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筆者長期以來的觀察，從海外華人輿論的基本傾向性來看，其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極右翼“單線歷史”敘事傾向。這其實也就是典型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上表述的那套國家理論，什麼五千年文明，所謂現代中國直接源於秦漢的歷史觀。 當然，中國國內在鄧啟動改開時代之後，也是一直使用這套敘事，但實際效果反而不像海外華人那樣，如此深入人心。形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其一，中國國內的絕大多數普通人通常只會關心具體的日常生活，那些教科書上的東西，學術圈的內容是事不關己。至於考試的內容，很多人學過也就過去了，不會真的當回事。 再一個，當初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標之一是要顛覆五千年文明-國家的極右翼歷史敘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歷史遺產，雖然在鄧時代遭到全面否定，但那麼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對人們的觀念仍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對於當時的年輕學生而言，比如破四舊，對所謂五千年封建文明的深刻批判，對古代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不斷揭露，使得當時的公眾更傾向於接受新中國的歷史敘事。而舊中國的形態，國民黨的宣傳，始自秦漢的單線歷史敘事，都是次要的敘事。毛澤東的這種巨大影響力，即使在幾十年後仍然還存在。 但對於海外華人而言，情況就很不一樣，這個群體是以跨國資產階級為骨幹，隨着全球化加速建構出的離岸新移民共同體。從總體上看，海外華人的基本立場，絕對多數，都是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因此，這就出現了一種很奇怪的輿論現象：在海外華人的基本敘事結構中，“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們本身似乎沒有任何合法性。由此，所謂的“中國”國家概念，也就是一個徹底的綿延五千年歷史的文明，非常反常的國家形態。 更具體地解釋，按照這套特殊的歷史觀，在東亞大陸就出現了一個從秦漢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的“五千年天國”，這似乎是一種超越時空的超級國家形態。或者說，起碼是從秦漢到明清，最後再經過清末的解體、中華民國的混戰和國共內戰，再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個前後一致的始終存在的國家形態。 那麼，像這套其實是很反常的歷史敘事，到底是不是事實？從極右翼的角度來看，以國民黨和大漢族主義的主流觀點為代表，尤其是高度集權的官僚資產階級、極右翼民族主義者以及為之搖旗吶喊的知識精英群體，這些人並不會覺得超越時空的五天年天國敘事是反常的國家敘事。然而，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敘事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實質還是被統治者和既得利益群體控制的文化工具。東亞大陸的單線歷史觀，並不是一種天然存在的自然正當形態。 如果我們花點時間仔細研究一下東亞大陸的複雜歷史進程，也就會發現：即使不去考證太過久遠的先秦和漢唐時代的歷史，即使在宋元時代，東亞大陸也早就處於高度多元化的國家形態。處於這種狀態，無論是人口的具體構成形態，還是語言文字的不同標準，包括具體的口語差異，比如遼金、西夏、大理和南宋的長期並存形態，包括南宋內部，相互之間差異都是非常大的。這更不用說內蒙新疆和西藏了。 即使是到了明朝，朱元璋鼓動極右翼民族復興意識，轉向政教合一路線，開始宣揚中華正統理念。但此後明朝的面積始終很有限，內蒙新疆西藏等地也都是長期脫離於明朝的實際控制。只是到了清朝，內蒙新疆西藏才真正被納入管理範圍。但這個時間也並不長，整體上真正歸入清朝的控制，大概不到200年。其中，內蒙與清朝的聯繫更密切，始自皇太極時期。但清軍真正拿下準噶爾盆地和青藏高原，都是到乾隆時期才實現。乾隆之後，清朝內部逐漸腐化，出現戰亂趨勢。隨着清末日趨混亂，1912之後東亞大陸再次陷入內戰局面，新疆和西藏實際上又擺脫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以上僅以新疆西藏為例，它們真正成為現代中國概念的一部分，經濟、文化開始高度融合，這其實是始自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其中，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和英明決策，成功促成了東亞大陸在清末動亂之後的重新統一進程。從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國共談判，到西藏全境和平解放，也就短短五、六年時間，中共就成功地統一了從清末民國陷入戰亂後早就趨於四分五裂的大部分領土。 在這個過程里，毛澤東是核心決策者，他的判斷力和決策水平，是高不可攀。由毛澤東掌舵，短短20多年，中共絕處逢生，成功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體上恢復了清朝康雍乾三代花費134年才締造的龐大疆域，而且促進民族團結，真正形成實際控制。這才是創造奇蹟，所謂“大海航行靠舵手”，絕不是吹捧，而是事實。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海外華人群體對於毛澤東和新中國的普遍否定傾向，也就是一種非理性的極右翼立場。由此導致東亞大陸的歷史敘事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斷層。本來，“中國”這個國家概念，應當是指現在的國家，以實際控制的疆土和當下的具體人民作為最基本的出發點。那麼，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具體的疆域和實際人口自然就代表中國的國家範圍。既然新中國包括新疆、西藏等等廣袤的區域，中國這個國家概念當然要圍繞這個當下的具體領土和具體公民身份及其文化形態而展開。這也是現代憲法合理性的政治基礎。 由於領土的廣袤，文化的多元，資源的豐富，以及人口形態的多彩，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不應當是一個基於單線歷史觀的概念，否則，不但新中國本身必然缺乏合法性，這還會導致新疆和西藏等地，變成不再屬於中國概念的異類。這自然會不斷引發內訌，難以確立共識，導致中國的國家形態極不穩定。長期處於這種異常狀態，由於共同體內部不一致，政治共識本身仍存在嚴重問題，什麼憲政，民主法治，也就根本是無法實現的。 因此，只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中國概念為核心來理解中國這一現代國家概念，破除那種綿延五千年的天國觀念及其反常單線歷史敘事的局限性，這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國家概念的模糊性和矛盾特性。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確實是有遠見卓識，他在新中國建立後“改天換地”，放手發動群眾，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改造以往的陳舊歷史觀，這是實現新中國理想的非常重要的改革步驟。 然而，鄧小平等人此後卻大搞復辟活動，儘管打着“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旗號，但實際操作時，右派官僚集團卻又在文化上大開倒車，否定文化大革命，事實上也是在否定新中國的合法性，轉而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具體國家概念逐漸置換成了基於所謂五千年文明-國家敘事，這是一種基於反常五千年天國觀念的復古國家形態合法性。 作為海外華人，應當儘早意識到現代中國概念的這種高度模糊和複雜特性。由於基於五千年文明-國家敘事的單線歷史觀，必然會存在大量問題，甚至需要通過不斷篡改歷史來實現不可能實現的極右翼國家理論和政治基礎，由此形成的中國人和華人概念，天然地具有局限性，會不斷助推集體造假、集體撒謊的扭曲文化氣氛，這就難免會自相矛盾，甚至是自掘墳墓。這不但在對外時會引發種族和文明的衝突，即使是對內，也經常是相互下套，相互拆台，甚至是相互殘害。 在這種反常的文化氣氛中，中國人群體，尤其是海外華人群體，只有早日讓“中國”概念回歸新中國，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體國家概念和邊界，尊重當下的具體人民構成，以毛澤東的深刻洞見和遠見卓識作為理解現代中國國家形態的最基本的出發點，“中國”這一國家概念才能逐漸正常化。也只有以具體的現代國家概念和當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體人民構成作為政治基礎，與現代國家身份相配套的憲法有效性才有可能實現，“新中國”才會真正具備多元文化特性。 基於多元文化的現代中國概念，會更具包容性，也始終具有自我革命的源動力，由此徹底擺脫“五千年天國意識”和單線歷史觀的束縛，走出極右翼的畸形民族主義陷阱。相反，按照海外華人的極右翼單線歷史敘事和國家起源理論，憲政民主法治事實上無法在高度複雜充斥多元文化的巨大疆域空間內部順利展開。此時高度中央集權的高壓政策難以避免，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無論名義上的馬克思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是名存實亡，無法有效解決官僚集權問題。因此，基於極右翼單線歷史觀的中國國家形態，唯有加強集權，直至在世界範圍內引發更廣泛的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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