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起因，是源於海外華人的極右翼輿論激烈批判毛澤東，有人貼出毛澤東早年的文章：“反對統一”，以此論證毛澤東是妄圖分裂國家的反華分子。毛澤東這篇文章，最早是發表於1920年10月10日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在文中，毛澤東直接批評了現代中國的統一形態像是沙上建塔，存在種種弊端。因此，他認為正確的方向應當是先“解散中國”，放棄簡單的“大一統”設想，轉而發展地方自治。在各省自治的基礎上，再去談建設一個統合的全新國家。

當然，海外極右翼媒體轉載毛澤東的這篇文章，顯然並不是要論證毛澤東的先見之明，而是作為反例，來批判毛澤東，藉此把“反對統一”這篇文章的觀點描繪成反華分裂主義，以便支持台獨的觀點。華人極右翼媒體以這種方式來曲解毛澤東的想法，那麼所謂湖南自治，湖南獨立，新湖南的建國地位，以及各省都保持自治和獨立的路線，也就變成了肢解中國的方案，毛澤東思想自然會因此失去其觀點的合法性和號召力。

儘管這種對毛澤東思想的曲解，實際上是非常荒唐的，但非常遺憾，贊同者又是大有人在。形成這種荒謬的現象，顯然與中共1978鄧小平上台後全面右轉有關。到這個階段，由於以鄧為代表的右派官僚集團煽動集體造假，徹底否定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並全面歪曲新中國的歷史，拉攏美台勢力一起復辟中華民國，用民族主義視角歪曲毛澤東的觀點，長期以來這就逐漸篡改整個歷史記錄，掩蓋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部分。最終的效果，是把毛澤東描繪為一位熱衷於謀求民族復興運動且一貫敵視外國勢力的狂熱民族主義者。

在這種被歪曲的毛澤東形象逐漸成為輿論宣揚的主流觀點之後，海外華人極右翼勢力拋出毛澤東早年撰寫的“反對統一”這篇文章，自然是在打中共官方媒體的耳光。因為這篇文章明顯是在宣揚地方自治的觀點，反對中共右派官僚集團宣揚的基於高度中央集權模式的大一統中國神話。對比之下，中國官方宣揚的毛澤東的基於大一統理念的“民族復興”領袖形象，自然也就變成了笑話。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中國官方媒體宣揚的毛澤東“民族復興”領袖形象，與海外華人極右翼輿論嘲諷的“分裂分子”形象，到底哪一個才足以代表真實的毛澤東？本文認為，這兩種觀點其實都是錯誤的，而且它們是不謀而合，一唱一和，其實同樣都是在歪曲和醜化毛澤東的真實思想歷程。

從毛澤東一生的思想軌跡來分析，他絕不簡單是一位民族主義者，更不是可能是翻版的蔣介石，即國民黨的所謂“民族復興”路線的鼓吹者。相反，以“反對統一”這篇文章為例，它其實是說明，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很早就已經接受了典型的聯邦主義建國觀點。

根據現有的史料來考證：毛澤東早在青年求學時期，就在長沙的湖南師範受教於楊昌濟等人，受到高度評價。此時的毛澤東對西方的憲政理念，自由民主思想，都非常了解，而且毛澤東精通很多同法律和制度相關的問題。此後，毛澤東又去北京，在李大釗的安排下進入北大圖書館半工半讀。在這個階段，毛澤東出席了李大釗的多次重要演講，也和胡適邵飄萍章士釗等多位學者有密切往來。

歷史記錄也表明，正是在北大半工半讀的這半年多時間，促使毛澤東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方向。對此，當時身為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實際上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而李大釗本人就是憲法學專家，他是強調以無產階級為政治基礎，建構現代中國的聯邦主義路線。所以，李大釗就是當時學界宣揚聯邦主義路線的最堅定支持者，而毛澤東的“新湖南國家”觀點與李大釗高度一致。由此可見，根本就不存在什麼毛澤東對美國和西方的憲法體系一無所知的現象。

“反對統一”這篇文章，也證明了這一點：即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精通關於聯邦主義的憲法問題。在此文中，毛澤東至少指出了三個關鍵問題。 第一個關鍵問題，毛澤東認為，所謂“四千年文明古國”（這是當時的說法，那時還沒有五千年文明-國家概念）的中國概念，其實是個空洞的國家概念。“簡直等於沒有國。國只是一個空的架子，其內面全沒有什麼東西。說有人民罷，人民只是散的，‘ 一般散沙’，實在形容得真冤枉！”

第二個關鍵問題，毛澤東指出，只有基於地方的自治和自組織程度，由下而上，即由細胞到有機體，從基層到上層，才能真正形成國家。因此，毛澤東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各省自決自治，為該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從這個角度，才能很好地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謂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充分發動群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實際上是為了摧毀舊中國的反革命政治基礎。對此，毛澤東的青年思想早有認識：形成群眾自治的傳統後，才能建構出新中國的政治基礎，這必須是基於地方自治和群眾的自組織基礎，這是聯邦主義的國家路線。

第三個關鍵問題，毛澤東當時就發現了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的弊端。他指明：倘若統一成立了政府，新組國會，制定憲法，各省自治必然或多或少會受到憲法束縛。“像湖南廣東，便斷不能發揮其特性。又人才奔赴中央政府，地方必有才難之嘆。” 假如中央政府成立了，全國視線又都集中關注中央，“中國人看上不看下務虛不務實的老癖必要大大發作，而各省自治，又變成不足輕重的了。”

在這裡，毛澤東其實注意到了高度中央集權的架構對地方資源的快速汲取作用，而龐大的官僚架構則會對地方自治構成直接的威脅。因此，他乾脆得出如下結論：“我覺得中國現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樣，國人對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壞。”若仔細品味，這其實也就是幾十年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天下大亂，天下大治”觀點。

毛澤東的上述觀點雖然初看頗為悲觀，但他指出的這幾個問題，其實都可以通過聯邦制的方案來加以解決。這裡的要點在於，毛澤東早年作為一位青年文人，他還沒有掌握強大的政治力量。因此，這時毛澤東只是在《湘江評論》等刊物上闡述了一種聯邦主義的設想，期望通過強化地方自治的方式，形成以省為單位的多個獨立政治共同體，在這個基礎上再逐漸進行聯合，最終形成全新的也是真正的國家概念。

到後來，隨着毛澤東加入了中共的革命和武裝鬥爭活動，他的上述“聯省自治”觀點，漸進式聯邦主義方案，也就隨之發生了變化。尤其在李大釗在北京被張作霖處死後，事實證明李以前宣揚的通過議會制和平推進由無產階級主導的憲政民主路線此路不通。毛澤東開始更快速地轉向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理論，開始參照以蘇聯為範本的聯邦制方案。而且，直到1949中共贏得軍事勝利前後，毛澤東，高崗等人，一直都在明確宣告，新中國在建國後，要實現蘇聯式的聯邦制架構。

然而，在1949年底，真的迎來了新中國的建國階段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新憲法方案卻趨於停滯了。中共高層未能履行此前承諾，始終沒有推進以往反覆承諾的聯邦制架構。這個原因非常複雜，但此時的問題卻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毛澤東自己不想推行聯邦制的方案，而是有着更深層的障礙。

那麼，具體障礙是什麼？這首先就是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概念製造的歷史遺產問題。在1949的建國階段，中共在蘇聯的支持下，成功地打垮了國民黨，控制了廣闊的東亞大陸。但此後的重要問題則是：中共對國民黨的控制區進行統治，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所謂白區黨的力量，即以劉少奇和周恩來為代表的地下黨和情報部門，尤其是針對國民黨的左派和民主黨派進行統戰的力量，就變成了維持國統區社會秩序的關鍵因素。

此時，要想在東亞大陸實現聯邦制的全新方案，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首先需要中共高層達成高度一致的共識，才能拿出有效的方案。否則，一旦地方分權路線的支持者是少數，中央集權路線的支持者是多數，此時分權路線的支持者無法有效形成多數力量，而且分權的主張本身又自縛手腳，這也就必然失敗，等於是自取滅亡。

事實上，1949建國後中共高層有相當一大批人，仍傾向於沿用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原有框架和既定設置。這些人也就必然會反對推進聯邦制的方案。從中共當時最主要的高層政治領導人來看，毛澤東，劉少奇，高崗，彭德懷，林彪，周恩來，陳雲，鄧小平，朱德，董必武，再加上以宋慶齡為代表的統戰人士，等等，只有毛澤東高崗董必武等少數，明確支持聯邦制的方案。而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為代表，再加上宋慶齡這樣的原國民黨的核心統戰人士，都堅決反對否定中華民國的原有框架，反對新中國採用聯邦制的全新國家架構。

這個力量對比也非常明顯，當時主張聯邦制方案的中共高層領導人，是少數，這時就很難進一步推進聯邦制的具體設計方案。尤其是，此後隨着高層內鬥開始白熱化，高崗又樹敵眾多，迅速倒台，這等於是徹底否定了毛澤東最堅定的支持者。由於缺乏支持者，1954憲法自然也就無法推進毛澤東早年就提出的聯邦主義路線和聯邦制設想。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可能堅持聯邦制的設想，只能讓步，妥協。1954憲法因而非常類似於中華民國，搞出了一套單一國家架構和高度中央集權的模式。但這實際上也正是毛澤東曾激烈反對的一切圍繞中央政府、嚴重破壞地方分權的決策模式。

此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策，尤其是發動對田漢的批判，乾脆徹底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者，甚至一度試圖更換國歌，因而徹底重寫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從這些行為來分析，毛澤東對1954年確立的憲法架構，其實是非常不滿意的。但這種不滿並不是出於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力，而是出於理念的嚴重分歧。1949年締造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現代國家，與此前的中華民國概念，到底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很顯然的：只有確立全新的國家體制，採用聯邦制架構，實現地方分權，才能真正確立毛澤東的國父地位，避免中華民國的復辟勢力捲土重來。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何終於不惜一切代價，放手全面發動群眾，展開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從毛澤東發動群眾的具體決策來看，不斷激發群眾的自組織，自下而上發動地方的革命力量，這實際上也就是在延續毛澤東早年的“聯邦主義”路線。只是由於國內形勢高度複雜，右派力量到處伺機而動，此時毛澤東採用的革命手段也就更為激進。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是源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此後又增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一開拓性的理論創新。

當毛澤東發現原中華民國的虛假敘事甚囂塵上，而資產階級的復辟力量過於強大，原有的舊中國精英群體，知識分子代理人，聯合海外的美台勢力，普遍宣揚綿延數千年的虛假國家概念，藉此徹底否定1949締造的新中國概念，偷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體含義。那麼國共的權力鬥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權力鬥爭，在武裝鬥爭取得革命勝利之後，問題並沒有得到緩解，反而隨1954確立的官僚中央集權制度體系和憲法所遺留的隱患而不斷升級，愈演愈烈。

這時要徹底解決問題，也就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激進“文化革命”手段，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毛澤東看來，事實是：只有通過文革的方式，在地方造反派充分發動群眾之後，自下而上逐漸取代了原有的右翼保守派黨政領導、地方精英以及資產階級右派及知識分子代理人群體之後，地方才能真正獲得分權的地位，能夠“自治”起來，並且以無產階級群眾革命力量為中心促進相互統合，實現“聯省自治”。接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會真正成為新中國，這才可以修改憲法，確立毛澤東的最高權威，以國家締造者身份來推進聯邦主義的政治路線。

因此，在理解上述要點之後，我們也就需要明確最關鍵的要點：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在中國實現聯邦主義轉型這一歷史性重大變革的必要條件。也只有在文革獲得成功的情況下，毛澤東的國父地位得到確立，新中國的現代國家地位毋庸置疑，中華民國徹底成為歷史的遺蹟，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可能達成普遍的共識，進一步推進聯邦主義地方分權路線，形成基於聯邦制的現代國家架構。

因此，我們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革期間，毛澤東為何會不顧自己的高齡年紀，不遺餘力多次親自上陣，接見幾千萬年輕學生和革命群眾。在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的現場，毛澤東始終精神抖擻，神采奕奕，反覆對紅衛兵群體宣傳：“要將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並啟發年輕學生群體認識到：“我們深知自己任重而道遠，肩負着歷史使命”，“要衝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重包圍”。這一幕又一幕，並非是毛澤東在傳銷，刻意誇大文革的作用，而是實事求是。毛澤東實際上是在強調文革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這是要推動中國概念的深層變革，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現代中國的政治改革才能成功。

相反，只要國民黨虛構的中華民國概念始終都存在合法性，毛澤東的締造者身份不斷受到攻擊，那麼東亞大陸的資產階級輿論就必然會推動集體造假的文化敘事。此時，1954-1982的歷史階段，所遺留的憲法危機，也就不可能獲得解決。當中國概念只能沿用所謂以往存在數千年的虛假國家概念，單一制和高度強化的中央集權模式，也就是東亞大陸的官僚資產階級群體必須採納的唯一解決方案。事實上，也只有採用單一制和高度中央集權的統治模式，官僚資產階級才能夠有效維持一個極其龐大的綿延數千年的虛假國家概念，不斷推動愚民教育。這實際上是同一硬幣的兩面。

而任何聯邦主義的國家設計方案，地方分權架構，都無法與中華民國宣揚的數千年文明古國概念相吻合，因而無法在中華民國框架內實現契約化。這一異常狀態，導致以中華民國概念為範本的國家制度具有特殊性，任何地方分權方案，都會不可調和，加劇東亞大陸的內部衝突，也必然會隨着五千年天國的虛幻國家概念引發的反契約化特性導致內訌，造成國家的解體趨勢。因此，唯一能夠適應五千年文明-國家概念的制度方案，只能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高壓政治模式，最終走向極右翼法西斯政體。

通過上述理論梳理，我們就應當明白：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其實並不是如右派所言，是要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集權模式，而是在反對官僚資產階級主導的單一制和中央集權模式。而且，毛澤東早年對聯邦主義的理論思考，與他晚年目光如炬的深刻洞察力，其實又是高度一致的。自始至終，毛澤東在本質上都一以貫之，是一位聯邦主義的支持者，他期待的新中國概念，他認為最理想的中國範式，他建立的中華人民公共和國，都只能是基於聯邦制的地方分權架構而絕不是基於單一制和中央集權模式。

非常遺憾的是，在1949-1954新中國最重要的制憲階段，由於黨內鬥爭的限制，毛澤東並不能如願推進聯邦主義和地方分權設想。甚至於，此後他自己在黨內的權威，都不斷受到以劉周鄧為代表的右派官僚集團和國民黨殘餘的極右翼勢力的挑戰。因此，1962之後毛澤東就不得不與林彪聯手，強化自身的權威，藉助軍隊的支持對抗強大的右翼群體和復辟勢力，並最終全面發動群眾，通過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來徹底清掃中華民國殘留的五千年天國幻像對東亞大陸的全新共和政體所造成的致命干擾。

但在這個過程里，中共內部的極右翼勢力最終成功地破壞了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製造出九一三事件，導致文革失敗，此後左派開始垮台。而在1978鄧小平上台之後，開始篡改以往的歷史記錄，歪曲事實真相。右派官僚集團大搞復辟，否定文革後，打着“改革開放”旗號，拉攏美台一起製造虛假歷史記錄，重新啟動了中華民國由官僚資產階級控制的基於單一制和中央集權的所謂民族復興路線。

在這種反常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已經不再是毛澤東1949締造的那個國家，憲法也不再是毛澤東1975確立的憲法，此後更不可能推動聯邦主義路線，無法設計出地方分權的聯邦制架構。這也足以體現出鄧小平發揮的嚴重干擾和破壞作用，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實際上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破壞和背叛。

由此可見，鄧小平宣揚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只是一種虛假的“改革”和“開放”，雖然鄧在名義上反覆強調經濟改革和市場化方案的重要性，但這些只是煙霧彈，也並不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鄧的解決方案，事實上是在復辟，倒退，最終回復到舊中國基於官僚資產階級特權的中央集權制度設計方案，而五千年文明-國家敘事相當於新版的鴉片煙，變相重複了此前從明清到國民黨的舊時代曾反覆嘗試過的失敗政治路線。

發展到當前的歷史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已進入最危急時刻。此時此刻，只有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基於毛澤東的政治思考，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實踐，承認階級鬥爭路線的必要性，堅持走聯邦主義路線，推動地方分權，採用聯邦制的設計方案，顛覆官僚資產階級的極右翼五千年文明-國家敘事，才能徹底告別舊中國時代和中華民國敘事的重重陰霾，真正翻開歷史的全新一頁，展現出新中國前無古人的全新社會主義道路和前所未有的偉大歷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