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總是引發大量爭議。尤其是在鄧小平1978上台後，長期鼓動右派文人集體造假，大肆篡改歷史，導致關於文革的爭議愈演愈烈。但與此同時，鄧又拒不解密，徹底封殺高層檔案，禁止文革研究，導致相關議題無法透明化公開化。鄧同時一切向錢看，悶聲發大財，一邊搞輿論封鎖一邊又通過海外勢力的宣傳推動反毛反文革輿論。長期持續，就加劇了中國人的認知障礙，導致相關輿論陷入混亂狀態。

那麼這篇文章的緣起，是因為讀到景凱旋寫的文章，“人民為什麼支持希特勒？”。此文是採用了春秋筆法，有意誤導讀者，實際上嚴重歪曲納粹德國的歷史，並在暗中諷刺毛澤東是希特勒，這次就談談這個問題。其實這本來不應該是個問題，毛澤東怎麼會跟希特勒拿到一起相提並論？但因為華人媒體上這樣的荒謬論調實在太多，不但在海外成災，在中國國內也是經常有不少人，含沙射影地把毛澤東和斯大林、希特勒拿到一起說事。因此，對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仔細探討一下。

首先，我們要明確，希特勒的現象，與法西斯主義政體是直接掛鈎的。那麼，很多人始終搞不清楚，到底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政體？由於這些人缺乏常識，搞不清楚基本概念，就把毛澤東和斯大林，與希特勒並列到一起去了。但實際上，如果給個最簡單的概括，法西斯主義政體，也就是一種資產階級專政，而且它是被資產階級壟斷控制的極端專政模式。

從這個角度就能分析出來，儘管蘇聯和1949後的新中國都採用了無產階級專政模式，但這種專政政體，並不是資產階級專政模式。資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少數右派精英形成權力集團，搞壟斷對大眾搞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是相反的，它是工人階級形成權力聯盟對少數右派集團搞專政。由此可見，蘇聯和毛時代的中國，都不可能存在法西斯主義政體。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根本不可能產生希特勒式的領導人。形式上，無產階級專政的領袖也會高度集權，比如斯大林和毛澤東，但他們的權力並不是為資產階級專政服務的。即使在赫魯曉夫上台否定斯大林之後，中蘇兩黨關繫緊張，最終破裂，毛澤東曾激烈批判蘇共的修正主義傾向，認為修正主義分子上台導致蘇共走向了社會法西斯主義路線。但回顧當時蘇共的性質，所作所為，還只是嚴重官僚化的無產階級政體，當時資產階級還沒有全面復辟，與納粹德國的狀態也有很大差別。

然而，由於美國的媒體輿論控制世界，影響廣泛，且一貫反共，這就不斷製造出很多虛假信息，無限放大蘇聯和新中國內部的各種問題，進而用極其誇張的數字，與希特勒的暴行相提並論。這實際上並不客觀，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內部都存在各種問題，但事實上與納粹德國，尤其是與希特勒對外發動戰爭的殘暴決策，沒有可比性。

而且，對於法西斯主義政體的資產階級專政本質，毛澤東本人早就反覆明確談過，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很清楚的。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中國如果走修正主義路線，搞資本主義，必然會導致資產階級全面復辟，形成最壞的資本主義，中共甚至會因此變成法西斯政黨，這最後就會走向法西斯政體。

根據毛澤東的這種理論和分析，我們可以簡要對比一下中國和德國的兩種不同的歷史進程。那麼納粹德國的悲劇到底是怎麼造成的呢？它最初的進程是由魏瑪德國的民族主義左派主導，廣泛的社會力量，發動群眾，通過議會選舉，成功地形成了新的政治勢力。但關鍵問題在於，希特勒上台之後，就逐漸與上層權力集團的右翼勢力聯手，開始全面鎮壓左派，此後德國的法西斯政體，就是這麼搞出來的。

再看看中國的情況，中國與德國不一樣，並沒有魏瑪德國的議會選舉。而1949年締造的新中國政體，又是無產階級專政，且內部存在嚴重分歧。但實際上中國也有與德國類似的一面。本來，1949年，是左派勢力成功地打垮了右派勢力，毛澤東成功締造出新中國。這不是像魏瑪德國那樣是通過和平選舉，而是通過軍事手段。但後來的歷史進程表明，中共內部有嚴重問題，相當一大批右派官僚，潛伏在中共內部，這些人事實上都支持國民黨的路線，逐漸從內部搞顛覆。

而毛澤東是堅決反對右派搞復辟的路線，這就形成了激烈的內鬥。但1971年，林彪墜機是轉折點，此後，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受到沉重打擊，導致文革失敗。而文革的失敗，最後又造成鄧小平上台。我們需要注意到一點：鄧小平上台，倒是與希特勒的上台非常類似。鄧最早時，是在1949年之前的建國進程里，打着左派的旗號，雖然那時鄧並不突出，事實上也沒發揮多大作用，甚至是可有可無的角色。但在鄧小平成功打倒高崗並進入最高層之後，就開始與右派聯手，不斷鎮壓左派。這個狀態，就非常類似於希特勒在魏瑪德國通過大選上台之後，開始與右派聯手，鎮壓無產階級政黨。

一旦處於這樣的極右翼路線之下，法西斯主義理念很自然地就會浮出水面。當然，中國的情況與納粹德國也有區別。在1978鄧再次上台之後，由於毛澤東威望仍然很高，鄧缺乏威望，無法徹底否定毛。當時，除了林彪四人幫等殘餘勢力被一網打盡，中共黨內仍然存在相當數量的左派。此後，鄧陳又不得不聯手發動多次運動，搞大清洗，比如把三種人剔除出黨，在全國範圍清除了幾百萬的左派分子。

我們還需要注意到，在鄧小平上台控制權力，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之後，中國內部殘留的左派，基本上都變成了鼓吹民族復興路線的左派，這與毛澤東時代完全不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圖之一，是要徹底顛覆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右派集團不斷煽動鼓吹的民族復興路線。所以，毛澤東時代的左派沒有人鼓吹民族復興。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鼓吹民族復興路線的左派，必然是假左派。

從這個角度來看，鄧上台後，中國內部能夠殘存的左派群體，大都變成了假左派。這也是很明顯的，實際上，民族復興概念，本身也是當年納粹德國極力宣揚的極右翼概念，又被蔣介石引進採納。只有假定此前存在着一個極其燦爛輝煌的官僚資產階級式的霸權，帝國，超級文明，這才會有復興的必要。那從邏輯上講，也就只有官僚資產階級群體，能真正代表民族復興。因此，鼓吹民族復興路線，那就必然要以官僚-資產階級的全民代表性為中心來發展生產力，復辟官僚-資產階級控制的帝國霸權，那麼無產階級政權怎麼可能復興？向哪裡復興？這種反常狀態，當然不可能是毛澤東時代的左派主張。

進一步對照德國的情況來分析，法西斯主義，它本質上不講平等，而是通過鼓吹民族復興，優勝劣汰，來激發德國內部的團結，利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快速提升私有制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力。希特勒在短時間內就解決了德國的就業問題，也給工人一部分福利，但代價是希特勒大肆鎮壓無產階級政黨，而且希特勒的政策是基於大日耳曼民族意識，雅利安人至上，大肆排外，對非日耳曼人，尤其是針對猶太人，是搞殘酷鬥爭的。而這也正是德共、社民黨以及原納粹黨內部的左派所反對的路線。德國左派的路線，更強調社會主義革命，更重視德國的無產階級，認為德國應當與蘇聯合作，反對盲目發動戰爭。然而，德國的大資產階級，殘餘的貴族勢力，都要求鎮壓左派，鎮壓無產階級革命力量，他們要爭奪生存空間，不惜對外發動戰爭，最後乾脆要吃掉蘇聯。

因此，當時希特勒絕不是孤立的，他的獨裁地位之所以可能，背是有強大的資產階級力量來支撐。實際上，希特勒上台之初，作為平民領袖，他缺乏深厚的政治背景，權力很不穩固。因而，希特勒迅速倒向資產階級和貴族勢力，尋求上層社會支持。而德國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勢力面對洶湧澎湃的群眾暗流，為鎮壓無產階級，就支持希特勒這類民族主義領袖強人，這才能不斷清洗無產階級，比如鎮壓德共，在納粹黨內部也清除衝鋒隊的影響力。這一切都是為了滿足官僚資產階級的權力意志，實現資產階級專政模式，而絕不是像毛澤東那樣，要讓無產階級翻身做主人。

這時，再對比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也就很清楚了。毛澤東與希特勒完全是兩碼事，毛髮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絕不是簡單地要實現個人獨裁。希特勒早期是利用群眾的影響力，成功上台。但在上台後，希特勒就不講階級鬥爭了，這時他開始講階級調和，反過來鎮壓無產階級。而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自始至終都在強調階級鬥爭，幾乎從來沒有妥協過，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尤其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真正是要塑造出一個新社會，這不是搞對外擴張，而是由內而外的自我革命，徹底解決資本主義的現代危機，這與希特勒沒有可比性。

對資本主義的不同態度，足以揭示毛澤東和希特勒的根本區別。在本質上，希特勒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有問題，他只是認為那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國，擋住了德國前進的路。所以德國要謀求民族復興，要取代法國和英美，自己做霸主。但這種思維方式，基本邏輯，與英美其實高度一致，並沒有多大區別。尤其是當德國本質上還是一個後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它的資產階級的道德底線，比英美的資產階級更低，這就很自然地滑進了法西斯主義陷阱。

綜上所述，毛澤東與希特勒，無論在哪方面，都沒有可比性。由於現在情況很反常，主要是美國媒體控制世界輿論，而美國的輿論基調陷入異常狀態，尤其是海外華人輿論，使勁吹捧鄧搞改開的業績，所以，很多歷史人物，重大事件的記錄，比如毛澤東，文革，九一三，四人幫，相關真相都出不來，被美國煽動的輿論敘事徹底壓制。但仔細分析毛澤東的整個人生歷程，就會發現：毛澤東的頭腦中充斥的觀念不是什麼皇帝的思維，更不是希特勒那種為最高權力不擇手段的獨裁思路。

事實是，毛澤東選擇接班人，再三反覆，不肯放棄手中權力，這是沒辦法的選擇。這一現象不是源於毛澤東貪戀手中的權力。深層根源是在於中共早期挫折連連，自身實力較弱，推翻國民黨很困難。出於這種狀態，為儘快成功建國，不得不大搞統一戰線，由此導致中共黨內始終存在嚴重隱患，潛伏了資產階級復辟問題。此後，事實也證明毛澤東的判斷非常準確，在他的指導下，解放戰爭的進展出乎意料的順利，短短3年，國民黨全面潰敗。

因此，在1949年成功締造新中國後，中共內部實際上有嚴重分歧，意見不合，黨內鬥爭不斷。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為了鞏固國家統一，避免中共黨內的國民黨復辟勢力上台，這就不可能效仿華盛頓儘早退休，而只能鞏固自己的權力，甚至在年事已高的情況下又不得不最終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其實是反映出毛澤東的無奈之舉。不如此，新中國維持不了，恐怕很快就會像蘇聯一樣解體，甚至重新引發內戰。

在毛澤東看來，中共黨內實際上是存在着兩股對立的勢力。一幫人，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以劉周鄧陳等人，官僚集團，為代表，這幫人實際上是要否定中共1949年的建國業績，轉而鼓吹中華民國，把中國解釋成有五千年歷史的國家概念，這實際上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類似於國民黨，按照這條復辟路線走下去，毛澤東，中共，新中國，本質上就都沒有合法性。

而另一幫人，毛澤東的支持者，比如高崗饒漱石，林彪，四人幫，則是針鋒相對。他們認為毛澤東1949年締造新中國，這是最重要的歷史節點。因此，作為開國者，毛澤東最重要，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才真正代表中國概念。相比之下，國民黨，右派集團，他們宣揚的所謂五千年的中國概念，就是次要的甚至是虛假的概念，並不那麼重要。

雖然這兩條對立的路線，在形式上，都是打着中共的旗號，都在宣揚馬克思主義，鼓吹毛澤東思想，高喊毛主席萬歲，也宣講1949的“建國偉業”，但實質上卻是嚴重對立的，甚至是水火不容。深刻理解這一點，我們才能深刻理解毛澤東為什麼始終沒法放棄手中的權力，為什麼必須發動文化大革命，推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念。

我們也可以參照土耳其的案例，兩者對照，情況也就很清楚了。土耳其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它的合法性，其實是與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直接聯繫在一起的。而此前的歷史，無論是奧斯曼帝國，突厥文化，還是東羅馬，君士坦丁堡的正統，或者伊斯蘭，哈里發國家的傳統，都不能等同於今天的土耳其。在這種狀況下，否定凱末爾，也就必然會否定土耳其。

那麼，毛澤東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他遇到的阻力，明顯比凱末爾更大。所以，毛澤東在面臨右派復辟勢力的巨大壓力之後，不得不發動文革，但最後又因九一三事件，而功虧一簣。這最終導致鄧小平上台，此後，造成現代中國形成了一種反常形態，它在本質上還不是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形態。

現代國家的本質是什麼？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概念，形態，必須是基於現有的領土，人民，以及風俗，語言文化，而不是簡單地把當下的國家概念歸結為幾千年前的國家概念。但新中國在1949之後，難以有效推進與實際領土和具體人民構成相適配的現代國家進程。包括毛澤東力推的破四舊，移風易俗，文化革命，文字改革，此後隨着鄧上台，大都半途而廢。這種狀態與土耳其很不一樣。

參照土耳其的情況，凱末爾成功地推動土耳其全方位的社會改革，尤其是全新的語言文字，社會風俗，歷史敘事和文化定位，這才真正確立了現代的土耳其國家形態。但毛澤東是因為中共黨內存在強大的官僚資產階級復辟勢力，很多改革都沒像毛最初設計的那樣，如期實現，最終沒能像凱末爾那樣，取得徹底的成功。土耳其能夠真正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概念，但新中國仍然存在合法性的問題，尤其在美國推動的歷史敘事框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缺乏合法性。

因此，毛澤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才不斷談及中共黨內的復辟跡象，甚至還公開對美國記者坦誠，自己“沒能改變中國，只是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坦言右派已經復辟，而且對江青發預警，稱自己死後會發生什麼，只有天知道，搞不好要血雨腥風。毛還專門寫了一首詞，獻給周恩來，實際上是暗示周應當為右派的成功復辟承擔責任。

在鄧小平上台之後，尤其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開始大搞復辟，鼓吹民族復興路線，這實際上是形成了一種基於五千年天國敘事的畸形國家概念和反常形態。因此，我們要從現代中國的整個複雜歷史進程中，去深刻理解毛澤東的重要思考和遠見卓識。說毛澤東是希特勒，這顯然是不着邊際的判斷。

而且，與土耳其的情況不同，由於中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地理和政治環境超級複雜，毛澤東在成功締造新中國之後，遇到的各種困難，也遠大於凱末爾。最後，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不太精確地做一個比喻：毛澤東其實是相當於一個超級版的凱末爾，但由於中國的規模太大，相當於十幾個土耳其，因此，儘管毛澤東能力超群，最後也沒能像凱末爾一樣，取得徹底的成功。

這雖是一種遺憾，但也是一種最高讚譽，因為毛澤東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地全面發動數量最為廣泛的無產階級群體，推進繼續革命理念，促成人類的普遍覺醒，這種改天換地的壯舉，仍足以代表現代世界的最高燈塔。雖然毛澤東的革命事業最終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他的業績仍然是空前絕後，無法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