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2022年佩洛西訪台事件，台灣問題開始正式進入危險狀態。在這個時段，中共實際上威信掃地，在國際上非常孤立。但中國國內很多人還是自欺欺人，認為形勢一片大好。有人說，佩洛西訪台促成導彈首次飛躍台灣，並且還落在台東外海的日本專屬經濟區。中共發射十幾枚中程導彈，派出十幾艘驅逐艦，上百架戰機，圍繞台灣演練封鎖，這前所未有，以往的海峽中線也成為歷史。

但事後表演沒有意義，破壞中日關係，更是愚蠢至極。所謂鋼鐵長城是有足夠實力在事先能禦敵於國門之外，而警察的功能是在事後問責，能儘快抓捕和懲戒罪犯。佩洛西訪台早有風聲，中國事實上卻無法有效阻止。而在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共也沒有展示有效的手段問責、懲罰美方的決策。事後一堆軍艦軍演，封鎖台灣，雞飛狗跳，嚇唬台灣人，沒任何意義，也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

不用軍演，大家也都知道解放軍能有效封鎖台灣。不用扔炸彈，每個人也清楚中共可以輕鬆炸平台灣。但這些不是關鍵，因為核心因素是美國的干預，只要美國出手，那台灣問題還是不可能解決，最後大概率還是打不下來。那麼，關鍵問題就出來了，中國為什麼不乾脆召回駐美大使，與美國降低外交等級？有些人認為這樣做不可取，因為美國太重要。既然如此，更加說明鄧小平的路線從一開始就有嚴重問題，這豈不是自掘墳墓？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國內的一些左派觀點認為，佩洛西訪台標誌着鄧小平鼓吹的“改革開放”路線徹底失敗，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相比之下，鄧的支持者，右派，走資派，改開派，長期造假，說毛澤東時代一片黑暗，而鄧的改開時代是無比偉大英明正確。但今天中國GDP世界第二，有這麼多先進武器裝備，卻始終無法阻止佩洛西訪台？而且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漸行漸遠，分歧愈演愈烈。

這個現象說明鄧的路線有嚴重問題，實際上是虛假的繁榮，外強中乾。鄧的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是台灣問題始終無法解決，而且右派的復辟導致集體造假現象，不但引發台獨的巨大風險，還加劇中國內部的分裂趨向。長期發展下去，無論是台灣成功獨立，還是引發台海戰爭，都會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嚴重危機。

這一幕也正如毛澤東早已指出的現象，資產階級崇尚“繁榮娼盛”，帝國主義看似強大，本質上卻都是“紙老虎”。反過來，毛澤東這段話也正好驗證了鄧的資產階級復辟路線以及改革開放模式必然會依附、模仿帝國主義政治邏輯的內在本質。因此，佩洛西成功訪台，實際上也就等於是宣布，中國由鄧小平開啟的翻版“洋務運動”，已經失敗，正式落幕。此後，中國人民再不能迷信鄧小平和美國資產階級代理人的各種大忽悠。

縱觀以往鄧的所作所為，鄧實際上相當於美國一手扶持的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鄧以“革命家身份”長期潛伏於中共黨內，實際上不斷在東亞大陸策動和平演變，逐漸顛覆革命路線，試圖把新中國帶回復辟舊王朝的倒退道路。那麼在鄧小平上台前，中國的發展情況處於什麼狀態？毛澤東的戰略思考，戰略布局，到底又是怎樣的？這裡面就牽涉到從九一三事件到懷仁堂政變的複雜過程。

與常見的歷史記錄完全相反，九一三事件的發生是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最重要歷史轉折點，這實際上是中共黨內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親美派和右翼勢力合謀，精心製造出來的栽贓事件。當時，林彪一行人等本來早就安排好要南飛廣州，但周利用毛林之間的矛盾和林立衡的舉報，在9月12日當晚突然打電話刺激葉群，造成葉群認為有人要謀害林彪，促使林彪一家乘飛機提前起飛。此後，周又隱瞞真相，向毛澤東匯報稱林彪要叛逃，要搞政變。由於毛當晚乘專列剛回北京，事發時正在睡覺，反應不及，只能讓周處理。結果很快發生墜機，無人生還，造成周的陰謀得逞。

毛澤東事後意識到是周恩來做局，但又無可奈何，因為林彪已死，大局已定。林彪等人的突然墜亡，導致本來已經接近成功的“文化大革命”受到重創。尤其是左派、文革派，以四人幫為代表，他們本來與林彪主要還是合作和相互支持的關係。儘管四人幫與林彪集團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但這只是細枝末節，從大的方向上看，他們都是要推進新中國的革命事業，而絕不是要搞復辟，更不可能回歸國民黨極右翼宣揚的所謂民族復興路線。

但毛澤東確實是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在九一三事件不幸發生之後，他意識到周恩來有嚴重問題。但當時他是強忍內心的悲痛，忍辱負重，還是與周合作。對於大量的古代歷史，以往為爭奪最高權力不擇手段的人間悲劇，毛澤東當然都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早已洞悉周恩來的意圖。但毛主席還是表現出了他的偉大胸襟和政治謀略。這一幕，也頗為類似於1949建國之初，高崗饒漱石的冤案。其實毛澤東當時也早都很清楚當事人是被栽贓陷害，但考慮到政治實力的對比已經失衡，那就只能忍辱負重。

因此，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也只能犧牲一下林彪的以往名譽，暫時成全周恩來的美名。這並不是從個人的角度來處理問題，而是站在黨和國家的最高點，甚至是站在全人類利益的高度，從無產階級政權作為未來人類的最後希望的角度，來保留新中國政權殘留的一絲革命火種。否則，如果毛澤東執意調查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問責周恩來，必然會造成1949建立的新中國迅速垮台。

這是理解此後事件的關鍵所在，由此我們也可以體會到毛澤東的深刻思考和良苦用心。但無論如何，九一三事件最後沉重地打擊了左派力量，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又間接引發了四五事件以及懷仁堂政變，導致四人幫也隨之倒台。儘管在去世前幾年的多次談話中，毛澤東已經表達過對身後政變的憂慮，但懷仁堂政變這麼快就發生，還是相當反常的。

按照毛澤東的生前安排，他本來是想讓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與華國鋒合作，江青也與之配合，一起控制葉鄧為首的老幹部右派集團。但江青這些人與華國鋒總是談不攏。葉劍英又挑動汪東興，慫恿華國鋒抓捕江青。而華國鋒、汪東興與江青都有矛盾，因而同意了葉的計劃。客觀的效果，等於是華國鋒缺乏政治鬥爭經驗，最終被騙。抓捕江青後，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為了自圓其說，不得不開始編造謊言，稱文革末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後來被鄧利用藉此妖魔化文革。

但事實是什麼？1966-1976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得到大力支持，全國試驗，到1976年雜交水稻正式全國全面推廣。同時，王洪文主持的“708工程”項目，到1980年運十大飛機成功首飛，這都是文革十年期間產生的最優秀科技成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公開數據也顯示，到1976毛澤東去世後，新中國沒有任何債務，留下了大量的餘糧，富餘產品，還購買了不少黃金。全部折算這就是一筆天文數字，相當於今天幾萬億資產。

以下為Youtube發布的運十首次試飛情況的視頻介紹，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製造”的科技含量和高品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DodtS9yBQ

隨着鄧小平主導的右派官僚集團上台，國民黨已經變相復辟，中共實際上變成了新版的國民黨。但無論如何，毛澤東在生前的政治布局仍然是成功的，雖然華政治不成熟，被葉誘騙搞政變，此後鄧意外得勢，上台，但由於當初是毛讓鄧復出，又在最後關頭保留了鄧的黨籍，而鄧實際上缺乏業績，在黨內威信不夠，這就使得鄧不敢貿然否定毛。

因此，鄧小平時代雖然大搞復辟活動，但又不得不同時掛着毛的畫像，這就始終都不徹底。鄧的兩面派游移態度也引發右翼的不滿，這正如流亡美國的原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所抱怨，鄧當初無法拍板，始終不敢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蔡霞據此認為鄧的最大錯誤就是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於是，鄧一邊拉攏右派，一邊又只能拖延，“留待後人解決”，把否定毛的歷史任務交給了美國，作為域外勢力不斷滲透的和平演變力量，對下一代進行長期洗腦。但這也為未來發生反轉的大變局留下了時間和空間。

進一步回顧毛澤東去世前的各項政策，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時代的幾個最核心的理念。第一點，毛澤東不是以謀取個人私利為中心，而是以理想和道德為中心，用無產階級的“革命人格”徹底改造資產階級的“逐利理性人格”，進而塑造出新中國，推動“新華民族”的革命意識，也塑造出一個新世界，這正是毛髮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從上述邏輯能看出來，毛澤東其實是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的政治思想家，他為資本主義造成的現代危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決方案。尤其是毛澤東全面發動群眾，對人類的思想、靈魂的改造，全方位推動文化革命的嘗試，這體現出毛澤東思想的獨到之處，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開啟現代世界全新的歷史階段。

第二點，毛澤東是以新中國為中心，全面發動群眾，用最普遍的“革命意識”，來締造全新的國家和民族觀念，這同樣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由於東亞大陸以往的“單線歷史敘事”，拘泥於以秦漢為中心的單線歷史觀，這就造成連續的王朝更迭表述都被納入一個共同的歷史敘事。在官僚資產階級的主導下，集體造假永無休止，形成五千年文明敘事之後，進一步又綁架了一切當下的國家觀念。

由此就造成一個怪圈，即身在東亞大陸的任何當下的政權，它們本身都沒有合法性，而只能是依附於以秦漢為開端的單線國家敘事，這就必然會造成右翼不斷復辟的趨勢，進而否定當下政權的合法性。這種狀況存在特殊性，在存在強大域外干預勢力的情況下，必然會導致跨國資產階級控制五千年敘事，形成“五千年天國”觀念，最終否定東亞大陸的本土政權。由此不斷形成復辟的輪迴，在持續的外部干擾之下，東亞大陸的政權沒法形成正常的現代民族國家形態。

對這個問題，毛澤東是洞若觀火，他早就強調，“秦皇漢武，略述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這一切都“俱往矣”，正所謂“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也因此，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必須的，只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才能真正確立新中國的現代國家形態，在東亞大陸確立全新的新華民族和新華國家屬性，這才是徹底擺脫以往的單線歷史敘事和一切資產階級域外干預力量的最重大舉措。

從這個意義上來分析，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錯誤，而且還是人類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最重大成就，它既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徹底釋放，也是對現代世界中的東亞大陸的國家和民族觀念的重構和重生實驗。實際上，沒有文革，也就根本不會有什麼新中國，更不會有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華民族觀念。

第三點，毛澤東又是以大陸體係為中心，大力發展大三線的內陸生產力，全面激發無產階級的革命熱情，所謂“抓革命促生產”，形成了以工業和科技體係為重中之重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要深刻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得先理解馬克思對市場經濟的批判。毛澤東很清楚馬克思的批判邏輯，因此他堅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在生產力嚴重落後的條件下以市場為中心來發展經濟。

在生產力嚴重落後的條件下，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實際上無法與發達國家進行競爭，反而會導致嚴重的內部危機。而且，由於市場經濟必然催生兩極分化，而東亞大陸的地緣結構非常複雜，兩極分化會加劇階級鬥爭，進而引發國家內部的解體趨勢，因此，毛澤東堅決主張因地制宜的計劃經濟模式，既要搞計劃經濟，中央統籌安排，但又要強調放權分權、發動群眾的地方發展模式，加上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革命教育和科創模式，大力推動全方位的社會變革和經濟發展，實現新中國和新華民族的機遇均等和普遍發展。

今天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設想，最早其實是源於毛澤東的戰略布局。毛澤東的戰略設想，主要是圍繞大陸體系，海上貿易是重要的補充，但不是重心。對這一點，現在很多人可能還缺乏正確的理解。最關鍵的案例，是運十，從1970年啟動到1980年首飛，幾乎與歐洲的空客同時起步，中國從一開始就成功地研發出全世界最優秀的大飛機，一飛沖天。這就體現出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戰略洞察力，尤其是圍繞大陸體系建構國家安全體系的設想。

運十的策劃，最早是王洪文提出，得到毛澤東首肯，因而交給當時的上海完成。但鄧小平時代的很多歷史記載，都是顛倒黑白，妖魔化王洪文。右派稱周恩來早就提出造大飛機的設想，但這明顯是捕風捉影。周恩來可能是說過要造大飛機，但這只是嘴上隨口一說，並沒有實際行動。而王洪文和毛澤東是在溝通後就拿出實際舉措，而且毛澤東有意把周恩來排除在外，並不讓當時的國務院主導大飛機的製造過程，而是配合上海造大飛機。

包括後來航空部門的前身，三機部，直接受周恩來控制，但毛澤東無意把運十重大項目交給這個專業部門，反而把運十交給上海，集全國之力打造全新的班組和人馬來實施。這實際上是要避開親美派和右翼勢力的干擾，不讓周恩來與1949後新中國最重大的科技成就發生關聯，以便王洪文、張春橋等人能夠順利完成毛澤東時代的頭號民用科技項目和最重要的科技成果。這也正是導致鄧小平上台後強迫運十下馬的根本原因。儘管運十的品質非常優異，是世界前列，在一些重要指標測試中實驗數據甚至超越了波音707客機，但鄧為了搞復辟，這就必須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王洪文張春橋等人，為此當然首先要徹底否定運十。

運十項目的設想，足以體現毛澤東高不可攀的戰略設想。當時，他實際上是要圍繞中國的廣袤腹地，大力發展航空事業。這個基本目標，首先是打造航線，締造出一些內陸的航空港，比如武漢，西安，成都，拉薩，烏魯木齊，蘭州，太原，呼和浩特，哈爾濱，形成內陸經濟重鎮，再通過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科技教育，不斷帶動高科技的發展。

隨着交通網絡完善，四人幫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在對美緩和的同時，必然也會緩和同蘇聯的關係，並借勢同當時的法國和德國鞏固關係，促成貫通歐亞大陸的交通線。這其實也就是“一帶一路”設想。要實現這個戰略目標，運十正是最重要的開端，第一步。只有掌控了航空領域的最核心技術，中國造出自己的大飛機，這才能控制航線，按照自己的要求，形成內陸的航空港布局，帶動經濟的發展，促成高科技重鎮的崛起。

從這個邏輯分析，毛澤東絕不可能犧牲大批農民工去沿海地區大搞勞動力“比較優勢”，然後在血汗工廠的基礎上發展所謂高科技產業。在毛澤東看來，沿海的對外貿易只是大陸體系的一種補充，而不是反客為主，成為經濟發展重心。這也是毛澤東始終強調階級鬥爭提防資產階級復辟的邏輯推論。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的洞察力是非常深刻的，“階級鬥爭為綱”，絕不是荒謬的理論假定。常識也早就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更愛美國，而絕不會熱愛無產階級。因此，毛澤東確立的“大陸中心”發展路線是不可以動搖的，一旦中國的發展重心拋棄了廣袤的內陸腹地，資產階級的復辟必然會引發內部分裂。

在毛澤東的這種強調階級鬥爭指導思想之下，廣東也絕不可能成為對外開放前沿。按毛澤東的戰略設計，只有作為運十生產基地的上海會成為沿海地區發展的重點。這是因為這裡有長江口，與內陸的南京、武漢可以貫通，可以成為沿海貿易與大陸體系的交匯點。而且，上海正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陣地，是張春橋等人主政的區域，作為沿海城市的重心，這也便於左派和文革派控制經濟命脈，繼承和發揚新中國的“繼續革命”傳統。

仔細分析毛澤東的發展戰略，這個“大陸廣袤腹地”外加“沿海重點城市”的基本架構和發展布局，其實是有點類似於清朝的乾隆時代。但眾所周知，乾隆主要是在廣州一地全面放開對歐美的貿易，這其實也是為了便於當時的清政府有效控制沿海地區。但毛澤東的戰略設想顯然比乾隆更高明，更全面，也更安全。他既充分考慮了長江的內河航運功能，也考慮了科技因素，此外還有革命教育的密切配合。這就能更穩固地控制上海這個核心港口，能更有效地抵抗海外勢力的和平演變作用。這才能形成可持續的對外開放和發展模式。

但非常遺憾，鄧小平此後的安排，卻徹底否定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路線，也徹底否定了上海在文革中的特殊作用，隨之也否定了海派革命文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先鋒衛士角色。鄧小平是以“改革開放”之名，徹底打亂了毛澤東的諸多重要戰略部署，尤其是處心積慮地廢掉運十項目，不惜大批開除科學家徹底拆除生產線，甚至連圖紙都不保留。

此後，鄧在沿海地區又大搞新版“洋務運動”，這就逐漸造成東亞大陸的發展形勢開始失控。隨着資產階級的全面復辟，尤其是沿海地區的所謂經濟主導地位，再加上香港台灣以及新加坡等海外地區和華人輿論發揮的微妙作用，和平演變不斷加速，域外力量的干預，也就愈演愈烈。這是造成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鄧小平的所謂改革開放時代，事實上早已積重難返。以佩洛西成功訪台為標誌，鄧的時代已經正式落幕。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毛澤東一手確立的新華民族共同體而言，海外華人群體尤其需要深刻地重新解讀新中國的複雜歷史，尤其是要深刻理解毛澤東遺留的新華戰略設想和陸海複合型地緣結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格局，這才是徹底擺脫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和極右翼官僚資產階級復辟道路的正確方向，這也是發展新華民族文化革命高地、實現新中國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