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海外媒體開始越來越多地熱議關於“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話題。其實,談論六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只是海外輿論近期的熱潮。中國國內的媒體,尤其是微信上的一些文章,近年也在越來越多地談及這場革命運動,左派支持文革的立場尤為明顯。所以說,總體趨勢是很明顯的,文革隱含的真相最終浮出水面,恐怕是誰都擋不住的。儘管目前海內外很多文章仍是在全盤否定文革,但實際效果反倒是欲蓋彌彰。真實的歷史正在一點點浮出水面。 以筆者看到的現象為例,中國國內的官僚資產階級統治者,以鄧上台後的領導人為代表,普遍否定文革。而典型的右派學者,基本論調也都是與上述頂層權力結構相配套,比如最近看到的文章,蕭功秦,易中天,也都在大張旗鼓地否定文革。他們的基本定調,都是說文革是一場法西斯運動。因此,文革是全世界最野蠻也最荒唐的一場運動,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因此陷入黑暗,所以必須徹底否定文革,甚至都絕不能“一分為二”。而且,他們都設定,只要不搞文革,“不折騰”,那中國人的日子就無論怎麼過都會好起來,美好的未來就在前方等待着他們。 蕭功秦,易中天,這些右派知識分子,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荒唐觀點?這就要首先回顧毛澤東的視角。應該說,當初毛放手發動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然性的。這是因為中共1949建國之後,客觀效果,是原有頑固勢力,資產階級,正在四平八穩兵不血刃地通過經濟建設進程實現復辟。假如毛澤東不去全面發動群眾,像蕭功秦易中天這類右派文人,所謂的大學者,骨子裡就都是一群資產階級代理人。而這幫人事實上控制着媒體,影響力極大,不斷構築利益和關係網絡。這樣發展下去,集體造假文化牢不可破,現代中國的民主法治是不可能實現的。 以往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通常都是打着“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旗號,但實際上的社會潛規則,又是誰有錢有權就替誰說話,大肆謀取個人利益,他們自己的日子是越過越好,但權貴階層聯手編制謊言,集體造假卻是沒完沒了,那這個國家真的還會有美好的未來?從中,我們也能清晰地體會到,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群體的基本判斷,是有驚人的準確性。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對知識分子的所謂“臭老九”評價,“知識越多越反動”,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這其實又是階級社會在日常生活中隱含的最殘酷的真相。 正如毛澤東的經典概括,所謂“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由於知識分子群體本身並不能直接進行生產活動,動手能力極差,也缺乏商人的組織能力和經營能力,因此,這個群體在很大程度上都必然是一個依附性的群體。工人,農民,技術人員,可以直接進行生產活動,官僚,手中掌握權力可以尋租,商人,更是到處交易,可以快速盈利,而純文藝的文人群體,除了依附於具有階級話語優勢的群體,為統治階級辯護,此外就幾乎根本無法在社會中維持生存。 然而,在以往的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並不是無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要維持生存,文藝小青年去追逐“美麗的夢想”,尤其當這種“美麗夢想”本身是由資產階級文化範式製造的幻覺,這時,文藝青年就必然得為資產階級服務。或者,知識分子群體自然而然地就會走上“學而優則仕”的經典反動道路。由此可見,知識分子群體內在固有的本質,絕不可能是他們口頭上宣稱的什麼“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只能是與律師,甚至與妓女,處於類似的“服務業”角色。 這種“服務業”角色,也就是說,誰給錢多,就替誰說話,為誰服務,誰出價高,就幫誰打贏官司,讓誰盡興而歸,但它絕不是“為人民服務”。由此可見,在階級社會中,知識分子群體的確是難免具有反動特性。因此,毛澤東對於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群體的這種軟弱妥協,價值虛無屬性,深入骨髓的反動本質,早就有非常清醒的認知。基於上述認知,毛澤東才會反覆強調在新社會中必須對知識分子進行全面的改造,讓知識分子群體徹底拋棄舊思想,貼近工農,走入群眾,堅守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放低姿態,真正為人民服務。 但毛澤東力推的這種顛覆性政策和思想改造運動,必然引發資產階級與右派知識分子群體的不滿。於是,很多右派知識分子就開始大肆造謠,抗拒思想改造,煽動反毛的歷史敘事。一些典型的代表人物,比如林昭,還有後來的遇羅克,張志新,等等,這些遭受毛時代迫害的經典知識分子敘事,也大體上就都是右派群體精心編織製造出來的,本身就是作為這類反動文人的代表。這些知識分子的本質,是以鼓吹自由為名,實質卻是推動階級歧視和壓迫,緊跟資產階級的發家致富路線,而絕會不跟着無產階級的求真求實路線走,甚至海內外勾結,使用各種和平演變招數,否定新中國的歷史,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的統治地位。 毛澤東明顯是經過長期革命實踐和深刻思考,具有異常深刻的洞察力,洞悉右派知識分子群體的這種內在固有、難以擺脫的階級局限性,同時,毛澤東也看到了官僚體制與生俱來的階級固化頑疾,這才下決心發動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堅持走繼續革命的道路。發動文化大革命需要巨大的勇氣,也必然會出現巨大的犧牲。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但為了新中國,也為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就必須做出個人犧牲。可以說,毛澤東為文化大革命是奮不顧身,為此放棄了自己的晚年幸福生活,犧牲了個人和家庭。 實際上,如果從理論分析,在現代觀念的框架下,除了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激進民主路線,人類並沒有別的退路,更不會有那麼多的自由選擇,可以真正制衡資產階級主導的霸權文化結構。早在六十多年前,毛澤東就語出驚人,有過預言,“我看美國遲早也會倒掉”。事到如今,看看烏克蘭戰爭的鬧劇,隨着美國方案的繼續推進,伊朗的核武問題又引發新的戰爭,持續發展下去,恐怕也過不了多久,現代世界甚至很快就要灰飛煙滅了。 因此,若要深刻理解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這種必要性,我們首先就得深刻理解主導美國的資本主義文化本質。作為自由民主的經典敘事,所謂美國方案,它的本質其實也就是通過資產階級構築的霸權文化,在世界範圍內不斷推動最廣泛的利潤競賽。為此,資產階級作為先發者,主導力量,尤其要不斷策動利潤至上、不問是非的集體造假文化理念,這才能實現利潤的快速積累。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無論是美洲大陸對土著人口的圍剿,非洲的黑奴貿易,還是東亞的鴉片貿易,都足以說明資產階級快速實現崛起的本質。 然而,不止於此,資產階級霸權意識的成功故事,最終效果,又是不惜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本優勢發掘軍事-資本槓桿,甚至要締造出趨於自我毀滅的終極權力抵押物,由此才能實現資產階級霸權結構的利潤最大化形態,形成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現代世界的普遍化權力等級結構。 資產階級的這種終極權力結構的有效維持,事實上是高度依賴於對核武器的壟斷。這也就是說,在現代世界中,可以最快速最有效地實現自我毀滅的終極抵押物,真正又代表着資產階級的終極最高霸權,這也正是歷史的終結意識,由此才能有效維持資產階級的壟斷特權和世界中心地位。 但問題在於,從早期的私有產權開始逐步演化,資產階級構築出的這種自我毀滅抵押物,最終又會在現實中造成現代人類文明的自我毀滅趨勢。這其實是一環扣一環,在現代世界中,資產階級的霸權競賽和軍事-資本競賽必然會通往核競賽,隨着核武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抵押物的升級,擴散,權力競賽白熱化,最後就會形成趨於末世的權力競賽。此時,隨着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徹底毀滅現代人類文明,也就逐漸會陷入一種自然狀態。因此,所謂的“資產階級”,這個最基本的現代概念,其實早就內在固有地具有某種特殊屬性,因而頗類似於一種具有自毀基因的反常文化範式,恰似帶有病毒基因的文化載體。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以美國為中心的整套現代化理論,必然存在嚴重問題。所謂的美國革命,本質是資產階級革命,而美國憲法,美國故事,從一開始就有問題,隱含致命缺陷。所謂“美國夢”的基本設想,它是想當然地預設資產階級的自然正當特性,這是一個優秀的向善的群體,不斷進步,具有一種實現自我改良自我糾錯的超級道德完善能力。基於這種假定,資產階級,尤其是美國代表的資產階級,因而是“上帝選民”,這就能有效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美國的這套建國理論,實際上是認定資產階級是個不斷繼續革命、自我革命的新人類概念。因此,資產階級的利潤競賽,也就是不斷廣泛推進文化革命的最大動力。 但事實上,正如毛澤東的觀點,美國的上述假設是錯誤的,資產階級不能解決問題。相反,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在逐利競賽日趨白熱化之後,也就再沒有所謂是非對錯,資產階級的文化範式隨之陷入虛無主義。在日新月異眼花繚亂的科技外包裝之下,資產階級主導的文化革命卻是停滯的,而繼續革命、自我革命都只是停留在縱慾無度的物質享受方面。相反,在資產階級的利潤競賽中,集體造假的文化產物卻是常態。 這些現象足以表明,以往美國對資產階級群體的道德幻想和價值預設只是一種理論虛構,而絕非事實。尤其是,根據美國憲法的預設條件進一步分析,既然人性邪惡,那麼根據資產階級的現實表現和現實主義特性,更徹底的推論,就不是資產階級會自然而然地代表更美好的人性,甚至於,資產階級也無法代表弱化了的邪惡人性,因為資產階級的逐利特性,會註定導致看似平庸的“惡上加惡”,進而製造出外表光鮮實質卻不斷趨於邪惡的集體墮落人性。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理論,繼續革命的路線,正是透徹地認識到資產階級文化霸權的上述邪惡本質。在毛澤東看來,現代世界真正有效的權力制衡,只能源於無產階級隱含的初心和終極使命,源於隱藏於人類心靈和靈魂最深處的不斷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和繼續革命意識。這時,只有無產階級,而不是資產階級,才得以保留邪惡人性中的未泯良知。只有無產階級,才體現出弱化了的人性之惡。因此,無產階級才真正代表着人類的希望,是現代世界中永存的革命火種。而且,只有最全面最徹底地覺醒後的無產階級,真正擺脫了以往被資產階級掌控的一切價值判斷,不再被資產階級文化霸權束縛,義無反顧不斷繼續革命的最廣泛的人民群眾,才真正具備無窮無盡的力量,有效地克服由資產階級構築的現代世界自我毀滅之路。 這正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目標。所以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代表了人類歷史中絕無僅有的最重大轉折點。文革的出現,更是現代世界中的最重大創新。只有通過文革,才能實現“創造性的破壞”,史無前例地從最深處的根源徹底掃蕩資產階級的上述腐朽價值判斷,阻止惟利是圖不問是非的資產階級病毒理性人基因在現代世界中四處凱歌,遏制橫行無阻、到處快速擴散並自我增值的自毀行為。同時,也只有通過最普遍的無產階級的道德覺醒和人類令靈魂深處的革命進程,史無前例地發動群眾,促成集體行動的邏輯,才能徹底顛覆資產階級霸權所構築的終極資本-權力抵押物和自我毀滅之路。 尤其是,考慮到現代中國的這種高度複雜的特性,廣泛存在着大量保守、腐朽勢力,極右翼文化範式廣泛控制着社會文化領域,在1949之後,要對抗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條必由之路。只有全面充分地發動人民群眾,這才能有效對抗被資產階級控制的集體造假文化,促成中國走向民主法治。否則,現代中國敘事就必然會被極右翼的反動知識分子群體和官僚資產階級霸權聯手控制,不斷形成畸形的歷史敘事和自我認知,最後必然會發展出官僚資產階級主導的畸形政體和極右翼法西斯文化。 針對上述問題,讀者需要認識到:資產階級的文化形式,政體,制度,在本質上其實是一種以逐利為中心而絕不是以求真為中心的集體造假文化,這也正是資產階級之為資產階級的本質。因此,資產階級的基本存在形態,必然是不問對錯,遮蔽真理。而服務於資產階級霸權的知識分子群體,更是會抹殺是非。在這種狀態下,以美國的自由民主模式為代表,所謂憲法權利,普世人權,言論自由,本身就都是被資產階級牢固控制的文化形式,類似於傳銷廣告。這時,自由民主制度的形式合理性,民主投票機制,事實上都是被資產階級控制的輿論工具,明顯無法對抗造假文化。也因此,自由民主根本不能解決深層問題,因為資產階級本身正是現代世界各種問題的源頭。 在人類歷史中,對抗由資產階級壟斷並推動集體造假而塑造的文化形式,最有效的手段,正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廣泛採用的大民主,即基於“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基層群眾民主參與。這種最先進的民主形式,正是毛澤東的發明創造,前所未有。它可以最廣泛地徵求人民群眾的意見,尤其是讓無產階級群體的觀點充分展示。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由資產階級一手製造的現代世界危機的思考,真正是目光深邃,穿越千年。 相反,我們一定要注意到,由於強調利潤優先,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根本無法有效抑制這種集體造假的文化形式。由於資產階級的精緻利己、惟利是圖特性,內在固有地具備不斷謀求最高權力和終極抵押物的自毀基因,反而註定會催生大規模的甚至是最普遍的人性敗壞,不斷助推並加劇集體造假現象,產生現代人類文明的文化畸變,加劇現代危機,最終催生法西斯政體。資產階級推動的現代性,文化-權力-資本的競賽,一旦進入終極法西斯競賽,隨着核武器擴散和世界大戰的爆發趨勢,也就必然會導致現代人類文明陷入自我毀滅宿命。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和演化路徑,我們也就可以得出非常明顯的結論。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是一場法西斯運動;相反,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代表現代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的最高潮。而毛澤東思想,真正又代表了所謂現代思想的最高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路線,世界範圍內最為廣泛的文化革命運動,更是足以讓這個星球改天換地、最終扭轉人類文明悲劇宿命的全新創舉。 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文化革命,它的最重大意義,是作為一種試圖徹底扭轉現代人類文明普遍墮落趨向的最後藥方,最終將會成為拯救這個星球的現代俄狄浦斯悲劇的最偉大的嘗試,並開啟現代世界的全新重建方案。相反,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就否定了無產階級隱含的人類普遍覺醒意識,徹底抹殺中華人民共和國獨具的特殊人類使命,這難以避免地將會導致現代人類文明逐步陷入自我毀滅的終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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