所以也可以說這幾個無論如何不是好人。但因為有地位，而且和官府有勾搭，所以死後都是備極哀榮。也是諷刺。

書比較有意思的是警察的腐敗，官場的腐敗。。。最觸目驚心的是所謂“坦慕尼協會”，民主黨的政治機器。雖然作者避免任何貶義說法，仍然可以看出非常的腐敗和惡劣，長袖善舞。。。但你無法追究，因為它罪惡累累之後自己解散了。。。太狡猾了。

但美國也不是一片黑暗，也有很多官員，主要是警官，盡心盡力。有個甚至每天工作18小時，最後身體垮掉。

後浪出版社後記：

      華人移民美國的浪潮始於19世紀40年代，主要是為了躲避戰亂和謀求生計。但是，美國從未真心歡迎這些背井離鄉之人。白人認為他們搶走了自己的工作，排華思潮日漸抬頭，言辭越來越極端；官員、法官和警察將他們當作罪犯，將唐人街視為罪惡之淵；政客為撈取政治資本，毫無底線地迎合選民的民粹心理，大肆貶低、侮辱華人。最終，美國國會於1882年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
    《排華法案》通過後，華人移民的生活日漸艱難，他們難以取得合法身份，無法入籍，工作機會受限。絕大多數華人生活在社會底層，勉強維生，難以適應美國的文化、制度，實現階層躍升只是一場遙不可及的夢。在這種情況下，受排擠、遭歧視的華人即便利益受損，也根本不可能通過正常渠道維護自身權益。因此，他們只能轉向宗親會、會館，乃至堂口尋求幫助。這些組織因而得以發展壯大。其中，強調忠誠、服從，從事諸多不法生意的堂口之間的爭鬥尤其激烈。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各堂口為爭奪賭場、鴉片館、妓院的控制權而相互廝殺，時間長達三十年之久，血腥程度愈演愈烈，死傷者越來越多。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正當所有人都對堂斗束手無策，認為唐人街將永無寧日的時候，堂斗卻在20世紀30年代之後漸漸平息，大規模堂斗再也沒有重演。堂斗消失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激發了海外華人的愛國心。國難當頭，堂口兄弟放下私利，攜手為祖國募捐，在美國揭發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其拳拳愛國之心值得國人銘記。 服務熱線：133－6631－2326188－1142－1266 服務信箱：reader@hinabook.com 後浪出版公司 2020年9月

雙陽

2021-01-23 11:08

在坐落於廣州二沙島的“廣東華僑博物館”，可以看到早期華僑華人在異國他鄉接續奮鬥又反哺桑梓的歷史展陳，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華工參與建設美國太平洋鐵路部分和其後“排華”時代顛沛流離的記錄。北京師範大學學者黃安華和廣東省僑辦的沈衛紅女士，先後有《沉默的道釘：建設北美鐵路的華工》《金釘：尋找中國人的美國記憶》等著作問世，通過回溯華工鑄造太平洋鐵路的歷史，勾勒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人的“金山”之路，描繪早期廣東人移民美洲的艱辛創業史。“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華工的屍骨”的說法，有一組數據為證：在太平洋鐵路西段——中央太平洋鐵路一千一百零四公里的鐵路線上，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程是在華工加入築路大軍後完成的，其代價是平均每兩英里的枕木下埋葬了三名華工，一千兩百多名華工被奪去了生命，兩萬磅屍骨被越洋運回中國。

當然，華人在美的“奮鬥史”“生活史”也有被國人有意無意忽略的一面，最典型者便是所謂“堂斗”（Tong War, 或譯“堂口戰爭”）也即唐人街區域的華人社團幫派之爭。這些往往被歸類於“野史”，在口口相傳中逐漸變形走樣成為“演義”和“傳奇”。美國學者蘇思綱（Scott D. Seligman）的著作《堂斗：紐約唐人街的罪惡金錢與謀殺》便是這麼一本“揭秘”之作。藉助當年的新聞報道、庭審卷宗和各類統計數據，他描述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三十多年間，以“安良堂”和“協勝堂”等為代表的紐約唐人街各堂口為爭奪賭場、鴉片館、妓院的控制權而爆發的四次廝殺混戰，為讀者還原了少為人知而又可信的另一面——華人“農民工”來到人地生疏的“法治新大陸”，是如何適應、破壞、利用法律規則而掙扎求存的。

通過當代大量黑幫電影的薰陶，書中所逐次逐案梳理分析的百年前的堂斗場面已經相當“小兒科”了。作者的野心並不大，其描述的“主戰場”局限於紐約唐人街的區域包括勿街、披露街等四條街一個廣場，對堂斗最激烈的美國西海岸地區並未觸及，甚至對曾任紐約安良總堂“總理”數十年的司徒美堂也很少提及。對中國讀者而言，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可能是華人社團與美國政界和司法界的“互動”，或者說，是美國涉旅美華人執法中少為人知的另一面。

十九世紀中葉後，主導紐約政壇的是所謂“坦慕尼協會”——由一個“社會互助組織”發展而來的政治機器，以為民主黨政客提供政治獻金和拉選票而獲得對政府的實際影響力，再從中牟利。紐約警察局的專業化程度很低，許多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愛爾蘭移民依靠政客的關係，交上兩百五十美元的“打點費”就可以進入警察局，“他的資歷和成績均不與薪金掛鈎，晉升成為加薪的唯一途徑”，“警員的任命、晉升，甚至連如何處理具體案件都常常受政治勢力擺布”，警察若想謀求升遷不得不尋找或攀附金主——轄區內的商人。“這個辦法在唐人街行不通，因為大部分華人英文不好，而這些警察不會講中文，溝通的鴻溝橫亙在警察與華商之間，而能夠填平它的人將獲得豐厚的回報。”安良堂這樣的組織提供的便是這樣的服務（黃金榮的青幫在上海法租界提供也是類似的服務），其首領李希齡是一個“教父”式的人物，蘇思綱稱他“在顧及自身利益的同時”“始終在考慮華人社會的整體利益”。在安良堂一家獨大之時，管轄唐人街的警察分局對其收取保護費、經營黃賭毒等不法行為視而不見，樂得輕鬆，甚至還給李希齡頒發了“副治安官”的勳章。“警察貪污是唐人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站在食物鏈上游的官員從唐人街罪惡中謀得的利益並不遜於地方警察”。當以組織偷渡起家的協勝堂打破政治生態，挑戰安良堂導致戰火不斷之時，警察分局便焦頭爛額了。協勝堂一度被稱為“唐人街的改革者”，但事實證明它不過是另外一幫更暴力的“勒索者”，“安良堂賣的是免受警察騷擾，而協勝堂賣的是免受它的騷擾”。

華人社團遇到糾紛時，通常在唐人街內部謀求解決，儘量避免法庭或當局的干涉，但同時也能“藉助警察局和法院從戰略上提升自己對抗敵人的能力，因此這些執法、司法機構常常成為堂口的合作對象。例如，李希齡定期向賭場收錢並賄賂警方以避免檢查。操縱警察襲擾、逮捕敵人也是常見的策略。欺瞞當局、逃避公正裁決、賄賂或者威脅證人作偽證，甚至謀殺將要出庭的證人，或是在證人作證後施以報復和恐嚇，這些都是有用的手段，可以根據情況使用。”雖然幾乎每一起兇殺案警方都能抓到嫌疑人，但這些人上了法庭卻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難以定罪，更靠着社團的保釋，一步步溜出法律的掌心。警察局長、地方檢察官、法官等動用各種手段都難以奏效，甚至採取了大規模清查、驅逐華人移民的辦法，並出面為這“兩個徹頭徹尾的犯罪組織”組織調停，《紐約時報》為此抨擊“通過幾個高官來促成兩個幫派的和談……而不是通過警方的嚴格執法和法庭的定罪量刑來達成最後的協議，這令人感到憤怒和羞恥……簽訂這份協議的人……構建了一個封閉排外的國中之國，他們在這個小王國掌握着生殺予奪的大權”。

與此同時，唐人街的公眾形象也被污名化。儘管在警方統計的二十三類“被捕者出生地”中，華人僅排在倒數第二位，遠遠少於愛爾蘭人、意大利人、俄國人和德國人，但媒體還是認定“多年來唐人街一直是邪惡的同義詞……它是紐約最墮落的淵藪。這裡藏着最危險的暗殺集團、最不受控制的賭徒團伙、最大膽的鴉片走私者和偷渡者，他們在大都會的下層社會蓬勃發展”（《布法羅快報》）“紐約市最糟糕的貧民窟”“罪犯的大本營”（《紐約世界報》）……“偏見與表象，而不是事實，助長了公眾對唐人街的怒火”。

蘇思綱明確地給出了時代背景，1875年，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出台了歷史上第一個限制性移民法《佩吉法案》，以阻止“亞洲妓女”入境為名限制華人婦女進入美國，使唐人街成為“單身漢的社會”，對煙、賭、娼的“消費需求”也激增。1882年，美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排斥整整一個族群的“排華法案”正式出台：十年之內，華工不能來美國，已經在美國的不能獲得公民身份，不能結婚和擁有家庭。中國人變成美國排斥外人的唯一對象。1892年的《基瑞法案》再次延長了《排華法案》，1902年的《斯科特法案》使《排華法案》“永久有效”（直到1943年才廢除）。“法律清楚地表明，華人不是美國人”，無法融入的華人越來越絕望。在此背景下，“儘管《紐約時報》的社論對警察和司法制度寄予厚望，但在現實中，華人根本不可能指望它們為自己帶來公正……試想，他們為什麼要接受一個公然敵視他們的制度呢？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抽象的司法體系和法治的信任不能取代對家庭和社團的忠誠。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對法庭持懷疑態度，為什麼他們視法庭為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是可以依靠的正義殿堂。”

在蘇思綱所強調的“包娼庇賭”因素之外，華人的“堂斗”有着更悠久的起源和更複雜的因素。早期美國華僑大多來自珠三角地區的農民，迫於戰亂和生計漂洋過海，為“抱團取暖”計，依託血緣、地緣或“虛擬血緣關係”（結拜兄弟）等關係，自行創立會館、宗親會乃至“堂口”等各種“互助網絡”。如舊金山合勝堂1890年重訂的例規“我等親同桑梓，足履蠻邦，無忘指臂之助，共裂肺腑之情，聯集一堂，名曰合勝，非挾眾而暴寡，非倚勢以凌人，願同心而禦侮，外患可以潛消；願和衷以共濟，雀角無憂滋啟”，可謂典型。這些社團一方面為移民提供必要的公益式幫助，一方面又對會員實施封建家長式的管理，對外則具有強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進而組織藏污納垢的“地下經濟”和暴力機關。據暨南大學學者潮龍起的研究，最早的堂斗記載是在1854年的加州，由三邑會館與人和會館因土地礦權糾紛而引發，其後的“堂斗”五花八門，既有對集體權益的爭奪，又有因個人恩怨引發的組織鬥爭。對“堂斗”的危害，華人也不乏認識，如梁啓超便稱“凡外洋之粵民，皆有所謂三邑、四邑者……殆如敵國，往往殺人流血，不可勝計……此亦其無政治能力之一大征證也，小群可合，而大群遂不能合”，曾任駐美公使的伍朝樞也稱“竊以為堂斗一事，為旅美華僑特有之惡習，相沿四五十年，殘殺同胞，貽羞國體”。

歷時半個多世紀的“堂斗”最後如何落幕也值得研究。蘇思綱認為，原因包括了堂口意志的轉移，“協勝堂缺乏資金，安良堂缺兵少將，兩堂渴望達成妥協”；華人人口的變化，“隨着時間的流逝，華人變得越來越像美國人”，“走出唐人街”成為趨勢，不願意陷於傳統的派系鬥爭；坦慕尼協會的逐漸衰落帶來政治上的逐漸清明（實際上，意大利黑手黨在此期間蓬勃發展）；經濟大蕭條對社團收入的嚴重影響；日本侵略的國難當頭，使得不同派系擱置分歧，以司徒美堂為首的新成立的華人愛國聯盟成為政治行動的主要力量。依照中方的歷史研究，最後一個原因無疑應該列在首位，在時代變化之下，“致公黨”取代了“洪門”和“致公堂”，“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取代了“三邑人”“四邑人”等地緣自限。1933年，安良堂和協勝堂最終承諾“兩個堂口之間基於任何原因的任何性質的爭端，都應提交於中國總領事、中華公所和地方當局仲裁”。二戰中《排華法案》廢止後，文化包容和融合更進一步，華僑由“僑居”走向“移民”，“家庭生活”取代了“社團活動”，對社團的依存性大大鬆動。時至今日，“華青幫”等黑幫雖然在美國還有一席之地，但“堂斗”終究成為歷史名詞了。

蘇思綱在書的序言中引用了1904年和1929年兩篇紐約報紙關於堂斗主題的“荒謬的專欄文章”，其中充斥着“兩個華人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市中彈，原因竟是他們喝了立頓紅茶，而不是台灣烏龍茶……又有一個舊金山華人因為穿着橡膠高跟涼鞋而挨了槍子兒……”這樣的胡言亂語。偏見和誤解一直是文化歧視和政治壓迫的基石，這才需要歷史學家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努力。“堂斗”已經成為唐人街歷史文化的一景，落幕八十多年後影響仍難消除，在美華人的“奮鬥史”包括以政治認同劃界的“內鬥史”也仍在接續，在中美摩擦衝突雷聲隱隱的背景下，頗有成為“大棋局”中的“新篇章”的可能，識者當以史為鑑。再進一步說，你死我活的“堂斗”都能讓步於“共存”，太平洋之大，又如何容不下中美兩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