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支持资产阶级右派不断散布各种虚假信息，无论是中国大陆地区，还是在海外华人群体，诋毁毛泽东的话题总会不断形成热潮。这次展开问题，详细谈一谈相关争论的最核心议题。

关于毛泽东和他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核心的争议，议题，到底是什么？这其实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世界资产阶级霸权，一直在东亚大陆扶持右派复辟，推动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集体造假活动。这种活动实际上是长期延续的，迄今维持了近二百年。

当然，如果要追根溯源，最早期其实主要是英国在推动和平演变，并在华南沿海，主要是广东广西，成功带动了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运动。众所周知，“拜上帝教”源于基督教但教义遭到篡改，实际上是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搞出的变种邪教，此后又发动农民搞出政教合一的“天国”政权，引发大规模内战。而到后边，是进入二十世纪，美国才逐渐代替英国，发挥的作用凸显。到二战过后，美国对资产阶级集体造假舆论的激励作用成为主导。

其中，东亚大陆的资产阶级群体编造了大量虚假叙事，可谓数量众多，足以颠覆人类常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造假叙事，也就是辛亥革命的神话。关于这个神话，吉歌就认为：

“须知，辛亥革命的伟大，不在于它是一次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而在于它是对封建帝制的历史性否定，是五千年以来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前者可能存在道路之争，是怎样建设一个社会的问题，而后者是推翻一个社会，是绝大多数人已有和应有的共识。 ”

“人们必须清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帝制，正在于严重缺乏制约的帝制是腐败的根源。而神权统治更比君权统治黑暗，它会把国家搞贫穷，虽然更加腐败和但寿命更加持久。中华民族必须讲大是大非，在大方向上不能迷失。那些书写劝进之文的，和过去袁世凯时代一样，都是出卖了政治灵魂。”

以上述论述为例，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是把辛亥神话拔高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但这里有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即使是从以往基于资产阶级立场的学说出发，帝制，到底是不是像吉歌所说的那么一无是处？

这个答案，显然不是吉歌宣扬的那么简单。即使在二十一世纪都过去了四分之一的新时代，全世界不少国家仍然保留帝制和君主。比如英国，日本，还有一些原英联邦成员国，以及欧洲的很多国家，中东国家，也都保留帝制和王室。从这一现状来分析，帝制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并非必然冲突，更不是水火不容。不少国家都表明，通过君主立宪，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那么，吉歌认定帝制和君主一定是邪恶的，使劲宣扬辛亥至上的神话，这本身就违背了他一直在鼓吹的资产阶级至上的制度设计理念。

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的真实历史进程，到底是怎样的？很多人一直都在宣扬，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统治，终结了帝制，是东亚大陆历史上的先河，代表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

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根据详细的历史记录，辛亥革命发生后，以四川和湖北为代表，清朝的多个省份都出现了兵变和分离主义势力，随后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作为清朝最主要的新军缔造者，以往又多次担任过高级官僚职务，他有特殊威望，且掌控清军的精锐力量。因此，清政府让袁世凯再次出山，多方斡旋，最终说服双方，进行南北调和。最后清廷才终于发布公告，清帝逊位，把权力和平移交给基于共和理念的中华民国，重组政府。

这是辛亥革命后大致的过程。然而，此后移交权力并不成功，因为袁世凯的威望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多个省份都出现了分离主义势力，袁世凯以往缺乏在南方执政的经历，虽然他有军事实力，在军队中有威望，但并不能直接统合南方各省。这时，孙中山黄兴等人，实际上是代表海外资产阶级势力，名义上借多省兵变和独立运动，返回东亚大陆进行政治动员，但孙中山主要是精神领袖，靠海外集资，大多进行政治理念和口号传播，缺乏实际政治权力和本土动员能力，更不用说动用军队的能力。

在这种反常状态下，袁世凯与孙中山等人的矛盾逐渐激化。从清帝逊位的全过程来看，袁世凯其实是辛亥神话的核心人物，他也最有实力，成功调和多方分歧，促成南北和解，理应担任大总统职务，这有利于稳定新创立的民国。然而，孙中山在南方的威望最高，返回广东后，被推举为革命党尊奉的大总统。但身在广州的孙中山作为精神领袖，缺乏实际统治能力，最后还是不得不让位，把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让给北京的袁世凯。

此后权力移交过程又充满混乱，比如孙中山并不愿意交权，迫不得已让位之前，干脆就修改宪法，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而且，此时宋教仁又快速崛起，改组革命党，缔造出国民党。宋教仁实际上取代了孙中山的党内地位，期待与袁世凯合作，加上黎元洪的角色，开启新一轮南北调和进程。

正是在这个过程里，袁世凯正式任命宋教仁为总理，让宋北上就职。但宋教仁启程时突然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开枪暗杀。与后来的很多悬案类似，宋教仁遇刺一案，迄今仍是悬案。中国的官方教科书声称，是袁世凯安排刺客暗杀宋教仁。但近年来有很多新证据涌现，种种迹象表明，宋教仁被暗杀与袁世凯无关，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有严重分歧。宪政内阁的方案，南北合作的趋势，导致宋教仁成为真正的“国民党之父”，宋教仁与袁世凯的合作还必然会强化宋教仁的重要政治地位和历史角色。此时，尤其是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都不愿看到宋教仁与袁世凯合作，这会彻底取代原有的国民党党内元老领袖地位，削弱强硬派的影响力。

从宋教仁本人遇刺后的遗言来看，他对袁世凯毫不怀疑，根本就不认为是袁要暗杀自己。而且，当时的上海，是典型的南方革命党控制区，袁世凯无法有效控制南方地区，怎么可能自己发通知让宋教仁北上就任总理，接下来又安排上海本地刺客在陈其美负责的国民党戒备森严的上海火车站成功刺杀宋教仁？事后，刺客武士英被迅速抓捕，却没来得及详细审问，很快就被毒杀，死在了陈其美所辖部队的监狱里。这些迹象都足以表明，国民党内部精心策划了这次暗杀，以便阻止宋教仁与袁世凯合作。

从上述分析，我们就能看出来：以往关于辛亥神话的历史叙事，长期充斥大量集体造假内容，严重美化了这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辛亥革命要推翻过去清朝基于贵族政治的反动统治，有其积极性和正面意义，但是，由于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局限性，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是小资产阶级，而主要领袖的影响力，更是源于海外势力的支持，这就有严重的理论局限性和实践缺陷。因此，辛亥革命事实上是事倍功半，甚至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而在当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加等国，都在针对华人大搞种族主义排外理念。实际上，“排华”的种族斗争也就是翻版的阶级斗争，所谓“排华”，其实是彻底排斥华人劳工群体，驱赶无产阶级。相反，像容闳，宋美龄，胡适，这些人是不受影响的。处于资产阶级地位的华人群体，有钱有势，才会通行无阻，能够留在美加等海外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和革命党的资金来源，执政理念，主要都是源于海外的资产阶级力量，这必然严重脱离东亚大陆的实际情况。因此，辛亥革命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成功，它只是宣扬一些很好听的资产阶级政治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比如在清朝垮台后，针对袁世凯，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破坏性工作，包括针对宋教仁，国民党内部也不择手段，策划暗杀活动，并且右派集体造假，长期掩盖真相。新兴资产阶级的这种行为和劣迹，最后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彻底搞垮了清帝逊位后东亚大陆的短暂和解局面。

由此可见，所谓辛亥神话，本质是由海外资产阶级和干涉势力一手操控的理论虚构。在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华民国陷入内讧和内战，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局面，导致帝制复辟。我们应该看到，1912年清帝逊位，移交权力的契约，其实是有条件的，这是为实现南北调和，确保清帝国改变国体平稳走向共和。而且理论上清帝逊位后只是把权力移交给中华民国的共和制政府，尊严和待遇是不变的。但此后海外势力的干涉，造成东亚大陆基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理念的政治架构迅速垮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帝制的复辟有必然性。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溥仪，都想用帝制方式来重新确立权威，避免内讧和内战的乱相。

比较客观的描述，辛亥革命后的实际情况，是不断内讧，内战，长期四分五裂，并不存在什么统一国家，更没有终结帝制。因此，所谓辛亥神话，终结帝制，缔造国家，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右派虚构的神话，走资派群体变相搞各种复辟活动，伪造历史。而辛亥革命引发的这种乱相，只能是源于这场革命的深层理念早就存在问题。它其实是基于海外的资产阶级干涉力量，虽然反对清朝的统治，但拿不出具体可行的本土建设方案。相反，海外势力还不断煽动本土的各种独立和分裂势力，不断引发内讧和内战，到最后，不但无法走向共和，反而走向了共和的反面。到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干脆血腥镇压左翼，鼓动民族复兴路线，搞出极右翼法西斯独裁模式，还诱发了太平洋战争。

如果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所谓辛亥神话，和资产阶级舆论高度美化太平天国的神话是高度相似的。事实上，孙中山确实也一度自称是“洪秀全第二”，只是到了晚年，孙才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海外势力不可靠，开始联俄联共，这时他有意抛弃类似于太平天国的新版辛亥天国神话。但很遗憾，此时孙中山已时日无多，而且以往依靠海外资产阶级的路径依赖作用，也过于沉重，这就造成问题积重难返。孙中山去世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辛亥神话，因而必然失败。

辛亥革命留下的最大教训，并不是东亚大陆不应当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有其内在固有的局限性，因而不可能真正推动深层的社会革命。事实上，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过程来分析，资产阶级也的确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资产阶级本身正是现代世界的邪恶源头。

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正是孙中山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之后所发出的呼声，即要求资产阶级的同志们“继续革命”，然而，这显然也只能流于形式和口号，根本就做不到。因为国民党，官僚群体和资产阶级右派，各种代理人，都不可能“继续革命”。真正能够把“继续革命”理念系统化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能够实现的目标，而只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实现。这一目标也正是通过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才最终得以实现。

那么，相比之下，中共为何能走向成功？这当然是因为毛泽东的特殊作用，而以吉歌为代表的右派始终都在自欺欺人，不愿正视毛泽东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这是一位真正由东亚大陆本土产生的伟大革命领袖，他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高瞻远瞩，又随机应变，他博览群书，又非常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无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尽管中共早期也曾有过多位留苏派，留洋派，但真正学贯中西穿越古今的领导人，也只有这么一位，这就是目光异常深邃的毛泽东。有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人民领袖，才是东亚大陆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走向胜利的真正源泉。

但以美国和西方为代表的海外势力，显然不愿看到东亚大陆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美台势力，资产阶级的跨国联盟，海外干涉力量，这就一以贯之，持续性地，几十年如一日，对东亚大陆进行各种洗脑宣传活动。右派，举着红旗的假左派，各种资产阶级文人，也包括走资派群体，基本的策略，是不断地颠倒黑白，使劲美化辛亥叙事，制造出新版天国神话。同时，极尽所能，妖魔化毛泽东，或只在名义上肯定毛泽东但彻底否定文革，用民族复兴理论歪曲毛泽东的观点。

根据这种海外资产阶级一手制造的畸形辛亥神话，无产阶级政党自然是没有合法性的，社会主义是错误方向，1949缔造新中国完全是个错误，而毛泽东不但根本不是什么国父，还是个魔头，大独裁者，因而一无是处，遍地制造灾难。因此，由辛亥神话开头，叠加海外资产阶级的超强和平演变效应，事实上在东亚大陆引出了一种新版的天国邪教运动，不断大量制造出反常又反事实的天国邪教信徒。

这种新版天国邪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1949年缔造出的具体国家，政治共同体，并不能代表东亚大陆的政治合法性。相反，所谓辛亥神话，海外资产阶级势力，他们制造出的复古国家理念，其实也就是基于作为阶级斗争变形版本的种族主义理念的所谓五千年天国，超历史的共同体，才能代表东亚大陆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在本质上，任何东亚大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尤其是毛泽东，都无法具有政治权威，而任何当下的本土政权，无论是基于何种政治理念，只要这个政权不原意臣服于海外资产阶级干涉势力，也就必然非法，譬如袁世凯，即使袁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这类左翼政治理念，而且还要复辟帝制，但这并不能满足海外资产阶级的政治主权要求。因此，无论这些人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都必然无法代表由辛亥神话塑造出的政治传统，因而不可能是所谓五千年天国神话的继承者，更不可能代表跨国资产阶级虚构的超历史共同体权威。

在美国的和平演变作用下，长期处于这种反常状态，由辛亥神话引出的畸形政治理念，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非常类似于犹太教的复国主义情调。但东亚大陆的这种天国观念与犹太人复国身份也有所不同。由于犹太教极具排他特性，犹太人因而只能是一个小众群体，以色列更是弹丸之地，这就不可能鼓吹无比庞大的地上天国形象。

相反，由辛亥神话引出的五千年天国神话，最终围绕海外华人、跨国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了一种具有政教合一特征的极度反常的强大教派。它实际上是由海外的资产阶级势力长期制造洗脑舆论，尤其是在美台资产阶级势力的长期鼓动和教唆之下，最终随着走资派群体的复辟活动，大范围地反复对无产阶级进行洗脑，逐渐影响和控制了东亚大陆庞大本土居民的常识和潜意识认知，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反常现代国家观念。

这种新版“天国”观念，等于是由辛亥神话引发出基于变种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复兴路线，谋求一个鼓吹政教合一理念的虚构五千年政治共同体。在其中，资产阶级可以不断地运用各种舆论工具，编造意识形态叙事，把任何当下的政权都转化为必须受海外资产阶级舆论控制的“离岸”臣服状态。无论控制舆论的官僚资产阶级群体最终是把当下国家的合法性追溯到炎黄孔孟，还是秦皇汉武，任何当下的本土政权，当下的本土领导人，当下的本土国家缔造者，包括当下的具体人民，都只能是作为上述本质上其实是由海外资产阶级势力主导的五千年天国神话的注脚而存在。

一旦陷入这种反常情况，五千年天国观念本身的路径依赖，资产阶级舆论的集体造假属性，必然导致东亚大陆的整体国家形态和政体设计陷入僵局，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都不再可能。东亚大陆的新兴资产阶级势力因而进一步误导整个共同体，进入一种畸形的新保守派极右翼文化死胡同。一方面，东亚大陆的新兴资产阶级群体使劲宣扬源于海外干涉势力的“自由”和“民主”神话，宣扬“改革开放”，宣扬这个最伟大的国家应当有最伟大的开国者，正如美式“华盛顿”，暗示孙中山是最伟大的国父。

但与此同时，跨国资产阶级舆论为控制无产阶级并颠覆本土政权，又在使劲鼓吹基于五千年天国共同体的最高教派理念。这事实上又是政教合一，秦皇汉武孔孟炎黄高于一切，任何划时代的国父因而都不再可能成其为国父。五千年天国教派的最终效果，是自相矛盾。自辛亥神话之后，东亚大陆等于是形成了一种资产阶级右派不断热衷于用集体造假的方式来捍卫的畸形共同体及其教派理念，这正是类似于一种五千年天国邪教的资产阶级异化政治路线。

然而，毛泽东非常深刻地认知到了辛亥神话的这种局限性，同时，他显然也早就看到了资产阶级不断煽动的“五千年天国邪教”的惊人破坏力。虽然限于各种历史因素，早期的毛泽东为了团结，有效地组建更广泛的革命团队和统一战线，也不得不一度依附于这种辛亥神话和天国教派理念，这才能拥有足够支持者形成后来的革命浪潮，但无论如何，在洞悉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叙事游戏和右派知识分子代理人群体的集体造假本质之后，毛泽东最后终于决定放手一搏，这才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辛亥神话的内在逻辑和此后的历史进程来分析，东亚大陆要实现正常的政治共同体，形成具有内在合理性的政权，就必须杜绝海外资产阶级势力的干涉和“五千年天国邪教”的强大破坏作用，尤其是要彻底摆脱辛亥神话促成的由资产阶级主导的集体造假文化。但这种畸形造假文化，其实也正是美国长期推动和平演变的产物，自由主义长期包容以海外华人资产阶级为中心的特殊“上帝选民”及其政教合一的天国教派，所谓的右派知识精英群体，借此长期鼓吹五千年天国邪教路线，以此作为中国叙事的正统形象。

从这个角度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错。很显然，只有文革，才能真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面改造大范围陷入集体堕落状态的右派知识分子群体，彻底击垮这种新兴资产阶级群体内在固有的集体造假文化，由此避免海外势力操纵东亚大陆的政治进程，促使东亚大陆早日摆脱辛亥神话和五千年天国邪教路线。事实上，也只有通过文革，才能真正促成新中国的政体走向共和，以无产阶级的普遍人类觉醒为中心，真正形成东亚大陆的民主政治传统，孕育出新华民族内在固有的全新美德。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的神话，尤其是五千年天国教派观念，其实是把东亚大陆引向政治死胡同和制度歧途的变种邪教路线。相反，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代表了东亚大陆前所未有的划时代政治觉悟和觉醒时刻。相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和普遍堕落的知识分子群体，官僚专家和知识精英欲盖弥彰的权力垄断叙事和集体造假游戏，毛泽东的深刻思考，确实是“一句顶一万句”。事实上，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堪称现代世界的思想最高峰，新中国的文化革命理想和伟大成就，更是代表着现代人类文明的最后希望。

总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思考，尤其是，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无产阶级代理人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名存实亡，这也就更不会有什么新中国。因此，鼓吹辛亥神话，否定毛泽东的思考，不但无法拯救中国，反而适得其反，注定会把现代世界推向由美国和资产阶级霸权意识引导的极右翼法西斯路线。辛亥神话和五千年天国邪教的最终结局，不是什么改革开放，更不是民主法治，那只会是最普遍的人性败坏和道德堕落，甚至难以避免地会隐含现代人类文明的自我毁灭。